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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2620 reads) 时间: 2010-5-27 周四, 11:20

作者：芦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芦笛

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1917年12月，罢工在彼得格勒的印刷厂爆发，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有象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1]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所谓“流氓”（亦即罢工工人）：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的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视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犯罪。” [2]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制定了对“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种惩罚措施：将其投入监牢；令他们去扫厕所；在他们刑满被释后发给“黄卡”，以便所有的人都将其作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监视；从每十个闲人中抽出一个来当场枪决；可改正的则交保释放。这些措施中，最结棍的还是对闲人逢十毙一，而这种野蛮规定居然也就收在《列宁全集》中，用以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审判，予以无情惩罚。”[3] 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耶诞节和新年前准备好。[4]

1918年8月8日，列宁在党内通信中强调以大规模的恐怖“恢复革命秩序 ”：

“我们必须采取根本行动：大规模搜查，枪毙拥有武器的人，大量除去孟什维克和不可靠的人，撤换仓库的卫兵，代之以可靠的人。”[5]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6]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

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

你的，

列宁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7]

珍贵革命文物：列宁手书的电文原稿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 [8]

本人的翻译水准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施虐狂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

早在纳粹出世之前，布党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而伊里奇乃是最热心的提倡者，并作了雄辩论证：

“将几十个或几百个煽动者（不管他们是罪犯还是无辜，是有意还是无意）投入监牢好些，还是损失几千名红军战士和工人好些？我绝对明确地认为，第一种更好。让我被指控为犯了死罪和践踏了自由吧——我承认有罪，但工人将因此获益。” [9]

所以，只要以工人阶级利益的名义，便可滥杀无辜。列宁生怕他的同志不明白这点，多次谆谆告诫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选举无关的无限暴力：

“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力量的权力。” [10]

“……苏维埃正是由这种专政（亦即一个不是基于法律而是直接建立在武装群众的力量上的权力）构成。” [11]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指明了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以及称为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权力，亦即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 [12]

“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无限权力。在内战中，任何胜利的权力只能是专政。” [13]

这些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14] 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伊里奇的教导为同志们牢记在心，捷尓任斯基也力主抓捕人质：

“最有效的措施——根据你给出的名单，在资产阶级中抓捕人质以补偿资产阶级造成的损失……。逮捕所有的人质以及嫌疑人，并将其关押在集中营中。” [15]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16]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托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17] 他把列宁提出的“十个闲人中挑出一个来枪毙”的惩罚措施用于管理军队，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样：

“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8]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来作了治疗。“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1918》提供的官方版本与真实经过也差不多。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19] 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20]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列宁伤势未愈便下令：“必须秘密和紧急地准备恐怖。”[21] 据此，1918年8月 31日，《真理报》庄严宣告：

“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22]

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报》（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23]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24]

9月3日, 捷尓任斯基在《消息报》上号召：

“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粉碎反革命妖魔！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任何携带枪支的人被抓到都将被就地枪决，任何胆敢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谣言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投入集中营！” [25]

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26]

这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 [27]

布党当时贴出的传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

9月5日，苏俄政府三位高官联衔下令实行红色恐怖，命令全文如下：

“经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建议

决定

1918年9月5日

关于红色恐怖

人民委员会在听取了‘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28] 主席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手段确保后方至为必要；必须派出尽可能多的党内同志去加强‘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以确保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阶级敌人关进集中营，枪毙一切与白色组织有联系和密谋暴乱的人；必须公布所有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的理由。

司法人民委员
Д•库尔斯基
内务人民委员
Г•别特洛夫斯基
人民委员会执行长
В•伯恩其-布鲁耶维奇” [29]

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并下达了《关于人质的命令》：

“立即逮捕各地苏维埃已知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抓为人质。若对方显示最轻微的抵抗意图时，则应枪毙所有的人。各地执行委员会应在这方面发挥特殊的主动精神。公安部门和紧急委员会应采取一切措施查清和逮捕所有嫌犯，并无条件处决一切参与反革命与白卫军活动的人。……在大规模实施恐怖时决不能有最轻微、最轻微的犹豫！” [30]

《契卡周报》为下级机关给出了执行枪决和监禁的指导方针：

“一、枪决适用范围：

1、列在为契卡批准的特殊名单上的全部前宪兵军官。
2、搜索结果提示有可疑活动的一切宪兵和警察官员。
3、一切没有许可证而拥有武器者，情有可原者例外（例如苏维埃革命党或劳动组织的成员）。
4、一切有参加反革命活动嫌疑的持有假证件的人。若案件难以决定，应报契卡作最后审查。
5、出于犯罪目的与苏维埃俄国境内与境外的俄国和外国的反革命及其组织来往。
6、一切中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成员（注：活动成员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城市与地区的管理机构成员，武装民兵成员，以及为党执行联络通讯任务，执行任何命令的战斗组，在各个别组织之间执行任务的人，等等）。
7、一切反革命党派的活动成员（宪政民主党、十月党，等等）。
8、死刑案件必须有俄国共产党参与讨论。
9、只要三个委员一致同意，枪决即可执行。
10、若俄国共产党委员会代表提出要求，或俄国契卡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必须上报全俄契卡决定。

二、逮捕后囚禁于集中营：

11、一切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而又未被处死的人。
12、档案可疑，而又没有确定职业的所有前军官。
13、所有的资本家与地主反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14、所有的前爱国和反动组织成员。
15、全体（无一例外）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右翼人民社会主义党人，宪政民主党人和其他反革命。至于社会革命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他们签署声明谴责其中央机构的恐怖主义政策，对英法军队的观点以及与英法帝国主义达成的一般协议之后，可以缩短关押期限。
16、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党员，根据第六段脚注中列出的方法处理。

