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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尊重历史，回顾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英语校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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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looker
头衔: 海归上士
声望: 学员
年龄: 44
加入时间: 2006/10/14
文章: 10
海归分: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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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delooker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沈弘 北大英语系教授，校史研究家/在过去一百多年坎坷的历史中，北京大学曾经经历了多次被停办、解散或兼并的危机，光是其英语校名就至少改动过六次之多。乃至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晓这些英语校名的来龙去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大学已经制定出重返国际学术论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用英语向国际社会介绍北大历史也因此作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摆上了北京大学的议事日程。但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引用北大历史上的英语校名时显得比较随意和混乱，所采用的名称往往跟原名不符。说到底，历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史实的真实性。倘若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到尊重历史，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重温北大早期历史的时候，必将难以分清其中的李逵和李鬼、孟子和孟修斯。
一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于一个命途多舛的世纪之交。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被洋人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国门，首都京师也实际上成了一个开放的城市，那儿驻有庞大的外交使团及其家属，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和冒险家。腐败的政体和衰微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清政府与外国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只有英、法等外语文本才被视为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而这些条约的中文本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仅供清政府参考而已。因而，学习西方各国语言从一开始起就成为新开办京师大学堂中的主要课程。
尽管我们的校史习惯于把戊戌年大学堂所在地马神庙描绘成森严壁垒，与紫禁城仅几步之遥的一个极其封闭型的深宅大院，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堂大门洞开，洋人们频繁出没，整个创办过程都是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实际主持下进行的。总教习手下还有十个分别来自美、英、法、德、俄、日的外国教习组成了大学堂西学教学班子的核心。1
所以大学堂开办伊始，英语就成了京师大学堂中一门重要的工作和教学语言。而京师大学堂有其正式的英语校名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这个确切的英文名称是什么，似乎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争议。原始西文资料中经常出现的“Imperial University ofPeking”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被官方所接受。于是在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 1898－1911）中便出现了“Capital College”的译法，而从1997年北大外事处编纂的一部题为Peking University：Facing the Challenge ofthe 21st Century的英语摄影册起，北京大学的所有对外英文宣传资料都开始统一口径，将京师大学堂的英文译名确定为“Metropolitan University”。2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样响亮的英文名称为什么会难以使人接受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前者名称中的“imperial”（帝国的、皇帝的）一词具有过分明显的封建色彩，跟北大引以自豪的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传统似乎有所抵触。此外，人们普遍猜测“Imperial University”这个校名是在京的传教士们，很可能就是丁韪良及其手下的西教习们所定下来的。既然校史中并不认可这些西教习，那又怎么能够承认他们擅自定下的旧校名呢！
其实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误解。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王朝末年，是光绪皇帝亲自三令五申的督促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它除了作为传播“新学问”的最高学府外，还同时是执掌全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这样的学校，其英文名称带有封建社会和帝国皇权的色彩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像“Metropolitan University”这样中性的名称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反倒显得格格不入。至于西教习们私定京师大学堂英文校名的担忧更是毫无根据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个英文校名不但经过清王朝的官方确认，而且很可能是钦定的。例如笔者最近发现的两枚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公章就是用汉英两种文字来雕刻的。在椭圆型的印章上方是“京师大学堂”等汉语字样，而在与之对称的下方则是端端正正的英文字母：“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按照京师大学堂的惯例，像确定大学堂英文名称和拟定公务用章式样这样的大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要经过管学大臣批准，并且报知总理衙门和光绪皇帝的。后者对京师大学堂的英文名称若有任何异议，也肯定会下谕令让属下更改的。
