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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云水生涯-----最智慧的乡下人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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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云水生涯-----最智慧的乡下人沈从文   
斜阳成碧
[博客]




头衔: 海归中将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性别: 性别:女
加入时间: 2005/12/02
文章: 4919
来自: 北京
海归分: 411243





文章标题: ZT云水生涯-----最智慧的乡下人沈从文 (616 reads)      时间: 2007-9-20 周四, 13:28   

作者:斜阳成碧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提及沈从文,纵然绕够十八道弯,也绕不开湘西,更绕不开凤凰。一条五百里长的湘西大走廊,北有风景,而南有人文。风景中的张家界和天子山,集聚了鬼斧神工的造化之美,人文中的熊希龄、沈从文,也是钟灵毓秀的龙凤之俦。凤凰古城的确小如一张明信片,巴掌大的地方,一条细如蛇肠的沱江和江边一字排开的人家,全被青山稳稳当当地揣入怀抱,揣得那么深,又那么紧,任你的手臂再长,也寻摸不到它的底蕴。湘西是神秘的,凤凰更神秘,你说它闭塞也好,或说它蒙昧也罢,它都不会涨红着脸奋起反驳。它一只手交出了熊希龄这位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另一只手则托起了沈从文这位赤子般的文学大家,它的贡献不可谓不丰厚!凤凰,凤凰,倘若其中缺少能上台面、能入法眼的风流人物,它又如何当得起“凤凰”之称?



一、初闯京城,几乎饿死

沈从文十二岁就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十五岁随军外出,军衔为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过匪,还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这“放纵野蛮”的数载间,他看够了底层人物艰难的挣扎和细微的悲欢。到了二十岁,他决意远行,要去就去京城闯荡,那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莽莽撞撞的“闯荡”啊!别说丰满的羽翼,他连糊口的技能也还不曾学到几样,只有一身单衣、一支秀笔和一颗发热的脑袋。他从前门站下了火车,抬头眺见那气势慑人的高高耸立的大前门楼子,几乎吓坏了。沈从文仅有一双白手,仅有少年锐气,但他并不比巴尔扎克笔下那位发誓要征服花都巴黎的英俊少年吕西安更逊色,他同样是旁若无人,呐喊出自己最强劲的心声: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

然而,冷遇和打击正在前头虎视眈眈地等着他。住进古都北平的小旅馆,沈从文心里排列出一小队可以求助的名单,好一阵举棋不定之后,他将熊希龄擢选出来,视之为灶神爷。沈从文乐观地想,这位北洋政府的前国务总理不是在西山兴办慈善事业吗?正好求他发一发善心,给自己介绍个谋生的差事,彼此毕竟是同乡,亲不亲,家乡人。可他万万没想到,熊凤凰蓄有万贯家赀,西山的慈善事业也办得红红火火,却偏偏不肯念及同乡之谊,对布衣菜色的沈从文并未表示出应有的怜惜之情。同饮沱江水长大的两只“凤凰”就这样交臂而失,以如此充满恨憾的方式交臂而失,真令人扼腕唏嘘。

京城米珠薪桂,原是居大不易的地方,沈从文生计无着,这可是燃眉灼睫的困窘啊!他从布袋里掏出那支秀笔,铺开稿纸,将印象中的故土人物一一抟泥吹活,他笔下原无半点章法,就那样饱蘸着真情实意写了,管它是小说,还是散文,或是别的什么,写成了,一篇篇寄出去,却很少被报刊用出,生计愈见其穷。这也难怪,识珠的人还未来,琢璞的人也还未来,他只能挨饿,挨饿,挨饿,直把自己辘辘的饥肠饿成绿绿的鸡肠。他在一间阴冷的杂屋里写啊写,数九寒冬,无钱买炭,四壁漏风的屋子久已冻成冰窟,他裹着单薄的被子,还在呵着手不停地写,仿佛着了魔,苦守在黑暗的角落,独力进行一场“刺刀见红”的人生搏斗。手上的冻疮已溃破流脓,鼻孔里的鲜血也滴沥在稿纸上,他用雾濛濛的眼光望了望窗外,听见了冰凌落地和树枝断折的声音,心里顿时生起一波战栗,也闪过一抹惊疑,这样饥寒交迫,自己究竟还能撑持多久呢?还是求援吧,向远方的老母幼妹?怎么开得了口?再说远水不解近渴;向近处的朋友?近处又哪有什么朋友?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啊!沈从文搜索枯肠,好歹想起了一个人,这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同道,平日里最喜欢哀哀地哭穷,但看他那血泪相和的文字,心地该是极善极热的。何不试试看呢,反正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

