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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追忆点滴. 黄埔三期黄铁民撰稿

ceo/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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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11/05
文章: 12941

海归分: 491638

标题: 黄埔军校追忆点滴. 黄埔三期黄铁民撰稿 (1541 reads) 时间: 2006-7-21 周五, 06:05

作者：ceo/cfo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我于一九二五年春，考进黄埔军校第三期。在未毕业之前，曾亲历“沙基惨案”、参加第一次东征、回师平定杨、刘等战役。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见习参谋。不久，便调升第一军第三师九团七连上尉党代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我被押在广东梅县某镇地方，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团党代表傅维钰、营长曹渊、迎党代表史良等。约一星期后，我被释放，调回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任上尉科员兼编辑《黄埔日刊》。北伐前夕，奉周恩来命，潜回安徽，运动地方武装力量响应北伐，因此离开了黄埔军校。
一、艰苦创校
黄埔军校的成长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艰苦斗争中成长的。东征之前，外有陈炯明叛军盘踞东江、潮梅一带，内有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割据，独揽军政与经济大权。当时杨希闵、刘震寰几经密谋策划要消灭在革命摇篮中的黄埔军校。故周恩来、邓演达、严重、张治中等率诸生日夜防守，使这一反革命阴谋未能如期发动。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畏惧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但在财政和武器方面，他们仍施加压力。因此，军校有时连伙食都有困难，学生皆着草鞋，军服亦多杂色(灰与黄)，广东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不发给我们一枪一弹。此种情况，当时只有军校高级人员清楚，其他干部和学生根本不知道，惟恐思想上发生忧虑，如果传了出去，对军校极为不利。
这种困难情况，周恩来曾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密商请援，于是经济上略有补助。当时军校学生和教导团所用之轻重武器，皆由苏联供给。我当学生时，曾到虎门接运枪弹。同时周恩来与廖党代表密商措施，由廖先生出面与杨希闵等周旋，以缓和其压力。据廖夫人何香凝说：“廖先生常在深夜才回来，他在大烟床上与杨希闵耐心请求拨款，才得到少数伙食费。”言之怆然!廖先生和夫人何香凝对黄埔学生非常亲切，如同一家人。廖先生被刺身死，同学们无不痛哭流涕，足见感人之深也。
二、军校两派的斗争
当时黄埔军校的师生和干部，有左派与右派，两派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斗争。
左派是以周恩来为领导的。他们以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开展了激烈的、经常的斗争。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响导周报》、《中国青年》、《民主周刊》等许多进步刊物作为根据。我们拥护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来驳斥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谬论。与此同时，又紧紧地拉着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严重、张治中等，促进黄埔军校向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分组织、宣传、调查三科，最初由蒋先云、李之龙、关学参等担任之。中共黄埔军校党的领导人是周恩来，其他工作人员亦皆黄埔学生充任。当时黄埔军校中主要的革命活动分子如蒋先云、特渊、关学参、李之龙、李其实、彭干臣、杨其纲、王逸常、傅维钰、孙以粽、蒋友谅、徐向前以及第一队队长陈奇涵、黄埔军校教导团团部少校书记李侠公等。
李之龙，湖北人，黄埔一期毕业，任中山舰舰长。后来被广州国民党当局杀害。
蒋先云，湖南人，黄埔一期毕业，是党的著名烈士。
曹渊，安徽人，黄埔一期毕业。北伐时，任叶挺将军的独立团营长，攻武昌城，身先士卒，登上城头，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而死，葬于武昌红山上。
彭干臣，湖北英山人，黄埔一期毕业。据说在立三路线时期牺牲的。
傅维钰，湖北英山人，黄埔一期毕业。据说抗战开始后，在上海被士兵枪杀。
孙以惊(后改名孙德清)，安徽人，黄埔一期毕业。曾任红六军军长、参谋长。
彭哲夫，湖北英山人，黄埔三期毕业。大约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左右，在盲动主义当权的时候，派到北方工作，被冯玉祥部队杀害。
