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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九哥《父子琴》14、中国提琴之惨状(教授街头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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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九哥《父子琴》14、中国提琴之惨状(教授街头卖艺)   
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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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少将

头衔: 海归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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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九哥《父子琴》14、中国提琴之惨状(教授街头卖艺) (6167 reads)      时间: 2008-11-26 周三, 19:42
  

作者:九哥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学琴的第四阶段∶提琴的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

  (澳洲人看我的琴艺)

  登上飞往澳洲的飞机,一路上我回首着自己二十来年个人奋斗的历程:小学时对小提琴一见钟情,每天放学要绕道几里路去百货店文化用品柜、仅仅为了用鼻子顶住玻璃柜看那小提琴一眼;在周师傅指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做出第一把小提琴;中学毛宣队为小提琴与马小毛的明争暗斗;和李老师一起从教堂里飘出来的琴声;成为长沙市业余界第一;在市歌舞团杜果的房间里与肖指挥的冲撞;在房屋建筑公司为小提琴与彭工头的争斗;在湖南省京剧团无耻无知地争夺首席;报考上海音乐学院的艰辛;接着是挣钱、考托福、办护照、申请签证……直到今天终于走出国门!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能说明我所走的个人奋斗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难道还不能证明“我赢了,我是个提琴家,我是好人”?对于这铁一般的事实,谁都会承认。但是,我为什么就不得意,心里没有满足感呢?左思右想,我终于明白了。对于我的成功,“谁都承认”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承认,而对于我来说,那一个人比世界上全部的人加起来还重要,那个人便是我的父亲。是的,正是我父亲最后留给我的态度,那副对我的成功不屑一顾的态度,那副“送瘟神”般的态度,无法使我得意和满足。所以,我必须继续努力,想尽其他办法战胜他,要做到什么都比他强,比如要变得比他有钱有地位,连英语都要比他讲得好,包括找的女人,也都要个个都比他老婆漂亮……总之,从感情上说,只要能让他服气,让他佩服我,就是将来不得不回国入党当官也在所不辞。

  这便是对我出国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兴奋中带着不安;满意中带着失落;憧憬中带着迷茫。

  有关我出国后生活的详细情况,我在《圣女书女妓女》一书中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所以,在此就不重复。本书侧重讲述我的小提琴生涯。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我是指像我这样毫无背景毫无依靠的单干户男性留学生,从改变留学生身份到经济上的成功,大都会是一个漫长而辛酸的过程,而我,不是极其走运就一定是有上帝保佑,三个月以后就开始稳定,六个月开始发财,不到一年的工夫我就买了房买了车,还有个澳洲女朋友在等着为我解决身份。

  真的,我很喜欢澳洲,到现在还在喜欢,唯有一点使我很伤心,那便是我的小提琴演奏得不到澳洲人的承认。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我当时的收入很可观(在澳洲一家私立学校当海外部经理)但我一直念念不忘我自身的价值和人生目标,那便是“小提琴家”。为此,我与墨尔本交响乐团取得了联系。墨尔本交响乐团的一位中提琴手通过熟人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说是一起拉琴玩,其实就是考试我。结果是从此没有结果。后来我参加过其他几个乐团的排练和演出,也都没有任何一个乐团提出接受我为他们的正式成员。这事让我很纳闷。直到有朋友向我流露,说我的小提琴演奏技术虽然不错,但风格与西洋人的很不一样。具体点说就是我拉琴的声音太暴太噪,那除了由于我的小提琴和琴弦本身很低级很便宜以外,主要是因为我从上海音乐学院学到的那种演奏法过于夸张、以及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造反有理”的气质。而当时的我,当然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而仅一个劲地埋怨澳洲人是西洋人里的下等低级货色。可不是吗,他们家的祖宗有几个不是被英国政府发配流放的犯人?!