沈从文笃定了想法,便在信封上写好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过了两天,柴扉上真有人轻叩了三下,又重叩了两下,沈从文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灰布长衫,面容清癯的书生,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不用问,他就是沈从文日等夜盼的救星。郁达夫打量那间破庙样寒伧的屋子,再瞧着沈从文冻馁交加的虚弱相,他立刻就明白了这年轻人眼下已沦落到何种困境,于是,吃饭就成为最紧要的事情。在附近的饭馆里,郁达夫点了一份宫爆肉丁,还点了几个荤菜,看着沈从文狼吞虎咽,他不禁感到一阵阵心酸。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钞票付账,还找回三元多,他都推给了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围巾,送给这位酷爱文学,以至于以性命相拼的小兄弟。两人含着泪依依告别。昔年漂母一饭救了韩信,此日(郁)达夫一饭也救了(沈)从文,那可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直到翌日,郁达夫多愁善感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遂振笔写下了满纸悲愤的散文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扼杀青年前途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郁达夫发出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控诉。文章一开头,作者便说自己太无能,不足以赈济身处涸辙穷途的朋友,可贡献的惟有几条建议:上策是去当土匪,去拉洋车,可沈从文手无缚鸡之力;其次是去革命,去制造炸弹,可沈从文手中只有一把裁纸的小刀,如何革得了阔人的尊命?惟余头发中的灰垢和袜底的污泥,纵然身怀绝技,炸弹也无法造成;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及早回家,从此与老母幼妹相依为命地度日,可是这年头道路不靖,何况旅费也找不着;所剩者惟有下策,“啊呀,不愿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作者还郑重其事地建议,要偷,“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做起”,先试试去偷那位熊善人的家财,反正他那厚产也是用别样的手段从别处偷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偷不到钱,总还有几本旧书。

郁达夫的这篇文章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至今披读,仍感到彻骨的寒冷。若非深知其心,善解其意的书生,总难免认为他调侃过头,迹近油滑。试想,同是天涯沦落人,宅心仁厚的郁达夫又怎会往沈从文的伤口上猛撒生石灰呢?他无疑是识珠者,更是爱才者,此后便大力绍介沈从文的习作给京城各大副刊;接踵而至的徐志摩亦无愧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批小说,并为之四处延誉,还将这位笔极秀口极笨的小青年推荐给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胡适也是别具慧眼、求才若渴的大名家,每每能赏识青年于牝牡骊黄之外,他二话没说,就聘任这位忐忑而羞涩的“湘西山民”做了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师。据沈从文自己讲,他为自己的“处子演出”预先做了扎扎实实的准备,足可应付一小时而绰绰有余,但上了讲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他大感窘迫,一慌神,竟惊叫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罗尔纲《胡适琐忆》)他三言两语就将精心准备的教案全泼得盆儿见底,令一教室的学生面面相觑,也算是大开了一回眼界。只念过小学的沈从文飞升为文学家,固然是一个奇迹;他登上大学讲坛,则是更了不起的壮举。在二十年代群英荟萃的北京和上海,又有什么人文奇迹和人文壮举不能实现呢?换了别的年代,换了别的地方,便很难成立。在中国公学,沈从文开始了极富创意的人生,不仅文学作品愈加丰稔,而且还认识了张兆和,收割了一垅“伊甸园的麦子”。



二、喝到“甜酒”的乡下人

1938年7月30日,身处昆明的沈从文写信给沦陷区(北平)的妻子张兆和,信末有这样几句感喟:“表现上我还不至于为人称为‘怪物’,事实上我却从不能在泛泛往来上得到快乐。也不能在荣誉、衣物或社会地位上得到快乐。爱情呢,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