其他如关学参、李其实、蒋友谅、王鹦峰、江雄风等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均在革命运动中牺牲。在左倾机会主义当权时牺牲的黄埔学生是不少的，现在无处可以查明。这都是革命先烈以他们的鲜血，滋润了革命花朵。在黄埔军校历史中，应是不可缺少的一篇。斯励之死就是其中一个。他是浙江诸暨人，黄埔三期学生，在立三路线时期(可能是稍后)，斯励在上海反对当时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批评党中央的错误。在某天夜里，被一个交通员叫去秘密杀害了。其实被杀害的，何止斯某一人?在上海，我与柯庆施几次谈及，柯也默默无言，长叹而已。此事可详查事实经过，可以不写入历史。但我想，死者姓名，必须列入烈士名单，以慰英灵。
死者已矣，而未死之同志，心灵上受了重创。当时影响革命斗志，关系极大。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
孙文主义学会，是代表国民党右派的一个组织。以王柏龄、何应钦为首，他们强词夺理，反对共产党，歪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根据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版)的精神，宣扬三民主义是孔孟之道的正统，硬把孙中山的牌位背到孔庙去。因此，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我们根本不同。该会的主要成员，在学生中有贺衷寒、桂永清、邓文仪、袁守谦、刘泳尧、肖赞育、宋思一、周兆棠、刘仪珍等，军事教官中有顾祝同、刘峙、陈诚、蒋鼎文等，均是国民党右派的骨干分子。
王柏龄，字茂如，扬州人，日本士霄学校毕业。他接替邓演达职务，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品行卑劣，学生多鄙视之。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最初任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后任教导团团长，贪污成性，人多轻之。
国民党左派人物，当时在黄埔的主要有廖仲恺、邓演达、严重、张治中等。
邓演达，广东人，德国陆军大学毕业，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态度严肃，威仪凛凛，同情共产党。宋庆龄、廖仲恺对他最为器重，是国民党中有力的左派人物，颇得学生信仰。他与蒋介石政见不和，一九三。年在上海和谭平山、季方等组织第三党。在上海被捕后，关押在南京紫金山山洞里，终于被蒋介石杀害。
严重，湖北人，保定军校毕业，后接替何应钦职务，任黄埔军校总教官。此人老练稳重，朴实诚恳，思想比较进步。北伐开始，任师长，由广东出师福建，牵制北洋军阀的东南部队。以后便隐居不仕。陈诚(严重部下的团长)，奉蒋介石之命，几次邀请他到南京任职，均被拒绝，终以穷老而死。高风亮节，世人钦之。
张治中，字文自，安徽巢县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在黄埔军校时，任学生队大队长。此人机警多智，重感情，守信义，而政治眼光亦特别锐敏，乃国民党左派中卓越人物。举一事证明：在抗战结束后，他奉命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举行国共合作谈判会议，毛泽东等到重庆后，住在张治中公馆楼上，并派亲信副官和卫士队队长(他的内弟)等，日夜巡查，以防不测。会后，蒋介石派飞机送毛泽东回延安时，张治中深为怀疑，唯恐蒋介石藏定时炸弹，屠杀毛泽东。为了维护革命领袖，为了表现自己的光明磊落，他坚决要同乘飞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临走时，对后事交代清楚。此事外人知者极少，因为我是他的多年老部下，他的秘书、副官等告诉了我。解放前夕，他任甘、宁、新三省司令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参加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他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毅然起义。起义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和政协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年)病故于北京，安葬于巢县故乡。
三、周恩来与熊雄
我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时，与毛泽东的胞弟毛覃(后改名泽覃)同住一个寝室。他也是政治部科员，不断的对床夜话。他是一个天真烂漫的进步青年，所受的教育比我好。有一个礼拜天，他要过江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我说：“我俩同一块去，看看你哥哥。”我们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会见了毛泽东。当时谈得很多，都是勉励的话。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说：“我原来在第三师九团七连当连党代表，中山舰事件后调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说：“以后‘中山舰事件’还有哪。”当时，我不大了解，以后“四一二”事变发生，这就是“中山舰事件”的继续。毛泽东的预言证实了。我深深地感到他的政治眼光非常远大，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周恩来的革命风度，豪迈英勇，潇洒磊落，而又俭约朴实，最重革命感情。不论党内党外的教官和学生，对他都有好感(除国民党右派分子外)。他似乎有一种魅力，吸引着人们，愿意与之接近。例如，有一个姓高的同学，因病住在广州市医院里，他携着水果去看这位同学的病。又如蒋先云在河南作战阵亡，恶耗传来，周恩来非常惋惜，他说：“蒋先云是个将才，这是革命的损失。”这种有热情而又诚恳的革命风度，在他革命的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生活方面，周恩来在广州时与邓颖超住在南华银行楼上。那里只有两间屋，既无沙发，又无漂亮设备，简简单单，就是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家里没有女佣人，也没有勤务兵，只有一个王副官。王病故后，副官也没有了。这种俭约朴素的生活，他一生都是这样。