  (挪威看我的琴艺)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安娜,一位凑巧在澳洲大学里找论文资料的挪威女学者。很快,安娜便成为了我去挪威,去高级西洋人的地盘的通行证。

  不幸的是,在高级西洋人的挪威,我的小提琴演奏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奥斯陆的两个专业乐团都拒绝接受我为他们的乐手,我仅在另一个小城市的某半专业乐团找到半份工作。

  “闲着也是闲着,你干吗不到挪威国立音乐学院去看看。”安娜建议到。

  说也是,反正挪威读书不要钱,不读白不读。于是,我报名去了挪威国立音乐学院。我的老师是汉森教授。记得头一回上课,汉森教授打开录音机对我说:“随便你拉点什么都行。”为了显本事,我拉了一首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的《塔兰泰拉舞曲》,那是一首我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天天练习、速度极快难度极大的乐曲。一口气拉完后,我为中途没出差错没打结巴而得意地看了看汉森教授,却发现教授做出一副滑稽的面孔。更使我意外和气愤的是,他不但没有表扬我,反而说了句:“音乐不是体育,不在于你的手指跑得有多快。”

  在教学中,汉森教授与我过去跟过的任何中国老师都不同,不是一上来就改握琴握弓的方法,就来一大通基本练习,而是给了我一些极其简单的,歌唱性的旋律。这好像还是次要的,因为他让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听他给其他的挪威同学上课,好像我的专业是旁听一样。此外,他还借给我一些唱片磁带和CD,同时叫我去图书馆听更多的唱片磁带和CD。过了一段时间后,他递给我一盒磁带,说:“这是你头一次上课的录音,拿回去与其他的唱片磁带比较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我回家一比较,不服气也得服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演奏与所有唱片磁带上的演奏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而形象地说,就是我的演奏就像《红色娘子军》一样冲满火药味,也就是伟大领袖所教导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而那些西洋人演奏的唱片磁带,大多都像是《天鹅湖》般柔软甜蜜,所谓“陶冶人类灵魂的艺术”。其原因,除了演奏风格截然不同以外,也还有乐器本身的区别。虽然我更新了过去的那把工厂琴,换了把广州人制作的高级手工琴,但装着纲绳弦的中国新琴是无法跟西洋的水平比拟的。西洋艺术家们用的都是价格昂贵的意大利等欧洲手工老琴。琴上装的都是高级羊肠弦或者尼龙弦。

  (盛中华来挪威)

  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很懊恼,开始怀疑起我毕业的那个上海音乐学院是否真是我过去以为的“世界第一流”?于是,我给我上海的盛中华老师写了一封信。盛老师立刻给我回了信,字迹工整语言客气,说:“有那么惨吗?那请你帮我跟你的汉森教授说一声,让我也来挪威见识见识。”我如实把盛老师的意思转告给了汉森教授。汉森教授听了觉得是个好主意,因为那样的话,汉森教授不但教我,也教我的盛老师。之后,盛老师就可以把他的教学法带回去影响更多的中国人。这样的话,将来、汉森教授岂不成为我们中国人民的老师!

  不久,盛老师真的来到了挪威。和我去澳洲时一样,她带来的提琴,是一把中国某工厂集体生产的,最经济最朴素的提琴模样的木头盒子。

  盛老师到了挪威后,给汉森教授的见面礼是一盒她过去灌制的小提琴独奏磁带,说错了,不是磁带,是那个磁带的空盒子(里面没有磁带)。这种行为不但使汉森教授,就连我这个前学生也感到极其莫名其妙。而使汉森教授更为不能理解的是,盛老师见到他,根本就没提学习交流的事情,而是立刻打听奥斯陆乐团的名字和地址。很快,盛老师告诉我她愿意去奥斯陆的一个专业乐团工作,就是那个我过去报考过的,参加了复试后不合格的乐团。盛老师的水平考那个乐团,从我的感觉和盛老师的口气,都是不成问题的。我等着盛老师的好消息,等她去了,作为前学生,我脸上也能光辉点。然而,几天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考试的结果,在参加考试的7个人中间,惟有一个初试就被刷下来了。而被刷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著名小提琴家,我们祖国最高学府的小提琴教授,我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老师盛中华!我不知道这个打击对于盛老师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这个打击对于我来说是极其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因为,挪威,作为高级西洋国家,对盛老师的否定,就等于是对我二十几年艰辛奋斗人生的否定!