沈从文执教上海中国公学期间,由于授课之便,认识了英语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与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妹妹张充和都是聪明好学品行端正的大家闺秀,号称“张门四枝花”。按说,湘西山民沈从文在纯洁美丽如天鹅的张兆和面前,应该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头撞南墙的倔强劲。“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梁实秋《回忆沈从文》)既然口才不济,又十分害羞,沈从文便祭出自己的法宝,暗地里发起了书信攻势,这一超级强项亦可算是他的“撒手锏”。可是情书寄发之后,都如泥牛入海,丝毫未得佳人的青睐赏识,直急得他神魂颠倒,几次三番要跳楼。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初步印象并不怎么美妙,这位湘西山民平时不太讲求仪表,总显得邋邋遢遢,况且他性情孤僻,课也讲得磕磕巴巴。虽说大家都说胡适和徐志摩如何如何欣赏这位貌不惊人的沈才子,但张兆和平日只知读书用功,根本没留心读过沈从文那些文采斐然的新作。再说吧,她担心师生恋的风波会累及自己的清誉,这种事总令人百口莫辩,还是躲得越远越好。可是在沈从文看来,张兆和的不回应可能是在考验他的耐心,于是,他的情书攻势更为猛烈。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吃不准了,便去找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试探口风,他说:因为爱张兆和,他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都不能做。他打算放弃教职,到远处去,一方面使得张兆和可以安静地读书,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免于烦恼,他甚至负气地说他打算上前线当炮灰,一了百了。但他又说,他愿意再等张兆和五年。他疑惑的只是,张兆和既然对他毫无爱意,为何又不肯把他的情书悉数璧还?王华莲解释道,张兆和收到的各路情书很多,有的甚至从日本寄来,她都只是拆开看看,一概不予回复,也懒得退还,她这么做,并非只针对沈从文一人。胡适得知此事,他劝沈从文不宜辞去教职,应留在上海公学继续任教,以便张兆和多了解他一点。

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以为长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没下去,谁知事实不如我所料!”她甚至猜想沈从文会要报复她。于是,她前往极司菲尔路一条僻巷中的胡寓拜访胡适,胡适是她父亲的好友,请他出面制止沈从文这种拼命玩火的“纠缠”,应该不成问题。张兆和特意剔出沈从文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证明对方出言不逊,粗鄙无礼,含有明显的侮辱意味。殊不知,胡适是偏向沈从文的,他夸沈从文是天才,在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然而张兆和却坚决不肯做沈从文的恋人,连朋友也不肯做,她担心“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胡适见谈话陷入僵局,又称沈从文“崇拜密斯张倒是崇拜到极点”。张兆和的回复是:“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胡适不满意她的回答,他认为沈从文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庸人,应该区别对待。1930年7月10日夜,胡适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和他对张兆和的印象都写在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他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其实张兆和并非铁石心肠,她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之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得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她翌日便写信给沈从文,劝他改弦更张,莫作无谓的牺牲:“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沈从文的答复却是:“只要是爱你,应当牺牲的我总不辞,若是我发现我死去也是爱你,我用不着劝驾就死去了。”沈从文的这桩苦恋和单相思最终结出了甜果,这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兆和经过一番烦恼,还是被沈从文诚挚的爱深深感动了,她征得二姐张允和(她是张家的女诸葛)的赞同,沈从文这才乐呵呵地看到情天上云开日出,爱河里风帆高举。

从《从文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书信无不一往情深,沉郁顿挫间,满怀愁绪。1931年6月,他致信张兆和,调子很低:“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表白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那时张兆和尚未接纳沈从文,所以他的笔调颇有点忧伤。他何尝只是易折的萑苇,他也是不动的磐石,正是这一点最终感动了张兆和。许多年后,沈从文已是白发萧疏的古稀老人,在下放农村的前夕,他手持张兆和的第一封回信,依旧老泪潸潸。对此,张允和女士曾有传神的文字写照:



……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她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沈二哥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面对这男儿落泪的深情,就连最怀敌意的时间也会缴械投降。那份“春天的甜涩”纵然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仍将浓得化不开啊!人间的大爱大美原是这样的平常,他举起那封信——在胸口温一下——塞进口袋怕它不翼而飞,却又是如此不落俗套,非同凡响。

张允和在《半个字的电报》一文中还记述了沈从文的另一桩趣事。那是1933年春,张氏姐妹住在苏州。一天,张兆和将沈从文的来信递给二姐看。信中婉转地说,要请张允和做中介人,代他向准泰山准岳母提亲,特别叮嘱道,如果两位大人同意这门婚事,求张兆和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允和天性古道热肠,何况这是自家三妹的婚事,她原本也有居中撮合之功,父母那儿自然一说即成。下一步就是如约给沈从文发电报了,当时的电文不用白话,张允和心想,自己在电报末尾要署名,她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于是,她拟就了一条异常简洁的电报稿:“青岛山东大学沈从文允”。这一字二用的电文兼顾了内容和署名,原是很妥帖的,可是张兆和不放心,怕沈从文会看得满头雾水。她又悄悄一人坐了人力车前往苏州阊门电报局,将白话文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递给发报员,对方看过之后,认为是密码电报,依照规定,不肯发送,要她改为文言。张兆和不肯,涨红了脸,告诉发报员:“这是喜事电报,对方会明白的!”恳求了好一会儿,那人看她也不像什么女特务,才勉强答应了。电文中竟含有一个语气词“吧”字,可谓别开生面。你想想看,这杯甜酒该有多甜,真是名副其实的“蜜电”啊!

