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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中国

木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元帅
声望: 院士

加入时间: 2004/02/23
文章: 7094

海归分: 1808921

标题: 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中国 (1801 reads) 时间: 2009-4-01 周三, 06:16

作者：木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采访提到的观点，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资源少的国家，生存竞争这么激烈，堪称“虎狼社会”。

一个真正价值多元的社会，三百六十行，本来行行都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但中国不一样。互相盯着，全社会一个标准。经商潮一来，全都想去经商，文凭热、出国热，都这样，一拥而上。

在（世界）改造之前，你得先做社会丛林的王者，先要打倒拳王。打倒拳王不是目的，你打倒了拳王，才能打碎拳坛，才能把拳坛变成花坛。

应该攒出一个民主来，不要搞六合彩一样的民主，而应该一个个钢鏰、一张张毛票地攒。必须放开，还得一步步放开。总是压着，有一天就乱了，一下子放开，也要天下大乱。

中国的特点是高度政治化的经济，高度军事化的政治，好处在于可以集中资源搞会战，缺什么，全国各地调。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比较实事求是，是对变局有解释力的综合，算是一种清醒的态度。

（文革后的）改革是以经济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哲学指导下进行的，挣钱就是唯一目标和唯一的标准，今天才有这么多偏差。

《中国可以说不》中有些当年看似冒进偏执的预言，如今应验了。这些预言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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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中国

　　“全世界现在最不危机的就是中国，空前自信。我参加弄这本书，目的就是敲打敲打，清醒一点，没那么好，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撰稿·汪伟(记者)

　　《中国不高兴》的争议正沸反盈天，作者之一的黄纪苏3月底在京接受了采访。

　　中国能改变世界吗？

　　《新民周刊》：你觉得中国是一个大国吗？

　　黄纪苏：近500年来，全球加快全球化，资源流动加快，中国人的要强劲儿逐渐被调动到争夺物质资源上来了。这么多人口要往上爬，在世界跑道上，争着要过西欧北美的生活，东部过上了，中部也要过，中部过上了，西部也要过，一浪一浪的现代化，是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这样，你不想做大国，但你已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超大国。

　　《新民周刊》：这个全球化时代，在你看来，国家和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什么？

　　黄纪苏：资源有限，难免要争。我认识一个知识分子，儿子大概在美国，每年都要飞到世界各地，带孩子长见识，去年回国了一圈，就说中国现在哪里还有青山绿水、小桥流水呀，都让人破坏了。我一听这种话就特愤怒。你坐飞机要用多少资源？青山绿水都是谁破坏的呢？这种绿色主义是最黑色的，西方能过的生活，中国人就不能过？“高档华人”能过，基层的中国人就不能过？我能不喜欢青山绿水吗？但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消耗资源的，160年前遭遇近代危机的时候，中国人就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生存下去，要改良、要立宪、要革命，都是一种应激反应。那时候中国是最绿色的，今天吃了明天还长，烧的不是石油，是枯枝落叶，今年烧了，明年还长。西方坐着小火轮打过来了，多少民族在这一次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里没了。还维持以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就没有了。

　　《新民周刊》：书里面说，中国应该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你觉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贡献？

　　黄纪苏：现在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在竞争不可再生资源上面。世界发展已经进入能源峡谷了，不改变资本主义这种价值体系、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发现新能源的速度终究赶不上消耗的速度，人类就只有血战一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改变的动力，要有新的力量进来，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这种生活方式里，生产和消费是量入为出的。

　　《新民周刊》：你觉得中国有建立一种新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意愿和能力吗？

　　黄纪苏：能力是有的，以中国的文明积累和历史传统，我觉得有这种能力。中国人有一种集体国民性，就是要向上冲。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新教伦理鼓励向上流动，其实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底层向上流动的动力是非常足的。