  但是,盛老师就是盛老师,她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在盛老师的要求下,汉森教授不得不帮助盛老师开一场独奏音乐会。我暗中为盛老师鼓劲,希望她把自己的本事都拿出来,以获取挪威人民的承认,希望她这个最后的赌注能为她,也为我,还有我们祖国的小提琴教育事业赢得一些面子。为此,我咬牙把我那把广州人制作的高级手工琴送给了盛老师,天天对着上帝菩萨祷告,求世界上一切神灵保佑盛老师演出成功、轰动、一鸣惊人。我甚至想好了盛老师被电视报纸采访时,我应该如何替她“编”译。

  盛老师的独奏音乐会在挪威国立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演出那天,我早早就到了现场。奇怪的是,演出的时间都到了,还没有人进场。我匆忙跑到门口,想告诉看门的快放人进来,别把时间搞错了。可我没有找到看门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看门,因为根本就不需要看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在门口等着进场。我又急匆匆回到场内,仔细数了一下,总共好像还不到十个人(我希望我记错了)。而这十个人之中,又好像基本上是黑头发黄皮肤的,白人是有一个,就是那个汉森教授找来为盛老师弹钢琴伴奏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这十个人中间会有个把是媒体的,随身带着录音机什么的。到时候在收音机里一放,也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然而,令人伤心的是,盛老师的演奏,叫学生怎么吹捧呢?哎!总之,演出结束后,我又庆幸没有来许多人,庆幸没有媒体的人录音留下证据,尽管、和以往的一些演出一样,盛老师确实有一大堆的客观原因,例如,在她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演出不成功是因为她在演出前吃了扑尔敏。

  盛老师三个月的访问学者身份一眨眼就过去了。正为犯愁除了已经送给了她的那把小提琴以外,另外该送点什么礼物给她带回去,想不到三个月来在挪威一直默默无闻的盛老师,却一下子上了电视登了报纸。可惜的是,其内容不是由于她的小提琴演奏终于惊人,而因为“登报”是她“申请作为难民留居挪威”的程序之一。而盛老师作为“难民”留下来的理由之一是:如果她回国,会挨现任丈夫的打。

  盛中华申请难民的事情传开,使翰森教授很不高兴。他对我说“我邀请你的老师来做访问学者,是为了让她更多更正确地了解我们西洋的音乐。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等她回去后能影响更多的中国学生。可她怎么可以来了就不回去了呢?既然她打算留下来,那我与她的艺术交流就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这样,就没多少意义了。”

  这个使翰森教授不可理解的问题,即“中国知识分子出了国就不想回去”的问题,我敢说也使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许多教授不可理解。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卑微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知识越多越反动”所受的非人待遇?外国的教授们怎么可能理解。此外,极端地狭隘自私、眼光短浅、只追求既得利益而缺乏全局观念,是我们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自扫门前雪”的国人,一旦自己的脚跨出了国门,还能有几个会想着对祖国和人民负有责任和义务?!

  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拥有中国人所有的特色,我也是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典型人物。但是,我却不得不关心盛老师。因为,她不但毕竟曾是我的老师,而且,她到挪威来也有我的作用。听到盛老师申请难民一事,我的第一反应是她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为此,我立刻找到盛老师,怨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不管怎么说,我究竟比她在外国多呆了几年,会多几种外国话,多了解点外国的政策和法律。

  盛老师听我埋怨了一大通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把我shut-up(闭嘴)了。因为她说:“为了爱情,我宁愿放弃名誉,放弃地位,放弃一切。”

  爱情!!!?

  怪不得有谣传说“盛中华与她的第二个丈夫生了孩子后(盛老师本人的第三胎),又添了一个第三者,一个会照相的、样子不错学问不高的年轻人”。而那年轻人不知怎么也跑到挪威来了。因此,盛老师来挪威的真实目的是“私奔”。难怪她在申请难民时说:“回去丈夫要打我的。”现在看来,那谣传是真的,真是为了那个谣传,盛老师正在抛弃她的家庭,她的事业,她的价值,甚至她今后的人生。

  听了盛老师的“爱情”说,真不知是该为她感动还是为她惋惜,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挪威、虽然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最自由、最休闲的天堂,但那绝对不是盛老师长呆的地方。对于像盛老师这种时时需要人欣赏的人类,挪威一定是最单调,最冷清、最孤独、最乏味的地狱。因为盛老师的价值,就与同她的名声一样,仅局限在中国人窝里。所以,总有一天她会意识到,她应该回到华人的圈子里去。即使回不了大陆,也应该尝试去香港、台湾、外蒙古。想到这里,一股“本想做好,但一不小心就害了人”的自责感油然而生。