年轻的光绪皇帝在酝酿维新变法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酷爱学习英语，并且专门为此挑选了刚从国外使馆任期届满归来的张德彝和沈铎这两位前同文馆毕业生来辅导自己的英语学习。为了表示自己对于英语教师的尊敬，光绪皇帝在宫中给予了张、沈二人以很高的礼遇，容许他们在王爷和大臣们跪拜皇上时仍然可以端坐着不动。根据丁韪良在《花甲忆记》（1897）中的回忆，光绪皇帝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曾经在王宫内外掀起过一个学外语的热潮。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王爷和大臣们纷纷施展出浑身的解数，四下寻觅英语课本和合适的师资。直到有一次，当被邀请的外国特使们拒绝出席光绪为他们专门准备了英文演讲稿的新年招待会之后，皇帝顿时觉得兴趣索然，而身边的王爷和大臣们学习英语的热情也随之锐减（316－7页）。
关于光绪发愤学习英语一事，除了丁韪良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其他旁证。例如帝傅翁同龢在光绪十七年（1891）的日记中就明确地记载着，“光绪于西文极用意”；而且据后人调查，“在光绪的书房里，也确实收藏有外文书籍。现在这些书籍一部分藏在北京图书馆，一部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3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也于1892年2月4日曾发表题为《光绪皇帝学英语》的述评4 ，评论者不无兴奋地预言，皇帝开始认真学习英语，这乃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决心放眼看世界和锐意改革的一个明确信号。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跟光绪皇帝在戊戌年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紧密相关，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在短短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光绪接二连三地颁发了大量跟教育改革，尤其是跟创办京师大学堂有关的谕令。“Metropolitan University”这个虚拟的英文
名称正是因为缺了关键的“Imperial”一词，而很难使我们回忆起在晚清曾经辉煌的京师大学堂。假如硬要按字面意义“对号入座”的话，它则往往会使人联想到北京大学历史中另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京师大学校”。“大学堂”与“大学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1927年，军阀混战于华北，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公开支持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六月自封大元帅于北京，并立手下爪牙刘哲为其教育总长。同年八月，刘哲把当时的九个国立大学强行合并为“京师大学校”，自兼校长。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被分割成为伪“京师大学校”的文、理、法科等三个部分，几近解体，造成众多图书收藏的损毁失散。幸亏第二年国民革命军进逼北京，张作霖的军阀政府溃败，望风而逃。北大师生当即组织了复校委员会，
齐心协力，才度过了这场浩劫。此例告诉我们，在处理英文校名的问题上如稍不慎重，
就很有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效果。
此外，我们还应该记住，丁韪良及其他大多数西教习们在1902年就已被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辞退，而京师大学堂的双语公章却一直沿用到了1912年。在此期间，大学堂几乎汇集了当时国内最著名的英语学者和翻译名家。从国外学成归来，以博学怪僻，
专挑洋人刺儿而著称的辜鸿铭从1903年起就加盟了京师大学堂，并官至副总教习。因翻译《原富》和《天演论》等西方名著而享誉全国的严复和因跟人合译大量西洋小说而蜚声海内外的林琴南则于1902年起就分别被任命为大学堂译书局的总办和副总办。严复还是后来1912年国立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倘若“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这个
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校名有任何不妥之处，他们也是完全有资格和有权利提出意见的。
鉴于上述刻有“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字样的两枚京师大学堂印章已经得到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鉴定和收藏，我们可以认为围绕京师大学堂英文译名的这场争论现在业已尘埃落定。北大对外宣传资料中的“Metropolitan University”最终改回
到“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恐怕也将是一个指日可待的问题。
二
过去曾经有人认为，“Peking University”这个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北大英文名称是在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才由英国人首先使用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量的原始资料证实，“Peking University”这个英文名称跟“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就像是一朵并蒂花，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伊始便已共同存在，并且被交替地用来指代这同一个大学。
例如1898年9月5日的上海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及时报道了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消息：
It is reported from Peking that although the proposed Imperial University has been given temporary quarters in the great temple known as the Ma WangMiao （Horse Prince Temple） in Peking, which contains some 280 rooms, thesequarters are still too limited in view of the large number of Doctors, Masters of Arts, and Licentiates who have recently applied for the privilege of matriculating in that institution. It is significant that, so far, the numberof Hanlin applicants has been very small.