　　我觉得“红眼病”其实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国的社会很难贵族化，因为社会流动太快，贫富都不过三代。我妈85岁，我陪她去湖北汉川老家，老宅子在一个叫做李家湾的地方，民谚说这里，“一弯稻江水，几点烂山头，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老宅子还是清代的，上面有一块进士匾，中进士的先人并不久远，家里光景肯定不错，起码是乡绅，但到我妈的三叔这一代，进士之家已经完全没落了。当地人叫我妈的三叔为三老板，有顺口溜说他，“三老板，本来奸，一碗豆渣吃三天。伢们家，慢些咽，豆渣便宜要油盐”。这不光是说三老板吝啬，也是说这个家族已经混得挺惨，距离中进士也不过两三代时间，就混不来了。

　　我爱人在市政局上班，我在社科院上班，一到考学校的时候，她单位的孩子考得都比我单位这边的孩子好。她单位有一个同事，孩子考上了外经贸大学，很高兴，说着说着就哭了，说这么多年，全家没看过一次电视。为什么呀？就算我扫了一辈子大街，我的孩子决不能扫大街。就是这个道理。

　　有个电视节目，记者采访了一个老头，说大爷，您现在有房、有猪、有枣树，日子过得不错，还有没有什么人生理想？老头说，有，就希望孩子结婚，房子能比邻居再大点。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资源少的国家，生存竞争这么激烈，堪称“虎狼社会”。这种集体国民性特别容易形成动员力量。

　　《新民周刊》：这种“虎狼社会”，你觉得好吗？算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吗？

　　黄纪苏：这种集体国民性当然有不好的地方，孩子还没有出世，就竞争上了，娘肚子里就给它听莫扎特。一辈子活得跟泰森似的，天天要跟人斗；手机、汽车、房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换，人跟活驴似的，好吗？不好。当官的、读书的、做生意的，价值全趋同，一个真正价值多元的社会，三百六十行，本来行行都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但中国不一样。互相盯着，全社会一个标准。经商潮一来，全都想去经商，文凭热、出国热，都这样，一拥而上。

　　这当然有戕害生活的一面。中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例子。1996年，北京办过一所民办学校，一帮海归因材施教，绝对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理想特好，但两年后不知所终，办不下去了。你想，哪个家长敢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地方去读书？你现在快乐了，高考怎么办？就业市场的竞争怎么办？娶媳妇怎么办？教育理想的背后就是社会理想，教育制度的背后就是社会制度。我对美国教育制度很好奇。美国的社会也是成人战场，和中国一样，但那里又是儿童天堂，为什么中国儿童就没有天堂？我只能说是人家已经过好了。

　　现在中国的孩子，恨不得大便的时候都要背英文单词，人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可是我也觉得特矛盾，他要不这样，参加国际竞争的时候就不行——你说该怎么办？

　　这矛盾我们也承认，也犹豫。未来怎么办？只有改造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但在改造之前，你得先做社会丛林的王者，先要打倒拳王。打倒拳王不是目的，你打倒了拳王，才能打碎拳坛，才能把拳坛变成花坛。

　　《新民周刊》：老拳王被打倒了，会不会拳坛还在，产生了新拳王呢？

　　黄纪苏：作为知识分子，要为一个社会建立意愿。我们中国这么大块的文明，这么多人口，应该在世界上负起更多责任，要改变这种生态。这意愿也是一种生存需要，不改变生活方式，不改变价值观念，全世界承受不了。

　　我个人希望孩子幸福一点。但我知道，太幸福就成了弱者，我就得把他变成虎狼，虎狼幸福吗？也不是特有意思吧？这是个困境。这种一家一户的困境，和世界各国的困境是一样的。要改变这个状况，只能心里揣着一个终极理想，一步步来。

　　《新民周刊》：这听起来很矛盾，你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改变的办法是跟人家一起过这种生活方式。

