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春秋情牵挂 南开深处有个家


城市快报
 
　　文化大师在天津之3


　　记者 马宇彤/城市快报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给武士们当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很够了!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人的血，我们的胸膛里还跳着人的心：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我们要坚决表示：不是任人宰杀的羊群，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1931年，9月29日深夜，一位名叫巴金的年轻人写了这样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这一夜，距离“九一八”突起的枪声仅仅10天之远。很难想象，看似文弱的巴金的胸膛里跳动着如此激越的火苗，从此，巴金这个名字，就像是正义、责任、理智、自省的化身，在中国大地上闪耀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巴金和天津有着一段扯不开的情缘。


　　天津


　　有他的一线牵挂


　　据巴金年谱记载，巴金一生中来到天津的次数极少，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是1932年9月上旬；第二次是1933年9月中旬，仅仅呆了一个上午，当晚便去了北京。可就是这短短的一个上午，他还写了一篇散文《三等车中》，后来，又有一篇名为《平津道上》的散文大略记载了此次天津之行，并且收进了《旅途随笔》文集。从这些美丽的文字中，可以读出巴金情感的细腻和观察的深刻，透过车窗扑面而来的北方平原让他这样感慨：“沉着、朴实，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掩饰，北方的景物就像北方的人，他们沉默地挑起生活的担子，坚忍地跟困难斗争，一直到死不发出一声叫唤”，文章透露出的信息是“下午五点多钟火车到了天津东站”。


　　第三次是1935年11月下旬(约30日)，他在津大概逗留了两天，而在他到津20多天前，即1935年11月3日，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恰好发表了一篇《〈雾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的评论文章，署名刘西渭(作家李健吾的笔名)，那是目前可查的第一篇刊于天津的巴金作品评价文章。


　　巴金来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探望他的三哥(实际上是亲二哥)。据南开中学校友会秘书长李溥介绍，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曾经在该校任教，教授英语，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而李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即已南迁，学校里没有留下有关他的详细资料。


　　但是，据南开中学1937届毕业生、原天津第一市政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今年已经86岁的张雅亭介绍，他读初中的时候，在4班，而李尧林一直教1班的英文，虽然没有直接听过李老师的课，但是对其有些微了解，李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读书十分刻苦，曾因劳累过度感染过肺结核。


　　李老师英语课上得好，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教的学生英文最高分只有69分，所以在南开很闻名。张雅亭记得很清楚，李尧林中等身材，喜欢穿西装，戴一副眼镜，是比较典型的书生模样。让张雅亭难忘的是，他还在南开校园里见过巴金一面，“大概是1935年吧，已是冬天了，有些冷，一天下午，巴金出现在校园里，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我的不少同学得知消息，赶紧到学校周围的小书店抢购巴金的著作然后围着他索要签名。巴金很和善，一一满足了大家。”


　　也许是由于巴金的魅力，张雅亭对70年前的一幕印象尤深。至于巴金在津居住何处，张雅亭表示不得而知。据他分析，巴金很有可能就住在李尧林的宿舍，那时，南开中学的许多教师都住在女中部后面的西楼里，也就是现在南开中学体育场所在的位置，只是该建筑早已拆除。


　　巴金之侄李致曾经披露过这样一个细节，巴金一直希望自己最爱的两个哥哥不被人遗忘。因为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对巴金帮助最大。1923年4月初，不到20岁的巴金第一次离开故乡，与他同行的就是三哥李尧林。只是终生未娶的三哥离开天津南下后，不幸于1945年在上海病逝。为纪念三哥李尧林，巴金给女儿取名小林。3年之中，三访天津，充分体现了巴金对三哥的牵挂之情。


　　“巴金其实是活在一种境界里”


　　昨晚，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巴金研究学者刘慧贞。她说，作为巴金的研究者，她只有幸见过巴金一面。那是1989年，在上海参加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她和几十名与会者到家中探望巴金，那时，巴金刚刚腿伤不久，行动迟缓，只能依靠拐杖勉强走路。几十位来访者坐满了客厅，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和巴老见下面，照个相，道声问候，没有逗留多久就告辞出来，但是，“即使走路那么不方便，巴老还是坚持走到门口送别我们，这就是巴老的为人。”虽然事隔多年，刘慧贞仍然对那一幕记忆犹新。


　　巴金的平民情结注定了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刘慧贞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这是一位轿夫当年送给年青巴金的一句话，那时巴金还是四川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四少爷。这句话一直伴随着巴金走上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已拥有1000多万字的26卷创作作品和10卷本译文作品的巴金始终认为，他的作品不如家仆说过的这8个字。


　　曾有学者称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刘慧贞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她认为巴金的痛苦是对生命、对时代的全新审视造成的，也是他对人生信仰不衰退、心里总在燃烧的真实写照，这一点，也正是巴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他才敢毫不遮拦地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这种自省的勇气是一个民族保持理智和进步的最好保鲜膜。