据北京方面报道，尽管拟议中的京师大学堂已经得到了北京马王廟这座约有280个房间的大寺庙作为临时校址，但由于近来要到这所学校报名注册的进士、举人和秀才人数太多，所以地方仍显得过于狭窄。值得注意的是，从翰林院来申请入学的人数很少。
很清楚，该报道是用“Imperial University”来指京师大学堂的。可是仅仅两个星期以后，1898年9月19日的《北华捷报》上又有一篇相关的报道：
The Grand Secretary Sun Chia-nai has appointed a Committee of four Metropolitan officers to visit Japan and examine th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that country, in order to get inxxxxation how to manage the proposed PekingUniversity and lower grade colleges. The following are the officers appointed: ---The Censor Li Sheng-tu, the Hanlin Compiler Li Chia-chu, the Hanlin Bachelor and Imperial Clansman Shou Fu, and Yang Shih-hsi, second-class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Works. They are expected to arrive at this port shortlyen route for Tokio.
大学士孙家鼐指定了一个由四名京官组成的代表团赴日考察该国办学堂和大学堂的事务，以便为如何管理拟办的京师大学堂和其他低级学堂收集信息。这四名官员的名单如下：御史李盛铎、翰林院编修李家驹、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工部员外郎杨士燮。
他们估计会很快抵达上海，在此登船前往东京。
有趣的是，在第二篇报道中提到“京师大学堂”时，记者使用的英文对应词是“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这难道是记者的一时疏忽或刻意“误译”吗？显然两
者都不是。假如我们关注《北华捷报》对于京师大学堂的追踪报道，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
1898年10月17日，即在百日维新运动刚刚失败不久，《北华捷报》又及时报道了京师大学堂的命运：
A Peking dispatch states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which is still having precarious existence, all other schools proposed tobe established, prior to the coup d’état, have been laid on the table, and the organizers have adjourned sine die. It is also report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tty yamêns in the provinces which were to be abolished in obedience to the Emperor’s decree in August last, are very likely to be restoredby the Empress Dowager who is doing all she can to restore the old status quo.
据北京快讯称，除了京师大学堂的地位仍生死未卜外，政变前所倡议要建立的所有其他学校都被搁置，而其组织者也被无限期解聘。还有报道说，按照皇帝在八月颁布的谕令将被撤销的各行省大量的地方衙门，也很有可能被慈禧太后重新恢复。后者正在竭尽全力地恢复旧的秩序。
如果说，“Peking University”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有可能是笔误，那么它在这篇报道中的重复出现应该说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而随着报道的进展，“Peking University”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不仅出现在文本中，而且还时不时地被用作小标题。
1899年4月17日的《北华捷报》上就登载了下面的这篇报道：
Peking University
Rumours reach us here that it is in a more or less parlous state, and its future is far from assured. Its continuation was a sort of sop to Cerberuson the part of the Hsi- Tai-hou---Empress Dowager---at the time of the Palace Revolution. The Reactionist party did not want it now, so that both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lock the way. It is to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e officials of the new Institution seem exempt from the general diffidence about the future.
京师大学堂
我们听到传言说大学堂处境困难，前途未卜。对于西太后慈禧来说，这个百日维新产物的继续存在，就好像是刻耳柏洛斯5 跟前一片泡过牛奶的面包。极端的保守派们当时就反对成立大学堂，现在也不喜欢它的存在，所以它会遇到政治和财政上的障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办大学堂的官员们对于未来充满了自信。
在某些情况下，“Peking University”之前还加了定冠词，似乎作者想要强调它所特指的是“京师大学堂”，而非北京的其他大学，正如1899年6月19日《北华捷报》上那
篇提到大学堂西文书即将在藏书楼上架的著名报道那样：
The Peking University
The usual Tientsin “reports of the closing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have, like the ass turning a Chinese mill, come round again. Meanwhile, building to accommodate 160 more students are rapidly approaching completion, and the first large instalment of books for the foreign library will soon beon the shelves of the great “T’sang Shu Lou.” Let us hope that it will beonly the beginning of a collection fit to radiate “sweetness and light” from the “Book-storing Tower” to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University andof Peking too.