　　黄纪苏：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消耗式的，谁消耗资源多，谁的力气大，你不搞消耗就完了。要以虎狼之力才能颠覆虎狼之道。要改，就必须全世界一块儿改。这就是我说的，先扫房，后擦地。顺序不能搞错。房子没扫，你先把地擦了也是白搭。改的前提是中国强大起来了，才能与西方进步力量联手改造世界。说这是民族主义没错，但最后是世界主义的。

　　当然要有世界理想，没这个，就是征服，就是现在的美国。要有人类情怀，要承认普世价值，才能改造世界。民主、民生、社会平等这些，该改就改，该补就补，差了这些，不可能领袖全球。

　　中国人最不高兴的是什么？

　　《新民周刊》：书里面有句话，是王小东先生提出来的，叫做“内修人权，外争族权”，你怎么理解人权和族权的关系，内政和外交，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换句话说，什么最让中国人不高兴？

　　黄纪苏：有些朋友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说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向来是官僚一团，百姓一团，且不论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即便是这样，经过170年的近代化，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发育出来了。眼下最大的民间社会是互联网，你还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行吗？清代还搞立宪呢。我就说他们的日历忘了翻了。

　　民主最大的能力是理性讨论。在苦难社会，在教育水平低的时候，用神话可以动员群众，但随着高教普及率和城市化率提高，人们就有了民主能力，就要辩论，要讨论。讨论什么？讨论社会资源分配，要求预算公开。有能力就有欲望，就会形成价值观念，民主、人权就会被看作是天然权利。18岁就要有政治权利——恨不得不到18岁就有。这些现实都需要面对。

　　有人认为民主就会导致贿选，今天是低文盲率，你以为还是曹锟时代吗？

　　应该攒出一个民主来，不要搞六合彩一样的民主，而应该一个个钢鏰、一张张毛票地攒。必须放开，还得一步步放开。总是压着，有一天就乱了，一下子放开，也要天下大乱。

　　说实话，民主，我认为在20世纪直到70年代，都没有大用。民主到今天才有用，今天官僚集团没有外部压力，缺少压力，内部几乎都用钱来“搞定”，公务员最先搞定，知识分子全买断。民主制度不是什么都灵，但是它可以带来一种日常的制度性压力，可以提醒官僚集团。没有这个制度，靠什么给这个集团压力呢？

　　网络是个好东西，但仅有这一个是不够的。问责制压力不足，问责治不住山西的矿难，就是一例。最后还是要靠民主制度才能监督官僚集团。

　　《新民周刊》：很多民族主义者非常强调1949年以来的工业化取得的成就，我想这种政治遗产是不是需要全面来面对，除了肯定成就，是不是也应该看到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们选择了一条代价沉重的工业化道路，难道不应该问一问，是不是这种选择就是唯一的？

　　黄纪苏：唯一不唯一很难回答。人类社会变量很多，在不同选择面前，人类有时候束手无策。在近代危机里，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方式来应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威胁。比较能够和中国相比的大概是印度，英国人给印度留下了宪政构架，它没有搞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都继承了英国传统，比较民主，但是你看看它的贫民窟。《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的导演为什么会对这个印象那么深刻，又用那么动感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中国呢(这方面是不是要好点)？

　　中国的特点是高度政治化的经济，高度军事化的政治，好处在于可以集中资源搞会战，缺什么，全国各地调。两弹一星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再怎么说，也改变了国际秩序，带来了几十年的战略安全期。中国初期工业化在全球经济史上是一个奇迹，当然有代价，换一种方式吗？成功的有德国和日本，但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都是从冷战中得益，这种历史条件不可复制。

　　怎么看待中共执政后发生的问题，有一些是必然的。不管应该不应该，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当然应该思考其中的利弊得失，应该允许学者去研究，但在社会层面上，我建议干脆绕过去。

　　没有基本共识，何来大目标？

　　《新民周刊》：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这两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情绪是非常昂扬的，人们普遍觉得很有希望，爱国情绪高涨，国家和民族认同都很高。这种高度的认同感为什么后来衰落了？