　　刘慧贞说，作为文学大师，巴金生存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他既是出版家、翻译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他的为人，他的世界眼光，他的现代观念，他的人类意识，在现当代作家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才能成为中国作家中获得国际荣誉最多也最高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巴金又是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具有超强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特别是他晚年创作的《随想录》，其间折射出的历史反思和对人性的考问，都体现了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


　　“我的一生都受巴金的影响”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仔细回视，就会发现他跟几代人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如此紧密。


　　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金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可以说，巴金是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昨晚，记者辗转联系上20世纪80年代曾任南京文联委员与常务理事、江苏作协顾问的杨静如(笔名杨苡)女士。她早年就读于天津，因为和巴金半个多世纪的信缘，成为无数受巴金影响至深的青年代表。


　　已经85岁高龄的杨静如老人在电话里告诉记者，1919年生于天津的她1927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附小及中学部。她说，中西女校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是思想进步，向往自由，鲁迅逝世时全校师生还臂戴黑纱予以悼念。那时，巴金的作品《家》等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她与巴金经历相仿，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其父时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九一八”及抗战期间，全家先后居住在天津的日、法、英租界。由于家庭的桎梏，她不可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给热情找不到出口、一直处于彷徨状态的她悄悄地给中学生最敬爱的巴金先生写信，她按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曾任该社总编辑)的地址给巴金寄出了第一封信，向他倾吐所有的苦闷，描述她的每一个梦。没想到，很快她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在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而且每封信都是一次鼓励，叫她相信未来，说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静如说，1938年7月，她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8年抗战期间，她的生活很不安定，迁移过十几个住处，造成了大量珍贵信件和书籍的遗失，其中，也包括了巴金先生的几封信。但是，好在大部分书信保留下来了，印证了一代文学大师和一个热血青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1987年，杨静如将写于1939年1月12日至1985年9月28日间的60封信收进《雪泥集·巴金书简》一书中。


　　杨静如说，巴金的劝慰是娓娓道来的，巴金的鼓励是春风化雨的，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苍白的敷衍。“比如他在一封1942年6月寄自成都的信中这样开导我”，尽管时隔60多年，但是杨静如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仍然记忆犹新，巴老教导我，“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是也不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我赞成人制造梦，可以用梦来安慰自己，却不要用梦来欺骗自己。有梦的人是幸福的。”


　　尽管时间久得恍如隔世，但是天津留给杨静如的记忆历久弥新，她对记者说，虽然离开天津已有60多年，但是人生之路的起点，可以说是从天津开始的，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她的一生，是巴金的启发，让她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我为巴金编过书”


　　“我为巴金编过书”


　　在巴金的作品年表里，天津出版的有两部散文集，均出自百花文艺出版社，一部是1963年的《倾吐不尽的感情》，一部是1984年的《愿化泥土》。


　　记者拜访了百花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董延梅，是她，41年前，和同事一起，促成了巴金在津第一部散文集的诞生。已经76岁的董延梅，对当年约稿编书的经过如数家珍，每一个细节都刻在她的记忆里，她说，是巴老的人格力量定格了那段珍贵的往事。


　　1960年4月，巴金任团长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日本访问了一段时间，回国后，他陆续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怀念日本友人的抒情散文，内容大都围绕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表达了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意愿。当时，百花出版社正着手编辑出版国际题材的小开本散文(960×690mm)，看到巴金的文章后，董延梅和同事一起去北京找巴金约稿，她约略记得是在北京的前门饭店，见到了巴金。巴金得知来意后，十分谦和，说：“我现在写的篇目还不够，等我出国回来再联系。”就这样，董延梅带着企盼回到天津，其间，和巴金通过几次信。1962年底，巴金自己编成的10篇稿子寄来了。


　　谈及编书经历，董延梅清晰记得几个难忘的细节。因为当时打印设备有限，巴金的书稿都是用钢笔手写的，他的钢笔字写得很大也很整齐，书稿大约五六万字，可是，通读一遍后，问题出来了，文中多次出现的“熟悉”一词，巴金都写为“熟习”，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日本的提法与当时的政府口径有出入。可是巴金是大作家，责任编辑不敢随便改动，当时身为散文诗歌编辑组组长的董延梅也不知如何处置，后来经请示领导，决定还是设法指出来以免出版后书中留憾。给巴金的信写得很艰难，可谓字斟句酌，而且经过编辑部主任和社长两道把关，最后才寄出去。但是，“没想到的是，巴老竟是那样的谦虚，不但表示感谢，而且还表扬了我们的认真作风。巴老在信里诚恳地说，他写的稿子编辑要是不看他就不放心，编辑是他的手足。”董延梅说，这最后一句话，几乎成了出版社的座右铭，激励了几代编辑人。


　　让董延梅遗憾的是，虽然和巴金有过两面之缘，但是，那时不时兴合影，所以，她没有一张与巴老合照的相片，更痛心的是，她和巴老的通信，“文革”期间全部散失，至今手中已无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