京师大学堂
通常发自天津“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道”，就像驴子拉磨那样，又转了一圈，
传到了我们这里。与此同时，可以容纳160多个学生的楼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图书馆
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成员，乃至整个北京城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6 。
至此，很多读者都会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Peking University”跟“ImperialUniversity of Peking”这两个英文校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它们可以被交替地用来同时指京师大学堂？虽说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但真正要说得很明白，恐怕还得稍微费些功夫。
尽管还没有被写入薄冰或张道真的英语语法书，但是下面这几个简单的语法规则却是凡起用地名来作为英语校名的高等院校都要认真遵循的：
1． 如果将地名作为形容词，放在 “学院”或“大学”的前面，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当地应该只有这么一个学校。
2． 如果当地不止有这么一个学校，那么用地名做修饰词的校名往往可以被用来泛指当地任何一个学校。
3． 把地名作为形容词的校名往往是个简称，一般用于非正式的口语；而在正式的书面语中，地名往往要作为名词，被放在“学院”或“大学”的后面。
例如在日常的交谈之中，“Oxford University”、“Cambridge University”和“Toronto University”等都是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大学。但是在介绍这些大学的正式文字材料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述校名马上被自动转换成了“University of Oxford”、“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University of Toronto”。由于牛津和剑桥都是大学城，即城里所有的学院都属于那个以地名作为校名一部分的学校，因此不管怎么变，引起歧义的可能性都比较小。但是多伦多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在多伦多这个大城市里还有众多其他大学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运用校名的简称和全称时必须更加注意它们可能蕴涵的其他意义。笔者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和工作过一年，亲身体验过这字里行间的细微差别。假如你在跟一位多伦多大学教授交谈时频频使用“Toronto University”的说法时，你就可能会发现对方委婉而坚决地把这种说法纠正为“University of Toronto”。因为在对方的潜意识里，多伦多大学作为加拿大的最高学府，是决不应该跟多伦多城里的其他大学混为一谈的。
将上述三条语法规则应用于近代史中的北京，也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貌似疑难的问题。例如1889年在京城最早出现的近代大学乃是原属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堂。作为当时北京唯一的教会大学，它便理所当然地可以自称为“Peking University”。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时也是京城唯一的国立大学，而且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所以它被称作“Peking University”也是当之无愧的。这儿我们当然应该明白，如果拿二十一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上述这两个学校称“university”显然都不够格，但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却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曾经被洋人们称作“Peking University”的学校还有京师同文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由于同文馆是在京师大学堂之前由清政府总理衙门亲自掌管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其办学规模并不亚于原汇文学堂，被冠以此尊称情有可原。燕京大学是1916年由汇文大学堂、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神学院四所院校合并而成，起初直接继承了汇文大学堂的英文校名“PekingUniversity”，直到后来二十年代中期才正式改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辅仁大学是1925年罗马天主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一所高等学府，延聘有马相伯、陈垣、张继、沈兼士等著名学者，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也是独树一帜，颇有影响。
区分上述这些学校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看它们在书面语中的正式英文称谓：如汇文大学堂和早期燕京大学的全名为“Methodist University of Peking”（或“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京师大学堂的正式名称为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而辅仁大学的全称为“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或“Catholic Peking University”）。同文馆的正规英文名称则是“Tungwen College of Peking”。
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三条基本语法规则的约束，“Peking University”这个历史最悠久和口头流传最广的北大校名在民国时期竟从来也没有成为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正式英文名称。在1912年之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北大一直被称作“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或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这个名称显然是受到了日本东京大学英语校名“Imperi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okyo”的影响。然而从1920年起，国立北京大学的“国立”二字又从“Government”改成了“National”，即整个校名变为“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或“NationalPeking University”、“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可以从当时的英文报刊文章中窥见一斑。