　　黄纪苏：我是一个左派，但不是极左，极左说“文革”好，我说不出来。我在相熟的老人中间做过一个小调查，把60年历史分做几个阶段，1949年到1957年是一段，1957年到1966年是一段，“文革”是一段，改革开放之初到1986年城市改革是一段，那之后是一段，问他们哪一段最好。结果答案空前一致。都说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最好，不是50年代第一，就是80年代第一，“文革”最差。这就是民意。

　　《新民周刊》：您有一个话剧叫《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记得演完后有个观众问您，谁是“我们”？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国人是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的，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我们”是分裂的。这是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原因吗？

　　黄纪苏：的确，《我们走在大路上》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我们是分裂的，富人说，我的包是巴黎买的，香水是意大利买的，我是个世界人，谁跟你是“我们”啊；穷人说，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们怎么可能是一伙的。社会政策导致的社会分裂，需要国家在政策上进行调整，民族国家的价值不是绝对的。有人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一天到晚欺负人，凭什么我不跑？无条件爱你，凭什么呀？这么大的贫富分化，能不分裂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能不有问题吗？

　　左派说，谁要自由谁就是资产阶级，不错，资产阶级的政治抱负这些年在爆发式增长，但不光资产阶级要进入那些垄断领域，中产阶层也要自由，媒体也要自由，一般的普通中国人，都要自由。

　　《新民周刊》：不管目标是什么，但凡大目标，肯定得是一种社会共识，既然在利益分配方面，“我们”已经分裂了，目标和共识还有可能形成吗？

　　黄纪苏：要整合社会，也要有大目标。外进的策略可不可以作为改善内政的动力？

　　我也是自由主义来的。整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三届里，大多数人都没有跟上形势，张承志和韩少功试图整合，已经不容易，但也没有整合好；5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人要好一点。思考者要往前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中国目前之大变局，没有哪个思想流派能给出唯一的解释，各派都应该有足够的谦虚。(对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民主、普世价值、民生要不要解决？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比较实事求是，是对变局有解释力的综合，算是一种清醒的态度。

　　正题反题之后，中国思想应该合题。打造中国符合近期、远期目标的思想，思想者要和实践者一起走，不要被主义、旗帜遮挡了视线，对历史、世界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才能在思想态度上领中国走向世界。

　　极左、极右都有牵强附会的一面。改革30年，我们没有反思过思想方法的问题，对“文革”，极左说，今天两极分化和腐败问题，是因为没有将“文革”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极右说，你不是说今天不好吗？不好你回“文革”去吧。我们30年走到今天，难道没有十字路口，没有其他选择吗？改革是以经济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哲学指导下进行的，挣钱就是唯一目标和唯一的标准，今天才有这么多偏差。

　　这些年经济发展迅速，一开奥运，放眼一望，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真成功了。英美都不行了，只剩这块了，风景独好，全世界现在最不危机的就是中国，空前自信。我参加弄这本书，目的就是敲打敲打，清醒一点，没那么好，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没到你“讲用”的时候。张五常说这是五千年来最好的制度，说得不对。

20多年前，宋强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重庆一所中学教过两年书，此前还在一家压力锅厂做过半年氧化工，后来才进重庆经济广播电台，成了一个以写作谋生的人。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局限与长处所在。他口才不行，也没有循循善诱的耐心，注定不是一个好教师，但在纸面上阐述主张的时候，他可以在很多人心里掀起观念的风暴。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一个证明。

　　这本书据说销售了数百万册，让他和其他几个作者名满天下，朋友之间也拿这个讲笑话。出版人张晓波(也就是笔名“张藏藏”的五个作者之一)一次饭局上说，从今往后我就是名人了，你们都别觉得不自在，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一年张晓波32岁，开着一家叫做“鸽与鹰”的出版公司，是北京民营书商中的一员；宋强是张晓波的校友和学弟，比他小1岁，31岁，剪着人见人爱的“小平头”。少年成名的愉快心情巩固了他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而那时候前来采访的国内外记者，也都注意到了宋强的年纪。