  (会见盛中国)

  背着这个“害了人”的沉重包袱,我借回国的机会去看望了盛老师的母亲,一位为祖国养育了十一名人才的英雄母亲。当时盛母正住在她的长子,也就是我老师的哥哥家里。当然,我也就正好乘此机会拜见了我国顶顶有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

  盛中国说:“你是我妹妹的学生,又是我家的半个老乡(盛母是长沙人),我们就不跟你客气了,饭就在家里吃,省得出去麻烦了。”

  饭后,免不了要谈谈小提琴的事情。三句话不离本行嘛!盛中国给我看过他的小提琴,是一把不错的意大利老琴。之所以我只说他那把琴“不错”,是因为在澳洲和挪威,那仅属于一般专业人员工作用琴。而盛中国是我国小提琴的顶尖,至少在名声和象征上、、、、、、总之,与盛中国的见面,使我确认到中国的小提琴业,不论演奏风格(软件)还是乐器档次(硬件),都与西洋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或者说不同,请不要追问我“差别或不同”具体在哪些地方,因为那讲起来会很专业,其结果可能会是讲了一大通后听得懂的人也不会多。再说,也还有个行业圈内的保密问题。

  向盛母道过别从盛中国家走出来,我产生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试想,如果一个练功人发现自己所崇拜的师傅并不是战无不胜手下无敌,而不得不对自己所学的工夫也产生怀疑时,将是什么样的心情?

  (自我更新从头越)

  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认识到,既然要在异国生存,就必须入乡随俗;既然想要在欧洲的乐团混饭吃,就必须学习和模仿欧洲的演奏方法。于是,我又庆幸自己没有“教授”“名人”的包袱,只要认真学习和更新,是可能在演奏风格上从过去脱胎换骨的。回到挪威后,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虚荣和自尊,不但老老实实并且扎扎实实地跟翰森教授学习了一段时间。

  一个人,不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且还要承认自己的不足,的确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同时,我又发现:“能醒悟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家,至少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好的小提琴家,同样,能醒悟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至少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好的人”的时候,我便找到了走向人生更高一个层次的台阶。

  理论问题解决了,思想端正了,一切就好办了。不久,我不但在小提琴的演奏风格,也就是拉琴的音色味道(软件)有了根本的改变,对小提琴乐器本身(硬件)也进行了彻底的更新。我在瑞典一家小提琴行找到了一把价格昂贵(约5万美金)的意大利老琴。

  最后一次正式找翰森教授上课时,他先让我“欣赏”了一段我头一次上课时的录像带。那革命小将红卫兵似的冲杀劲弄得我自己都跟着笑出声来,我不好意思具体描述我笑的样子,很尴尬很难看就是了。接着,他又给我放了一段录音,声音甜美柔润充满着奶油味。完了他告诉我,那是前次上课时他留下的我的录音。那使我十分吃惊,难以相信自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简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紧接着,翰森教授庄严宣布:“你基本上已经达到可以参加欧洲专业乐团演出的水平了”。并且,邀请我立刻参加他自己组织的弦乐团。我参加演出的是一个意大利现代作品。只可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只记得那作品的难度很大,其他什么都不记得,连一句旋律也不记得,真的是演出完了都不知道自己拉了些什么?

  此后,我终于被挪威的某乐团接受试用,参加该团的排练演出活动。那意味着我从此端起了资本主义的铁饭碗。接着,我和我挪威的女人安娜一起买了一套颇大的全新公寓房(银行贷款)。之后又买了一辆二手Fiat意大利破车。就那样,安娜在大学工作,我在乐团工作,小日子总算安定了下来。

  对于许多出国的人来说,能走到这一步,即“住洋房、开洋车、睡洋婆”,应该算是Dream come true了(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我照了一些照片寄给湖南老家的哥哥,希望他把那些照片转给全家人看,尤其是给父亲看。想着父亲以及全家人看着我的照片可能发出的惊叹和羡慕,我沉浸在一种沾沾自喜的情绪之中。我的体态,也不知不觉在这安逸的环境和满意的心境中趋向圆满。