熊雄，江西人，也担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办事认真，寡言笑，深沉练达，对当时的右派分子如邹鲁、谢持、戴季陶等常常流露不满和批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对他含恨在心，常常无端进行攻击。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向政治部提出质问，说《黄埔日刊》为什么不登他们的文章?向主编《黄埔日刊》的杨其纲兴师问罪，我同杨其纲和他们据理力争，吵了起来，几乎挥拳对打。熊主任坐在办公厅一语不发，事后他说：“用不着和他争吵，可以根本不理他。”
有一个星期日，我坐校船(船名“南洋”号，因为这艘校船是南洋侨胞赠送的)到广州去，发现熊主任正在学生群众中谈笑自若。可见他欢喜与学生群众接近，这都是革命者的作风。
在办公厅里，我经常看到他接见干部，态度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有些教官(非共产党员)前来磋商问题，熊主任总是很亲切的接待。有时是共产党员政治教官，反而随随便便。总之他对各色人等是分别对待的。
关于不刊登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文章问题，后来奉周恩来的指示(他也是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人之一)：“反对派的文章可以登，讽刺漫骂的句子可以删去。关予不同的论点，可以写一篇文章，予以驳斥。”
熊主任的生活，也整洁严肃。我的寝室在楼上与熊主任寝室相距不远，他的起居总能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如早晨起床号一响，他立即起床，而且穿得整整齐齐，皮绑腿也打好。平日对部下很耐心照顾，有时谈到家事，亲切如一家人，向来没有听到他高声责人。
他的革命活动，不仅在黄埔，尤其在广州市，会议也多，经常到高等院校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训练班讲演。
四、黄埔革命势力的发展
以黄埔军校为革命中心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很快。在周恩来领导和调配下，以军校师生为核心的军校教导团很快的扩充为一军三师。这三个师的中下级干部中，有部分是周恩来选派的。革命势力逐渐扩大。因此，蒋介石内心恐惧，隐伏着叛变阴谋。终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借口中山舰无令私自开到黄埔，诬蔑为叛乱。于是通令第一军各师把官兵中的共产党人统统关押。其目的要剥夺第一军的共产党人兵权。当时连同其他机关退出的军官约二百多人，历史上称之为“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为了所谓“合作”，节节退让，不敢抗议，并接受国民党当局无理要求，把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陈独秀的愚蠢和软弱，实令人气愤。
当时第一军大多数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仅有少数平日未暴露身份的，仍留在军队中。陈独秀这样错误的处置，使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于是篡夺了军政大权，造成了新军阀独裁，以及以后的“四一二”叛变，实不能辞其咎。
经过这次挫折之后，周恩来并不灰心，仍能秘密调度，培植革命势力。于是第一军新的革命势力，又逐步成长。不仅第一军，其他如第二军谭延凯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四军张发奎部，第六军程潜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也多由周恩来秘密安置的，使各军革命势力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以叶挺的独立团，这是一个清一色的红色革命军，所以战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北伐先锋。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各省的地方武装力量也很重视。在北伐前夕，派遣许多黄埔学生和革命干部回到他们的家乡，运动地方武装力量，响应北伐进军号召。包括运动军阀部队起义，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和帮助农民协会的建立等等。如金佛庄因运动孙传芳部队起义而被杀害。河南、湖北、湖南、江苏、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均派有负责人执行这一任务。我奉派到安徽。各地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尤以两广和河南、福建为最。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到处杀地主打土豪。我们曾经看到河南的红枪会，湖南、湖北的农民协会，福建的民兵以及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如排山倒海一样发展起来了。
关于运动安徽的地方武装力量，我当时两次冒险进入虎穴，得到国民党左派的帮助，使陈雷团长(军阀马济部下)高举义旗，率部来归。安徽军阀王普部队跟踪追击陈雷部队，我挥兵拒敌，战于宿松，经黄梅、广济而达汉口，而后该团编为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独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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