　　那本书的愤懑口气甚至被理解成一种成长的叛逆。2007年，宋强毕业20年后回到母校参加同学聚会，他昔日的辅导员在纪念册上写道，他永远记得看到《世界一家》(We Are The World)时宋强的表情：他的眼泪夺眶而出。We Are The World是1985年45个美国歌星为非洲饥民募捐的义演曲目，1980年代中国大学生不仅拥抱了美国的流行文化，宋强还是肯尼迪和里根的拥趸——然而，到了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上，自由女神的头像下面是手叉着腰的粗壮的美国大兵的身体。宋强提到1980年代所受到的美国的影响时，流露出了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挫败感。

　　13年前，这种转变不仅让美国愕然，它所引起的反响连作者本人都吃惊。

　　13年过去了，这群被称作民族主义者的人已到中年，他们变了吗？

　　中国变了吗？

　　13年来

　　和分外老成持重的张晓波相比，宋强并没有变老，小平头仍然精神，讲话的时候表情异常丰富。在丰台的一家卖豆浆和盖浇饭的小饭馆里，他承认，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从观点到文字风格，都很“糙”，“但是”，他语气一转，“粗糙并没有削弱那本书的解释力”。

　　他和张晓波都提到，《中国可以说不》中有些当年看似冒进偏执的预言，如今应验了。这些预言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宋强说，那只是到美国短暂地转了一圈之后的一个直接观感，随着制造业外移，美国的生产与消费明显失衡。

　　这句话夹杂在《中国可以说不》洋洋数十万言激愤之词当中，起先并不抢眼，但现在被《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反复提及，原因一目了然。13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没有什么比眼下的金融危机更扎眼的了。

　　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率，这种鲜明的反差所构成的世界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谁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刚刚爆发了一场口角。美国人说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是华尔街溃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对此的反应是回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要求美国检讨自己的政策失误，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撰文说，世界贸易应该引进新的结算货币。这实际上是在质疑美元的地位，防止美国滥用印钞权，导致他国的美元资产贬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增持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这场危机还将深远地影响未来。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和中国的分歧和合作前景备受关注，以至于欧洲的媒体说，要防止4月将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变成G2峰会。

　　这种景象和13年前有重要的区别。

　　用剧作家黄纪苏(他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的话说，在金融危机期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如此盛大，似乎是一种刻意的对比，让有些人产生了空前的自信。

　　黄纪苏并不认同过分的自信情绪。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但是，过分高估中国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说，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五千年来最好的——在他看来是不可取的。

　　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的确是不争的事实。13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跃升，如今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并通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之一，但和西方各国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受到的影响大概是最小的。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达到4万亿元，其中一部分将用于采购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这提振了世界经济的信心——当然，首先提振了民族主义者的信心。

　　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正在呼吁重新认识世界，检讨过去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批评银行家的贪婪。冷战结束，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这使得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借助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可以坐享印钞权带来的好处，以低息贷款鼓励居民进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为了维持这种消费方式，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华尔街被发明出来，将美国人那些实际价值可疑的贷款合同，销售给其他国家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的央行。这不再是什么秘密。作为反思危机的一部分，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王小东称之为“骗”——和支持这一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而13年前，这种格局正将抵达繁荣的顶峰。

　　由于书名和标题维持着相同的耸人听闻的风格，《中国不高兴》被很多人称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其实作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个作者中有三个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而新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军、黄纪苏和王小东都是学者。

　　宋晓军是前海军军官，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张晓波称之为“中国最好的军事专家”。黄纪苏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是《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三部著名话剧的编剧。

　　写作篇幅最少的作者是刘仰，一位学者，而为这本书贡献篇幅最多的是王小东。从激愤的文字风格上来说，王小东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气质相似之处最多。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经在日本学习金融，在封面的作者介绍中，他被形容为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回国后群战统治主流学术的‘逆向种族主义’”。

