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26th, 2005吴国桢：我所知道的周恩来
吴国桢：我所知道的周恩来
吴国桢口述回忆
问:吴博士，我知道你年轻时是周恩来的朋友，我想你和他一度很亲密，请谈谈你对他性格和人品的印象。
答:我们两人从1914年到1917年间都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求学，周恩来比我大5岁，高我一班。但从一开始，即我们都还是孩子时，就互相敬慕。那时还有一个姓李的[指李福景(1900年—)，天津人。后赴英国学习工程，回国后在京奉铁路服务。]，经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学生常常叫我们是“三剑客”。
问:我打断一下，据我所知，他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确实吗？
答:这很奇怪，我在中国和这里都读过这样的描述。如果有什么人了解他的早期生活，我想我是有资格的，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我并不知道。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中来，暑假时也是如此。他只请我到他家中去过一次，他那时同伯父住在一起。他从未谈过他的家庭，他伯父似乎比较富裕，也从未给我谈过任何有关他父母的事。后来在重庆，当他担任中共代表时，我们突然在报上看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你知道中国的习惯是要登个讣告，他登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未向任何人谈过他的父亲。我想这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但我不能断定。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1917年我离开南开去了北京清华学校，我想他是由于家庭状况，所以上高等学校有困难。他到清华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南开也已发展成为大学，他留在了那里。后来，我们当然都知道，在称为“五四”的运动中，他策动了一次罢课，那是1919年的事，为此他被监禁了几天。就是在那时，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邓颖超，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问:“五四”运动后，你知道他怎么样了
答:在我1921年动身来美国的两年前，我收到他一封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那时中国正在组织所谓的勤工俭学小组，他参加了那个组，并在1919或1920年去了法国。此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的踪影了。
问:你没收到过他的信？
答:我们都把对方的地址弄丢了。当我1926年回到中国时，我听说他已回到中国，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军官。我还听说他已成为共产党员，我并不确信。当我在1926年12月到汉口，参加国民党的北伐时，得到了证实。有人说他在汉口，我设法找他，但没有找到。然后我在1927年到了上海，同郭泰祺先生[郭泰祺（1888-1952年），湖北广济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1927年5月任外交部驻江苏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一起工作。有一天，我在无轨电车上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和鬓角的人，从脸的其余部分我能认出这是我的老朋友周恩来。我过去同他讲话，他说他不认识我，我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他说:“不，我不是周恩来。”
我们再次相见是1937年下半年在汉口。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再度合作，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周是该军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我那时是汉口市长，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妻子突然告诉我说，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当然，我立即去了他的总部，有了我们第一次的团聚，彼此间很有礼貌。我再次问他，在上海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他予以否认，但这时他的胡鬓没有了。我举行家宴招待他。至于怎样招待我这位老友，妻子和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因此不会出席一个真正的宴会，于是我们为他办了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南开的朋友。他来的时候非常高兴，老朋友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然后他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到了那天，我们吃到了汉口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他自己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我们喝了又喝，大家都有点醉了。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他和我们夫妇俩。他问我:“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我说满意。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我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他说:“我也一样。”于是他告辞了。
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真诚而友好的，汉口失守前，我们又多次见面。事实上当朱德将军到汉口时，周还将他带来看我，他采取的方式很有趣。那时为了安全起见，我已将妻子和儿女都送到昆明去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在你家里，请自己和另一位客人与你共进午餐。”他们来后，他没向我介绍他的同伴，他说:“你知道这人是谁。”幸好有人告诉过我朱德正在市内，于是我说当然是朱德将军。我们共进午餐，席间我们谈了一些事。我们没有讨论国家政治事务，我也回避这类话题，我要将友谊置于私人基础上，不愿超越其外。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落入日本人之手时，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厨师还在吗?”我说还在。他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吃饭时，他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一起喝。他说:“你知道，蒋介石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他说:“你到哪里去？”我说去宜昌。“坐车吗？”他问。我说“是的，坐车”。他说:“我可以同你一起走吗？”为此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客气地告诉他，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他联系，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计划最安全。他离开了，半夜又打电话给我。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他说:“你现在走吗？”我说:“我还要等一会儿。”他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我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他明白我的暗示，再也没同我联系。如果周曾有过要将我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就是在此时打消的。于是我们再次分手，最后都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还是国民党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我是重庆市市长。上班时间，他打电话到我家里，同我妻子讲话，询问我是否在家，此时我当然不在家。几分钟后，他到我家拜访我妻子，表示他仍然视我为私人朋友，但他并不真想见我。我也回了礼，我打电话给他办公室，发现他不在，我去那里留下了名片。从那以后，每逢中国节日，他会给我家留名片，我也给他的住地留名片，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后来的事情涉及到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赫尔利（1883-1963年），美国外交官，军人出身，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驻华大使。]、毛泽东和周本人。正如拙稿《夜来临》中写的，那时我同老朋友周恩来争论了一番。第二天，周同他一起任代表的同事王若飞，参加了与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会谈，这些代表们开了一段时间的会，讨论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间的分歧。会后，张群将军按规定将会议记录传给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我，他笑着对我说:“你看看里面的内容。”整个会议记录，除了周恩来和王若飞对我最为尖锐的攻击外，别无所有。
两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们夫妇吃饭。为了昔日交情，我们去了。除了我们夫妇外，还有另一对国民党的夫妇，是南开中学出身的张平群先生和他妻子，张后来是驻纽约的总领事，其余的都是正好在重庆的共产党员，有王若飞、董必武（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叶剑英（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周彬彬有礼，宴会完全是为了招待我，我们没谈论什么事，只是聊天。张夫人的妹妹已是共产党员，不久前刚从延安回到重庆，她在父亲家里闭门不出，不愿谈任何经历。有几个月时间，她家一直不让她单独行事。有一天当只有她一人时，突然又失踪了。此后不久，家里收到她从延安的来信，说她在那里。于是长时间以来，张夫人一直在找周恩来，问她妹妹的消息，周只是回答说她很好。宴会结束时，周戏剧般地站起来对张夫人说:“我给你带来一位客人。”他走到门边，将门敞开，张夫人的妹妹就站在那里。大家请她进来，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围着一张圆桌坐着，周在张夫人旁为她摆了把椅子。我们可以看出，那女孩几乎要哭了。但整个晚上她谈话不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问她，她都会瞧瞧周，寻求提示。这就是我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宴会。
问:吴博士，当1946年你是上海市长时，他经常从南京来，那时你见过他吗？
答:不仅那时见过，就在我由中央宣传部长调到上海之前，在南京也见过。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然后在上海，他和妻子拜访了我们夫妇，我们4个人举行了一次茶会，但谈得不多。
问:1946年11、12月，你已经是市长，对吗？
答:对。
问:在国共正式破裂之后，我知道他在上海，直到1947年初，据报道说他要在上海隐藏下来。
答:情况不是这样。他曾到我办公室来，抱怨说他总是被跟踪，我告诉他，那是为了保护他。
问:你知道他何时离开上海的？
答:我现在无法告诉你日期，我想是在马歇尔走后，我记不清日期了。
问:吴博士，他在那里的最后几周，据说实际上是躲藏着，确实吗？
答:不确实。他被跟踪是确实的。
问:我的确知道他从上海打电话到南京，那时我在南京，他说他不敢公开露面，也不敢回到南京。
答:现在我想起来了，外国报刊有过那样的报道，实际上我们一直知道他的所在，从未干涉过他的活动。
问:那么，吴博士，我想你再也没见过他？
答:是的，再也没有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