  (“卡、约翰”街头的琴声)

  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挪威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奥斯陆便是这个很小的国家的很小的首都,这个很小首都的中心又有一条很小的马路,叫“卡、约翰”街。之所以我有意强调它叫“马路”,是因为它很窄,走不了汽车,也不准走汽车,所以真的只偶尔看见警察骑着大马遛一遛。就是这么条窄窄的小马路,却是奥斯陆人最喜欢去的地方。街的两边有着各种商店咖啡店,商店咖啡店门外窗外经常有被围观的各种小贩和街头艺人。一到黄昏,就会有许多人聚集到这条街上来消磨时间。不少人毫无目的,就在这条街上街下走来走去,遇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就停下来看一看,看够了又继续走路。初到挪威的时候,那也是我经常打发青春的地方。但参加乐团的排练演出后,晚上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加上工作完后一般都很累,还有“卡、约翰”街对于一个在奥斯陆呆了几年后的我,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所以很少去那里凑热闹了。

  那天,演出结束后,一个同事邀我穿过“卡、约翰”街一起走路回家。我悻然答应。一起走到“卡、约翰”街,朦胧看见一个中国种模样的男人,(在中国人中应该算个子比较高大的)胸前挂着个照相机,站在马路中间在向经过的行人兜揽照相生意。想起我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曾为同学提供地下照相服务的经历,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同情心,对同事说了句:“如今谁没有照相机,他能有生意吗?”

  “错,谁会天天带着照相机到处跑,再说顺便照个相只是玩玩,还有,他照的是黑白照片。那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同事接着告诉我,他也是那照相人的常客。

  果然,还真有几个人在排队等着他照相。我正想也去凑个热闹,顺便也帮同胞一点,这时,响起了小提琴的声音。那琴声使我震撼,因为那琴声很熟悉,太熟悉了!朝着那琴声望去,我简直惊呆了。如果我戴着帽子,那帽子一定会离开我的脑袋,不是被风刮走,而是被我的头发顶走。因为那个拉小提琴的人,不但演奏风味很像我过去的老师,就连人都长得一模一样。之所以我要这样说,是因为只到今天,我都不想承认那个残酷的事实:我看见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盛中华老师!

  盛老师埋头拉着琴,全然不像在舞台上那样威风。她时而抬起头,给那个照相的一个多情的眼光。那个照相的,看上去的确比盛老师年轻许多,也给她抱以鼓励的微笑。啊,我明白了,原来盛老师就是跟了这个人,这个街头照相的,抛弃了自己的第二个丈夫、离开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私奔”到这里来了。

  生怕被老师看见,我赶紧退后,远远地躲在人群之中。听着那熟悉的琴声,看着那熟悉的身影,我情感复杂,思绪万千。

  首先,我为我们中国的一位教授,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在异国他乡沦为街头艺人而感到由衷的悲哀。尤其是,那教授曾是我心中的偶像,是过去用了多年奋斗希望达到的目标。而正是那个过去为能跟她见一面而幸运,跟她握一下手而荣耀的人,如今竟在我的眼前乞讨。这种心灵的冲击不能不说是极其巨大的。然而,这“沦为街头艺人”终究是我的看法,也就是一般人世俗的看法,而盛老师本人可能根本就不这样看。也许,盛老师正在品味着她自己脱俗全新的人生,正在寻求着她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体念着她在国内绝对不可能享受的人权和自由。

  大脑忙着思维,情感也闲不住,一个劲胡乱地感动着。想想看,一个女人,都到了这把年龄,还能为了爱情而放弃一切,这是一种何等的勇气啊!难道你不被这伟大的勇气而感动?如果那不是现实,而是在小说在电影里:一对恋人,远离家乡,为自食其力一个照相一个拉琴,是个多么烂漫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可惜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小说不是电影,尤其是,我还清楚地感觉到,盛老师和那个人的这一场罗曼史“作为盛老师感情生活中的一个乐章”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是这个乐章能持续多长的时间?所以分析起来,我那感动有很大一部分是伤感。然而,我真的有必要伤感吗?难道我们不曾听说:“宁可取短暂真实的感情和幸福,也不要终身无情拼凑的煎熬。”

  其实话又说回来,老师乐意怎么个活法,那是老师的权利(人权)。我一个做学生的,管那么多做什么?我给她搭了个桥从中国来到了挪威,就已经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至少盛老师没有像一些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着辛辛苦苦把他们办出来的朋友抱怨到:“哦,你把我搞出来,就不管我了吗?好事要做到底嘛!”