　　“逆向种族主义”是王小东的特殊用语，在宋强那里，这个词略等于“民族虚无主义”，但王小东不能认可这种等同。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批评，在他看来，有一些是心怀“恶意”地自我贬低——这才是“逆向种族主义”。

　　这种针对动机的指控很难有标准和尺度可以掌握，但是符合王小东的论辩风格——“我就是这么说了，怎么了”。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王小东接连使用了三个反问句：

　　“许美国人这么干，就不许我们这么干？违背不违背(国际秩序)，怎么了？”

　　“凭什么你们认为，很多事情美国人能干，我们不能干。美国人可以把军舰开到我们国家的门口？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到他们的门口？道义上不存在这种限制，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力量。”

　　“就算(中国领导世界的效果和美国)一样，又怎么了？我们效率比他们高一点，领导世界比他们强一点就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些地方会一样。”

　　《中国可以说不》曾经有一句名言，“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13年过去了，较之于美国，王小东认为中国更有资格领导世界。

　　“中国可以领导世界”——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最重要的区别。

　　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心情

　　当被问到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时，黄纪苏笑了。

　　“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这些词，这么多年来已经被极端化了。一说民族主义，你就是专制权力的打手。”

　　再追问，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你说我是，我就是吧。

　　王小东没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张晓波称他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因此“偏于激烈，对不同的观点，马上要反击”。

　　对内政的愤懑分散了人们关心外部世界的注意力。30年前，街头巷尾的中国人闲聊的主题是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如今，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个人的财富和政治权利以及国内的治理。当爱国情绪遇上国内问题，前者的注意力会迅速发生转移。

　　“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相遇和转移。在火炬传递中爱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因为三鹿奶粉感到自己“很傻”。80后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尽管提出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但“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的王小东承认，“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他写道，“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13年前，美国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头号“说不”对象；13年后，美国仍然是《中国不高兴》中最让人“不高兴”的对象。这是可以想象的。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即使过去了13年，在这两本书的作者们看来，中国发展的“外患”并没有解除；美国主导的游戏中，有一个主题始终是“遏制中国”。

　　一本政论类的新书，要想达到《中国可以说不》的销量，恐怕是很难的事情。民族主义的言说很难像13年前那样激动人心。如果仅仅是批评美国，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阅读期待。

　　尽管认为“把民族主义当作民主的对立面”是一种“偏差”，而“为国家利益言说的时候”已经到来，宋强也感到言说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因为“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是高度重叠的”，宋强感到，“一说民族主义，就把自己放在了打手的可疑的位置”。

　　他转而抱怨中国知识分子用灰暗的情绪影响了国民的国家认同，让国民对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比如，当2007年中国用导弹击落了一颗废旧的气象卫星，人们因为不能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技术含量”，丧失了激发民族热情的良机。

　　军事专家宋晓军将这种漠不关心的症结归之于“文艺腔”。这个词在《中国不高兴》中反复出现多次，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

　　“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宋晓军写道，“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宋晓军在一篇文章中说。

　　“大目标”是《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个关键词。经过王小东的解读，这个词的意义被锁定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热切希望，这个“大目标”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然而，当张晓波目睹他的一位无钱治病的邻居只能“拉回来等着”的时候，他沮丧地承认，“一个沮丧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共识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副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一个没有共识的、沮丧的社会，在张晓波看来，正是中国的“内忧”所在。

　　当然，作为一本书，解除“内忧外患”的药方已经给出。宋强、王小东、黄纪苏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了阐述，一言以蔽之，用宋强的话说，“以外取促进内政清明”。

　　当被问及这种思路是不是一种扩张主义时，王小东激动起来，“中国这还没有扩张呢，你就怕了？那美国怎么可以扩张？凭什么呀？”