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搜查与逮捕。被捕的资产阶级应被宣布为人质并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从事强迫劳动。为了恐吓资产阶级，还应该将他们驱逐出住宅，只给他们很短的搬出时间（24-36小时）。” [31]

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法庭的第一任主席达尼谢夫斯基指示部下不得遵守法律：

“军事法庭不应以任何法律标准为指针。这是一个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惩罚机构。” [32]

乌克兰契卡主席马丁•拉基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在《红色恐怖报》上指示下属，告诉他们红色恐怖的真实涵义就是滥杀无辜：

“不要去档案中寻找罪证，查看被告是否以武器或言论起来反抗苏维埃，而要去问他属于哪个阶级，他的背景，教育，职业是什么。这些才是决定被告命运的问题。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涵义与本质。” [33]

在内战爆发后，他又敦促部下摆脱一切法律程序的约束，不必审判，只管放手杀人：

“内战没有什么成文法……我们不但要击败现在的敌人，而且要显示，不管是谁胆敢举刀反抗现存制度，他就一定要被刀杀死。这就是我们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中处置资产阶级的规则。…… 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些规则。他们成百上千地杀死我们，而我们却在委员会和法庭的冗长的讨论后，一个个地处决他们。在内战中没有审判敌人的余地。这是一场生死斗争。如果你不能杀死他，他就要杀死你。如果你不想被杀，那就去杀人！” [34]

在这些号召的鞭策激励下，各地的契卡竞相比赛杀人。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当时最常见的告示是：“只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任何轻微迹象，下列人将立即被枪决”，接下来的就是长长的人质名单。他从秘档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报》中说：“在许多城镇中，大规模处决人质已经得到执行。这很好。在这种问题上，不彻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只能惹恼而不能削弱敌人。” [35]

根据《契卡周报》和其他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随着内战展开，大量的俘虏、嫌疑人和人质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处决。1919年2月至6月间，在哈尔科夫一地即有2千到3千次处决，同年12月，该城被布党再次占领后，又有1千到2千次处决，在顿河畔罗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1920年1月的处决次数为1000，在奥德萨，1919年5月至8月为2200；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为1500-3000；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间至少为3000；在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8月至次年2月至少为3000；在库班省的小城阿尔马维尔，1920年8-10月间即有2000-3000次处决……。而这些只是部份名单。 [36]

五山城（Пятигорск）的契卡组织了“红色恐怖日”，一天内便处决了300人。契卡通常命令当地共产党组织为他们准备处决名单。一位契卡人员说，“这种令人不满意的方法招致大规模的报私仇。……在基兹洛沃茨克，因为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于是便决定杀死住在医院里的人。 [37]

1920年底，在弗兰德尔将军被击败后，布党诱骗其残部投降，保证赦免他们。但在诱降成功后，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库恩•贝拉经请示列宁批准[38] ，下令以枪毙或吊死方式，集体处决了5万名白军战俘与平民。[39]

处决通常在监狱里的地下室内执行，有时也在城郊。被处决者被扒光衣服，由刽子手们分享其衣物和财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机枪扫射打死，或是被个别地用左轮枪打死。被个别枪决者在进入地窖时，行刑者即用枪对准其颈后开枪。地下室里到处是尸体，浸透了血液。在城外处决者则被卡车拉到行刑的地点，有时被命令为自己挖坟墓。[40]

哈尔科夫契卡机关附近的万人冢中掘出来的尸体

哈尔科夫1919年被处决的女人质

据目击者报告：

“整个宽大的汽车间的地上都是血，血、颅骨和一绺绺头发以及其他人的遗体混合堆积成了几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质……墙上有几千个弹孔，溅满血迹，沾着脑浆与头皮……，一个长约十米，宽与深均为四分之一米的槽内盛满了血……在这个恐怖的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园内，匆忙地掩埋了127个尸体，那是最近一次屠杀的产物……所有的尸体的头颅都被砸碎了，许多尸体的头颅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尸体完全没有头，但那头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园的一角，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较早的坟墓，大约有80个尸体……肚子被划开的尸体，其他则是残缺的尸体，有的被彻底地糟践过。有的眼睛被挖出了……头，脸，脖子和躯干都被刀伤覆盖……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女人和她八岁的女儿用绳子绑在一起，两人身上都有枪伤。

在省契卡我们发现一个椅子（在哈尔科夫也是这样），类似牙医用的那种，只是有更多的皮带把受害人捆在上面。整个水泥地板都被血液淹没。那血染的椅子上沾着人皮和带发头皮的残留物……在县契卡也同样如此，同样是为血液、骨头与脑浆覆盖的地板，等等……这个房间里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木板，紧挨着它是一个类似活板门的陷坑（яма），受害人的头被放在木板上，颅骨被撬杠撬开，脑立即便从破碎的颅骨中落入陷坑，那陷坑里满满的全是脑浆。” [41]

这并非个例，使用令人发指的酷刑是布党在全国的普遍实践：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42] ；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43]

根据总统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的证词，神职人员受到的酷刑是最残暴的：教士、修士被钉上十字架，被投入沸腾的沥青大桶中，被活剥头皮，被绞死，被迫饮下融化的铅作的“圣餐”，被投入冰洞淹死……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 [44]

暴行同样施加到那些“反革命”妇女身上，在沃罗格达的拘留所，几乎所有的女囚都被看守强奸了。 [45]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的调查，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46]

作者：芦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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