  我的思绪被乐团同事不耐烦的一推惊醒。他疑惑地问我:“你认识那个拉琴的亚洲女人?”

  “啊……”

  “认识盛中华”这个在国内本来可以拿来做牛皮吹的事实,这一回我却敷衍了过去,只从钱包里掏出了张50克郎的纸币,塞在同事手里,说:“请帮我放进那拉琴人的琴盒里去。”说完,我又叮嘱了一遍:“是‘放’进琴盒里,不是‘丢’进琴盒里。”

  “干吗拿这么多,一般10个克郎的硬币就算多的了。”

  我没让同事讲完,推了他一把,看着他两步一回头,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把那纸币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安置在盛老师的琴盒里。我没有勇气去看盛老师此刻的表情,扭头回家去了。

  (反省自己的人生)

  看了盛老师街头卖艺回到家里,我彻夜不眠。盛老师的那种为了自己的爱情和理想放弃一切的勇气和行为,给了我极大的启发,逼迫我再一次思考我人生的意义。我严肃地质问自己:“我真的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方式吗?这真的就是我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吗?”我不由对自己的小提琴人生作了冷静理性地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惊骇,因为首先,像我这样个性极强、天性不合群的人,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在乐团工作。此外我发现我很不喜欢我的同行们,觉得全世界的小提琴家好像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牛B”。具体地说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自我感觉‘一般’良好”,而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其次,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乐团里所演奏的那些音乐,因为西洋的古典音乐(所谓服务于宫廷上流社会的音乐)不太对我的胃口。而我喜欢的是些民族风格鲜明、个性突出热血沸腾的音乐、比如民间乡村音乐、爵士乐、甚至通俗流行音乐。或者说,比起复杂的交响乐,我更喜欢朴实优美的单旋律。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成天把自己跟一些和自己一样讨厌的人捆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不属于自己心灵的音符。真的,难道这就是我学琴的初衷?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我有限的生命,就该融化在那种无限的氛围中?

  一个人最大的心理灾难,莫过于对自己奋斗终身的理想和目标产生疑问,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作出否定。由是,我想起我共党分子的父亲,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也不得不对自己奋斗终身的理想和目标,即“共产主义”产生疑问和作出否定!那,对于他来说,将是件怎样断肠粹心的事情啊!

  随之,我回忆起我小的时候,是怎样上了小提琴这条“贼船”的。我学琴的初衷,真的只是喜欢小提琴的声音和那拉琴的模样,以及出于对音乐单纯的喜好加上能出点小风头;慢慢,小提琴成为了我与父亲争斗的武器,也就是为了得到父亲承认的武器;再到后来,小提琴变得功利起来,成了我解决生计取得社会地位的工具。

  要当个真正的严肃音乐家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但我,真的愿意为古典音乐而献身?真的愿意把人生消耗在游历那无数的小提琴历史文物上?不不,不行,我是个有个人独特理想的人,我必须去寻找自己喜爱的、真正能打动自己的心灵和表达自己情感的音乐。

  听到我要辞去乐团的工作,辞去那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收入,辞去那许多人,包括我的老师梦寐以求的职务,要是换了别人,一定会以为我发癫痴了,但安娜表示理解,她说:“有梦想还没能实现,总比没有梦想要好。我,就喜欢敢于梦想的人。”

  (边打工边寻路)

  再伟大的理想或者再美好的梦想,也都是不能当饭吃的。这是个普遍而永恒的真理。我,作为一个人,(在挪威,男女是绝对平等的,所以,我不能说作为一个“男”人)总不能一直让安娜身兼两职来养活我,尤其是她还在继续她的学术论文。

