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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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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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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转贴） -- 安普若 - (6032 Byte) 2006-2-27 周一, 05:46 (3979 reads)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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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二）（转贴） (861 reads) 时间: 2006-2-27 周一, 06:00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可以说，那对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李叔叔是一个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县，正是十分区的地盘。母亲抗日战争时经常在此出没，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能谈到一块儿。

　　母亲喜欢古典音乐，李叔叔也喜欢。母亲还喜欢听民乐，李叔叔也不讨厌，并帮母亲搞来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带。

　　两人都极度反感色情文学。对那种模仿《金瓶梅》写法，连篇累牍写床上事的畅销书嗤之以鼻。

　　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乾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份，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份。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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