1933年9月9日,三十一岁的沈从文(当时任教于青岛大学)终于娶得美人归。他显然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视为了“战利品”,一直相当得意。及至1949年,沈从文在书信中将张兆和的称呼由“三姐”改为“小妈妈”,更可见出沈从文对妻子强烈的依恋之情。

天作之合的婚姻正是沈从文取得文学成就的一个大前提,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可惜常常被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学者们有意无意间忽略了。



三、上善若水

世间真有百思始得其解的怪事情,每次只要我规规整整地写下“沈从文”三个字,就会立刻想到水,汪汪洋洋的水,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沈”姓有一个三点水的偏旁,而是因为他如水的性情。他在写于1931年的《自传》中坦承:“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到了1947年,他写《一个传奇的本事》时,便有了更完全的说明:“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做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沈从文笔下的这段隽语,足以启发我们更透彻地理解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和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所包涵的深意。

沈从文的性情确实宛如一派清波,表面温和,却心劲十足,忍辱负重而能包容广阔。 “文革”期间,他被众小将批斗,不失乐观;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也不失乐观;被流放到湖北咸宁,去乡下看鸭子,仍一如既往地不失乐观,还写信给表侄黄永玉,居然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那是魔影憧憧的年代,要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尤其是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千难万难,所谓“乐观”,实有如穷人家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瞧瞧看吧,史学家唐兰竟在嘉鱼江边守砖,大学者钱钟书也只勉强够格管管仓库钥匙。尽管如此,他们不得不乐观,意绪一消沉就会自寻短见,乐观是当时知识分子挺挺然或佝佝然活下去的惟一本钱。有了这份格外沉重的乐观精神,沈从文才能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凭仗记忆写就《中国服装史》。

沈从文的确具有“上善若水”的道家智慧,道家的“清静无为”、“无用乃为大用”的理论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逆境、厄境、绝境时的救命符。革命小将把“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贴在他背上,他只是有一点点不开心地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们应该好好地练一练的。”从这句书生气十足的话不难见出沈从文的认真。当年,大知识分子身上多半都有这股子呆气,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批斗会,为了区分众多“黑帮”分子的不同身份,照例要用黑布写上白字,缝在挨批者的衣服上,如“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最终大家公推俞平伯来做执笔人,“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这无疑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当“北风”最紧的时刻,沈从文与黄永玉相遇于东堂子胡同,交臂擦身之际,他温语叮咛这位大表侄:“要从容啊!”道家的智慧原本因乱世而兴起,这种因乱世而兴起的智慧却被中国知识分子当作常规法宝,爱不释手地使用了几千年,而且被充分应用于那个“形势一派大好”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和悲哀。时至今日,那些喜欢挖掘文墓的批评家自然可以拄着如椽之笔,站在坟圹边,理直气壮地大出刻薄之词,意思无非是:“你们这些软骨文人呀,当初怎么就不敢抗争呢?难道就没有半点血性吗?”某些70后出生的文学评论家未曾亲历过十年动乱,全然不知刀剑及颈、棍棒加身是何滋味,他们也无意寻究历史的根源,即以嘲弄受害者的施虐方式寻取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正是他们自以为讨得便宜的高明手段。虽然一个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骨子里却全是虚的。