  这时候,影响我人生命运的另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位老人叫克罗,是奥斯陆唯一的一家小提琴店的老板。见我琴拉得好又会做琴修琴,克罗立刻建议我跟他合作。于是,我们很快成为了生意上的伙伴。到后来我才知道,克罗是因为年纪大了,正为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而犯愁。

  根据过去做国画买卖的经验,一旦做上生意,就会产生经济效益。但我仍没有想到,做小提琴生意会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得宽裕,甚至富裕。我立刻放弃了那辆破烂的意大利Fiat,换了辆颇有点看相的二手德国BMW(国内好像叫“宝马”)。

  然而,经济上的翻身并没有使我忘形,因为我心里一直牢牢记住,我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兼商人,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的艺术道路。

  奇怪的是,这种背离古典音乐的叛逆,汉森教授不但没生气,反而鼓励我,说“艺术的门类风格多种多样,古典音乐只是其中一种。寻找自己真正喜欢,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感情,又能与他人分享的艺术,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教学时,因人而异。世界上有一个汉森就够了,要复制那么多个汉森做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让他们朝自己的方向发展进步。当然,志愿以乐团乐手为职业的除外”接着汉森说,他可以继续教我一些拉琴的基本技术,一些拉任何风格的音乐都适合都需要的基本技术。但是,他表示他对我所追求的音乐了解甚少,所以建议我去其他学院找其他教授试试。

  那以后,我花了几年的夏天去东欧,如匈牙利、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的一些音乐学院,向那里的一些老师教授请教东欧的各种民间音乐。但是,我发现那些老师教授好像都更注重基本技巧和音准节奏,而缺乏民间音乐的原汁原味。于是,我又决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自己深入到一些民间艺人的圈子里去。我甚至在大棚车里和吉普塞人一起住过几夜。那期间,我接触和学习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音乐,其中一些很使我感动。就那样,我在漫长的迷茫中摸索,直到我遇见一个人,一个世界著名的人物。

  (郑京和为我指路)

  那个人就是郑京和,全世界小提琴家的顶尖。说她是世界第一也许不太合适,但说是“属于世界上第一的那为数极少的之一”应该就很准确了。认识她的契机是,她来挪威开音乐会时,琴出了点毛病,找我调整。我们远离亚洲的两个亚洲人,就这样认识了。一起坐在中餐馆,边比赛吃辣椒,边谈着小提琴的事情。得知我是一头在小提琴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的羔羊,她建议我去听听法国爵士小提琴家史戴番、瓜莱佩里的演奏。“那是出自灵魂的声音”,她那样说。

  史戴番、瓜莱佩里心灵独白似的演奏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艺术的另一种境界。为了进一步学习,也为了完成我上海毕业后未能实现的梦想,我决心去美国印第安娜大学院去寻找我自己音乐的道路。

  正在这个时候,琴店的克罗老人正式决定退休。他对我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希望,希望我继承他所有的工具材料和市场,独立开办自己的琴店。这真是一个捡便宜的极好机会。但我一心想去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去那里圆自己的梦,而对老人的建议,没有表示感谢。老人怎么也不理解,世界上居然有人拒绝这样的好事。他几乎是愤怒地看着我,说:“我这一辈子已经很辛苦了,难道还要我一直这样做下去,一直累到带着我的琴店去见上帝?”

  像克罗这样好的老人,和他打算留给我的好事,怎能不令人犹豫。但在安娜的非常理解和积极支持下,我们两都在作去美国的准备。不久,印第安娜大学给我回了信,答应我重新入学的请求。于是我们卖掉了房子汽车家具,安娜辞掉了大学系秘书的职务,开始向航空公司打听去美国印第安娜洲的单程机票。

  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我和安娜带着我们所有的财产就要去美国实现我的夙愿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而正是这封短短的家信,又一次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续

  PS:为了避免误会,需要说明一点。80年代出国的中国小提琴家有许多出色的,在世界上很成功的。一直活跃在美国的“上海四重奏”,日本最好的交响乐团前首席都是中国人,还有世界一流各乐团的乐手中都有中国人。但是,应该说成功的小提琴家一般都不是中国原装,大多是在国外的大学院(或者其他途径)受过洋人再教育的成果。

  与盛中华教授合影于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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