　　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也许是矛盾心情最少的。“今天中国人没什么不高兴的，都挺高兴的，至少比美国人高兴”，他似乎并没有生活在张晓波所说的“沮丧的社会”，而将沮丧情绪看作媒体塑造出来的事物：“媒体逆向种族主义情绪最厉害。你们夸大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拿这个当作民众的情绪。”

　　民族主义的生意

　　如何让五个思想有分歧的作者整出一本畅销书，是张晓波面临的挑战——2008年，他为了策划这本书找到黄纪苏的时候，黄对他说，如果只是谈反美，只谈国际格局，不谈内政，他对做这样一本书并无兴趣。

　　在出版业内，张晓波已经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人物。他既帮助王小东出版过《天命所归是大国》这样鼓吹民族主义的著作，也为著名作家马立诚出版过一本《交锋三十年》，这是一本鼓吹自由主义改革的通俗历史作品。马立诚因为写作《对日关系新思维》，提倡中日关系“超越道歉”，被宋强在《中国不高兴》里当作“民族虚无主义”的标靶大加鞭挞。而马立诚当年也批评《中国可以说不》“思想混乱”，并将王小东命名为“小农思想家”。这些都没有影响张晓波和他的合作。

　　这一次，张晓波终于还是说服了这些作者，把他们拉到度假村，漫无目的地谈了三天话，然后把录音整理成文，由宋强修订改定，成就了眼下这本书。这些工作听起来很平常，因此有人把这本书看作是毫不出奇的商业行为，认为书中的内容仅是精心炒作的情绪宣泄，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在张晓波和宋强的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这本书连《中国可以说不》都不如，不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许纪霖也是王小东的“逆向种族主义说”的批评对象。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媒体人士熊培云则称，这本书只是一堆经过商业包装的“有害情绪”。

　　这种说法很可能低估了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的这13年中，中国人集体情绪中的某种变化。

　　年龄和观念的关系很难确知，但《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常常提到的“80后”，对这些问题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在申述民族主义主张的时候，似乎大多数60后——宋强的同龄人——和70后看上去都对此缺乏热情，至少在宋强看来，1996年的花似乎到2008年才结果。

　　经历了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7年反日游行事件，到了2008年，在西藏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这两件事中，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确表现出了新的国家意识。“火炬一代”和“鸟巢一代”的命名，并不是空穴来风。民族主义者显然更容易在“80后”甚至“90后”中找到知音。

　　宋强把奥运火炬传递中中国青年学生的表现称作“新爱国主义”，认为“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他曾经引用过一位“80后”女孩“林子”的文章，里面说，

　　我坚持相信，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情感、最有勇气的思想，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冷酷无情、野蛮贬义，特别是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出自中国人之口的时候，会倍感伤怀。

　　我见过这个活泼、聪敏的女孩子，当她恶作剧的时候，和她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她那种“倍感伤怀”的情绪的确与众不同。

　　在她看来，“民族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不至于流离失所，生活愉快不至于悲苦哀愁，依靠自己不至于受人所制”。

　　当然，这个感人的初衷其实不是民族主义独有的。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起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母题。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主要不是有人背叛了这个初衷——尽管在王小东看来，事实正是如此——而是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不同的理解和设想。

　　思想的偏颇的确无处不在。有些人只愿意看到一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定义的美国，不愿意承认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中有现实和冷酷的一面，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策错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痛苦，不肯承认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时而危及到民主和自由本身——有些人则将不幸全部归咎于此。

　　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忠实于真相，还是依顺于自己的情感，永远是艰难的选择。

　　要把思想变成生意，方法之一是将其简单化，从而变得更有号召力。一个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痛感原有的世界格局限制了本国的国际空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当他把自己的国家没能够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完全归咎于此的时候，就迹近煽动。事实上，缺乏限制的政府权力、贫富分化和腐败行为让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成就显得异常脆弱。中国也一样。中国需要面对这些现实，并且尝试优先去解决它们，崛起才能获得更加稳定的地基。

作者：木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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