四、不相信强权,只相信智慧

前些年,文坛某新丁曾炮制出一篇全盘否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绝色“悼词”。其中褒扬沈从文为“极富天才的小说家”,却又要否定他这个人,理由是“他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与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至于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致“悼词”的人未免太浅见短视了些个,中国文学的悲哀并非由作家的私德缺陷所造成,而是由那些极度煽发人性之恶的黑手摧残所致。像沈从文和萧乾那样重情重义,温和仁蔼的文学家,最终竟闹得生死无以释憾的地步,究竟是谁的罪过?作者若有正确的是非观,答案便应该往别处寻找,可惜他没有这份老吏决狱一查到底的勇气。谴责恶而不谴责打开潘朵拉匣子的主凶,这当然既省笔墨又省麻烦,但省来省去,总不能把起码的良知也一古脑全省掉吧?读了那份沉痛得声泪俱下的“悼词”,我新长的见识是:否定一位大有修为的作家原是顶容易的事情,否定一大群有长才的作家也无难色,只要揪出其皮袍里的“小”,就可大功告成。我无意在沈从文与萧乾的师生恩怨上巧加回护,但我明白“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古话自有它不易不夺的道理。要不然,这地球村就真会变成洪洞县,连半个好人的影子也找不到了,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那位大言炎炎,哗众取宠的致“悼词”者啦。

沈从文以矫若游龙的笔势一路奋迅写来,其实他早已看得分明,在中国现实中,文学与政治犹如圆枘方凿,彼此格格不入,难合铆榫。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曾写道:“正因为工作真正贴近土地人民,只承认为人类多数而‘工作’,不为某一种某一时的‘工具’,存在于现代政治所培养的窄狭病态自私残忍习惯空气中,或反而容易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力压迫与有意忽视。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并不容易。但这不妨事,倘若目的明确,信心坚固,真有成就,即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段话(写于1947)极具预见性,随后不久,他就因为不肯做“工具”而“遭受各方面的强力压迫和有意忽视”,连“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不可得了。他在创造力依然旺盛之时,“准备再好好地写几个本子”,却于六十年代初到四川内江、河北宣化和江西老区体验生活,写出一大堆“重复性的政治语言”(张兆和的说法),自己也很厌弃那些惨不忍睹的怪胎,终于未展长才,便颇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休了笔。关于政治和文学,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他还有以下的说词:“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基本上也同样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必对人生有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然而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充满封建意识形成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很显然,沈从文当时对文学艺术的前途是乐观的,而且有点过于乐观,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历经三十多年的炼狱生涯后,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曾对日本政府一个专家组的成员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不识时务”是出了名的,他直言无忌的笔锋曾戳痛过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他不害怕权威,只服膺心目中的真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十二分勇气写《扪虱》那样的文章,在文坛四处捕“虱”,将名人粗劣的文字毫不留情地捉出来示众。1948年,郭沫若不仅掌握着话语霸权,还保持着革命的警觉性,他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猛挥大棒,蛮不讲理地将沈从文划归“反动文人”之列,被纳入黑名单的还有萧乾、朱光潜等人。郭沫若丑诋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萧乾为“黑色贵族”,朱光潜为“蓝衣监察”。郭沫若认为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贬斥他的小说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图”,“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沈从文此后不久即弃文搁笔,是遭受此番惊吓所致,这也未免太夸大郭文的威慑力了。沈从文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试问,郭沫若又有什么大智大慧能令他垂首折服?

四十年代末,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一度寻短见,自杀未遂,纯粹由于内心深刻的失望所致,那样乌七八糟、鱼目混珠的文坛自然不会给他留下一席之地,他寄迹其中也很难不感到孤独和羞耻。早在三十年代中期,沈从文即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西书简》)如今,他的话已完全得到了印证,试想,读者中还有多少人喜欢读郭沫若的诗文?沈从文的作品与温润的人性始终息息相通,再过一千年,也还会获得读者的青睐。



五、云无心以出岫

我曾有缘三度参观沈从文故居,那十余间环回相连的木屋早已空空如也,令人兴发“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感叹。沈从文小时候的教育得益于母亲的地方颇多,他在《我的家庭》一文中曾写道:“她告我识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思考和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思考之后的决断。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母亲的也就较多。”如今,故居里只剩下旧时的一张床、两条书桌、几把座椅、满是污垢的油灯和熏黑的帐幔,均已难辨真假。我走遍每个房间,猜不出沈从文当年在哪间小屋里聆听慈母的教诲。故居内收藏有大小二十余件附庸风雅的字画,这些“作品”贸贸然占领了漆色暗淡的板壁,均显出极不相类的滑稽神情,那些佛头着粪的涂鸦者一个个洋洋得意,并没有半分自惭形秽的意思,亦属于奇事一桩。飘瞥之际,惟独故居旧主人留下的那几页字迹清劲的《边城》手稿的复印件令人生出昔年何年今夕何夕的沧桑之感,我久久伫观,不忍遽然离去。

