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于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演出话剧《晚宴》时的剧照


　　黄宗江 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1957年与石言共同创作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其他剧本创作还包括《海魂》、《农奴》、《柯棣华大夫》、《秋瑾》等。1982年获邀出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是中国影坛出任三大电影节评委的第一人。


　　永远烙在心中的校训


　　84岁的黄宗江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燕京人。如果燕京大学没有在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消失，以燕京对于学生的宽松，或许黄宗江会在后面的岁月中补完他的学业；不过以黄宗江率性的性格来说，这个假设也许难以成立。不过，燕京的校训却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个老燕京人对于燕京校训的感悟越来越深：


    燕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时在学校里的我们并不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燕京大学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并不传教，也没有说基督教教义就是真理，学校里从来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司徒雷登在创办和执掌燕京大学的时候，是实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校训的。


　　后来在批判燕京大学的时候，有些人说燕京校训中的“真理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服务是为资产阶级的服务”，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辩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这个校训的感悟越来越多：我们追求什么真理？应该追求可以得到自由的真理。我们为了什么服务？就是为了能够追求真理以服务。这么多年来，关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变化，燕京大学也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校训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燕京人的心里。


　　“以失恋为主”的大学生活


　　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毁，那里曾经是黄宗江戏剧之路的摇篮。在那一年，黄宗江跟随他的同学转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并且面临着毕业。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1937年我在耀华中学面临毕业，我本来是想到南京报考国立剧专，但是南京沦陷了，没有去成。当时的国立大学都南迁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一个是辅仁，一个是燕京，都是教会学校。


　　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通常燕京大学每年只招收200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700多人。据说司徒雷登到过重庆，见过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拜托他对沦陷区的学生加以照顾。


　　当时北京还叫北平，日本人来了之后改叫北京，但是燕京大学管北京还叫北平。在这种小小的称呼之别上，其实含着很复杂的关系，这就是说，燕京大学根本就不承认日本人。在这种背景下，我成了燕京大学的七百分之一。在燕京那片相对安静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两年的读书生活，我的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我并不是以读书为主，我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我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这让我感到惭愧。


　　“海外关系”谢迪克


　　燕京人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谢迪克这个名字的，他当年是燕京西语系的外籍教授。作为西语系的学生，黄宗江对于这个名字当然更加熟悉。甚至对于这位教授晚年居住的美国东部小城绮色佳，黄宗江也多出一份特别的情愫，这为中国一个古老的成语“爱屋及乌”又增加了一个注脚。在黄宗江的新著《洋嫂子&洋妹子etc》中，黄宗江这样描述那个美国东部小城：……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一位英国文学教师谢迪克，如今生活、授业、退而未隐于斯……


　　1938年秋季，我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我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然而年轻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漫不经心，学业荒疏，心放在演剧和爱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面对宁静的未名湖水总感到十分有愧，终于一步步远走，远去海角天涯，远离了笛福、彭斯，也远离了谢迪克，半个世纪迈过去了。


　　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黄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关系，但是黄宗江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海外关系，只好交待了教过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谢迪克。


　　“非走不可”的休学


　　在不同的叙述中，黄宗江两次说到了离开未名湖，离开未名湖或许是黄宗江的一个心结，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1940年12月，我决定离开燕京。当时快大考了，我也有点怕大考。我找到文学院长周宪章，说：“我要休学，我有抗日问题。”周院长说：“你先冷静冷静，咱们再谈一回。”由于演剧，加上我是横渡昆明湖的冠军，我在燕京还是比较出名的学生。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我，总会笑呵呵地问我：最近游泳了吗？


　　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见了我。司徒雷登跟我表示：只要我不离开校园，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当时是想抗日，而不是已经有了抗日问题。我支支吾吾地跟他说：“这个……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反正我是非走不可。”


　　司徒雷登一看我一定要走，就跟我说到了内地可以找熊佛西，他是燕京的学生。我又说：“我跟他在艺术流派上不是一个派。”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曹禺、张骏祥他们。我向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我关心的感谢，就离开了燕京大学。


　　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我又回到燕京大学上我的第九年大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毕业。”在那一年，未名湖畔学生宿舍六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上了“黄寓”二字：住在里面的是黄家的三兄弟，老大黄宗江、老二黄宗淮、老三黄宗洛。那是怎样的一段故事？黄宗江没有说，或许他认为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解放前夕，黄宗洛就到解放区去了。”对于自己三弟当时的情况，他也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带过了。不过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包含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命运再一次把黄宗江和燕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黄宗江在许多罪名之外，还有一条是“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红卫兵在我家抄家的时候，抄出了一大堆照片。照片哗啦撒在地上，出乎我的意料，里面有一张司徒雷登的照片。我马上把脚踩在上面，企图销毁罪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其实照片的事情很简单：当时学校门口有卖明信片的，燕京风景一套六张、校长照片一套六张等等，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嘛，就买了。后来我海走南北地流浪四方，就把旧照片存放在姐姐家里。姐姐把这些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翻这些照片，就这么一直放着了。这下子我成了“司徒雷登的黑宠儿”，当时我在学校里又演戏又闹自杀，虽然也很有名气，但是要说到“司徒雷登的黑宠儿”，我还算不上。


　　虽然因为母校吃了苦头，但是对于燕京的感情却日益见深。每年的4月23日，燕京的老校友都会在燕园重新聚首，在那个时候，黄宗江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


　　2004年校友聚会的时候，北大校长说：“我们一定要把燕京交给我们的校园保护好。”北大校方在公开场合承认北大和燕京之间的继承性，这是第一次。我听了之后，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在讲话中赞美了北大校长对于燕京和北大之间继承性的肯定。


　　这种赞美，大概代表了燕京人的一种心情。


　　口述/黄宗江（文中楷体字部分为记者旁白）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本文参考了《洋嫂子&洋妹子etc》（黄宗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与《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燕京研究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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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的兄弟姐妹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两位姐姐比我大得多，我是男老大，下头还有老二、老三、老四，名叫宗淮、宗洛、宗汉，还有个小妹宗英。我在青岛上初中时就尽在同乐会上演戏，一台能演好几个角色。我回家就给弟弟妹妹们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演我编的戏。黄宗英就成了惟一的女主角兼配角。黄宗洛小时候最笨嘴笨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后来都当过职业演员，又都改行以写作为主了。可小时候话都说不清楚的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惟一的演员，70岁了，还越演越欢。黄宗汉那时还抱在怀里，派不上戏，长大了，十几岁就参加了地下党，忙于政治活动，也没机会演戏；现在离休了，成天忙活着策划修建古文化场地，还常策划个电视剧。这大概是小时候没过足戏瘾，在这里补课呢！


　　刚才说，我们的爸爸是电机工程师，清末留学日本，回来赶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那就叫书香世家吧，打我这儿才成了戏子，还带上了一串。我总觉得演戏这行当不错，虽不比别的行当好，也不赖，因为它最接近人生百态。


　　摘自《黄宗江———文化人影记丛书》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