例如在1919年2月12日出版的《北京导报周年特刊》（The Peking Leader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载有数篇由北大教授撰写的文章和校长蔡元培的照片，北大校名在这儿均译作“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而1920年2月16日出版的《北京导报周年特刊》就已经改称北大为“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了。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北京这个地名被改为“北平”，北大的英文名称有时又变成了“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iping”（或“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Peiping”）。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奉命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在那儿共同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即“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后因战局恶化，1938年初临时大学被迫继续南迁至云南昆明，并且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英文名称为“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1919年2月 1920年2月
解放以后，尤其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原来的国立北京大学兼并了燕京大学，并将校园从皇城根儿的沙滩正式迁到了西郊海淀原燕京大学的校区。从此，曾经伴随这两所大学诞生的“Peking University”便正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虽然在七十年代中，北大曾短暂地将其英文名称改为“Beijing University”，但它很快就放弃了这种企图，又将英文校名恢复成“Peking University”。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北京大学目前的英文名称“Peking University”与中文原名堪称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既保存了北大百年历史的厚重底蕴，又简明扼要，琅琅上口。
由于目前我国在人名、地名上均采用了拼音字母系统，“Peking”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地名，所以拿它作为校名，就像“Harvard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和“Columbia University”那样，再也不用受到上述三条基本语法规则的约束。百年沧桑和北大师生在海内外取得的成就已经给北京大学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带来了有形和无形的巨大品牌效应，因此“Peking University”这个英文名称不仅在海外已经深入
人心，成为中国名牌大学的象征，而且在国内也占尽风流，代表了无数学子心仪向往的一块圣地。
而与此同时，新一轮的英文校名竞争和笔墨官司又已经在北京的高等院校圈子内悄然展开。一大帮以“Beijing University”冠名的学校重现江湖：如“Beijing University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等等。作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试图更改英文
校名为“Beijing University”时已经尝过了苦头的过来人，北京大学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趟这个混水，跟别人争究竟谁是正宗的“Beijing University”，而尽可以高枕无忧地使用“Peking University”这块金字招牌，并将宝贵的精力用于更为重要的其他方面。至于在口语中和非正式场合被别人“误称”为“Beijing University”，只要我们记住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三句“入世真诀”，便尽可以泰然处之，不必再做任何多余的解释。
北京大学自创办以来曾经用过的英文校名无不蕴涵着过去百年历史中浓郁的人文气息。它们不仅仅涉及到北大历史的真伪等纯学术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个北大人所拥有，并为之感到骄傲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试想当一位北大人在向国际友人如数家珍地介绍自己学校历史，并念出那些早年曾如雷贯耳的英文校名时，心中会是多么的自豪。反之，倘若英文的校史资料中充斥着虚拟的校名时，读来又是何等的乏味和令人反胃。
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保护这笔已经濒危的历史遗产。
注释：
1 他们分别是美国人满乐道（Robert Coltman, Jr.）；英国人秀耀春（F. Hulbert James）、安修真（J. M. Allardyce）和裴义理（Joseph Baille）；法国人吉得尔（Leon de Giéter）；德国人伯罗恩（Herr von Broen）和施密特（B. Schmidt）；俄国人卜录廷（A. W. Borodavkine）；以及日本人西郡宗（Nishigori Saburo）和杉先生（Mr. Sugi）。
2 笔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所翻译的最新一版北大英文简介（Peking University 2001）中，京师大学堂的译名“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便是在付印的最后时刻被改作了“Metropolitan University”。
3 参见鸽子：《隐藏的宫廷档案----1906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民族出版社，2000年，45页。
4 有关这篇评论的汉译全文，请参见郑曦原编译的《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129页。
5 古希腊神话中守卫冥府的三头猛犬。（译者注）
6 “甜蜜和光明”（ “sweetness and light”）这个成语在基督教中跟圣子的形象有密切的关系。英国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在170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用它来解释过蜂巢中的蜜和腊这两个讽喻的蕴义。另一位著名作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也曾用它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文收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一书之中。（译者注）
作者：sidelooker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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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尊重历史，回顾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英语校名 -- sidelooker - (12516 Byte) 2006-10-27 周五, 07:11 (154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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