沿河边的石板路走,你便会与沈从文达成共识:“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我所生长的地方》)沿河一带的居民都已富裕起来,街边到处都是卖食物、衣服和工艺品的商店,那些苗家姑娘明眸皓齿,清灵水秀,穿戴着靓丽的民族服饰,笑意盈盈。小城人是该好好感谢沈从文的,他们生活中的不少甜头都拜这位“山民艺术家”所赐,因为他的文章宛若馨香远溢的春花,招来了一群群远方的“蜜蜂”。

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播迁故土,场面冷冷清清,本地报纸竟然只是浑不在意地发了几十个字的消息。当时,有人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文学的悲哀,这是文学家的悲哀!”于死者──一生澹泊宁静的沈从文,哀荣毫无意义;但生者如此薄待前贤,又岂能毫无愧怍?

沈从文的骨灰安葬在离凤凰古城一里半的听涛山。周匝群峰耸翠,中间一水东流,这正是一方静息和长眠的宝地。翼翼然拾级而上,不过数十米,便可见到一块未经打磨的大石头植于道旁,若不是凿凿无欺的铭文所示,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块近乎粗糙的麻石就是沈从文的墓碑。清简、质朴、浑厚,这原是沈从文为人和为文的特点,在墓碑上再次得以充分体现,可见其人一以贯之的作风。奥地利文学家斯蒂梵·茨威格旅俄期间曾拜谒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那是一方僻处桦树林中,别无修饰的长方形土堆,“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庇佑”,最伟大的生命原是如此沉静地归于泥土。事后,茨威格写了一篇饱含深情和敬意的纪念文章《世间最美的坟墓》,对朴素墓地下长眠的同样朴素的灵魂,作了由衷的赞美。我站在沈从文的墓前,内心也满怀着铮铮然弦响未绝的感动。青山有幸啊,成了沈从文的安息之地,有幸的青山虽然不高,亦足以令人仰止。

墓石的正面镌刻着沈从文的十六字真言: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一位心怀万有的大师骨子里又岂能缺少这份引领众生昂然上路的自信!沈从文追寻美惠三女神的衣香鬓影,苦苦追寻了整整一生,笔管中满满地灌注着不衰不死的热爱,他的作品因此拥有鲜香鲜色的灵魂。

墓石的背面是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女士所写的诔词,语意简明扼要: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这十六字的诔词巧妙地使用了嵌字法,嵌的是尾字,细看来,便是“从文让人”,精当而中肯。沈从文前五十年著作等身,后三十余年,他不愿作媚上取容的政治工具,不爱写虚伪的“载道”之文,而宁肯割弃固有的文学名声,去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这种“不折不从”的精神,在四十处代便被讥为不识时务,听够冷嘲,看尽白眼,其中甚至夹有郭沫若对沈从文所下的“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那样的棒喝,但我们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坎坷路途,风雨岁月,又有几位老作家的艺术良知能像他那样岿然独存?

1996年,黄永玉为沈从文陵园补立了一块石碑,题词为: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毋庸置疑,曾自称为“小兵”的沈从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战士,良知是他的统帅,真、善、美是他的武库,文坛是他的战场,他在长达五十余年看不见硝烟的持久战中,良知不曾被俘虏,假、恶、丑的火力也无法将他的姓名抹去,尽管他有过偃旗息鼓,有过意志消沉,但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缴械投降,从此奴颜媚骨,也没有猝然倒下,烂在污泥臭水之中,万劫而不复。他坚挺地活过来了,最终,他的遗体回到了故乡。

听涛山下,沱江日夜奔腾。沈从文的魂魄已化作一缕清风,他的一半骨灰已撒入湍湍清流,随粼粼逝波汇入灏灏长江茫茫大海,奔向那永恒的归宿。

沈从文是一片云,一片无心出岫的白云,萦绕在中国文学的峰青峦翠之间,织造出一幅神秘的风景;他那秋水样澹泊的性情,春水样温暖的怀抱,借助清灵灵的作品润泽后人。若要用精洁得不能再减省的字样总结沈从文的一生,我认为,用“云水生涯”四字即可收全效,其荦荦胸臆的确尽在其中。





[本文首发于《十月》2001年2期,《散文·海外版》2001年4期选载,已选入《读人记·当代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已收入王开林历史文化随笔《新文化与真文人》(中华书局,2006年11月,责编:祝安顺)。]

作者:斜阳成碧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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