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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是什麼製造了中國的宏觀現象——張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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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是什麼製造了中國的宏觀現象——張軍教授

四大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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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是什麼製造了中國的宏觀現象——張軍教授 (1901 reads) 时间: 2006-11-28 周二, 08:29

作者：四大寇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中國經濟是很幸運的。通常，低通脹與高增長的組合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從以往經驗看，往往會出現以下這些組合方式：第一種組合是經濟下降與高通貨膨脹並存。很多轉型經濟，如俄羅斯和前東歐國家，大多都出現長時間的通貨膨脹，而經濟卻在下降中，沒有增長。第二種組合是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並存。日本過去10多年的情況就是這樣。第三種組合是高增長與高通脹並存。我們在改革後的15年時間裏就反復遭遇這樣的組合。而中國現在的宏觀局面是低通脹與高增長的並存。對一國經濟而言，這一局面顯然優於其他三種組合。

　一、中國宏觀經濟現象的特徵是什麼

　　最近一段時間，發生了涉及中國宏觀經濟的不少爭論。這些爭論讓我又一次理解了中國宏觀經濟現象的精彩。單偉建博士與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終於吵了起來，單偉建說他們可愛地誤讀了中國的資料，不可饒恕地搞錯了許多結論。對方反駁說，不，這些資料是你們的，結論也是符合經濟學家的理論的，並沒有太離譜。UBS的安德森研究員發表文章，找到很多證據說，中國經濟看起來既不是奇跡也不是神話。奇跡也好，神話也罷，都是經濟學家的誤讀和偏見造成的。前不久的一個週末在上海與花旗銀行的一些經濟學家共進早餐，有關中國宏觀經濟的迷團更是一個又一個地被他們提了出來。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沒有人完全知道這到底該是怎麼回事。

　十年來，中國的增長從不間斷。基本建設的投資持續加速和繁榮的現象一浪高過一浪。誰都不知道這個現象是否以及什麼時候會停下來。但總是有人懷疑。這樣的增長速度是長期現象嗎？在上海的英國商會推出它的午餐會論壇，題目就叫“中國經濟何時會停下它增長的腳步”？不過，如果你最近去過重慶，你一定會說，難道中國經濟真會停下來嗎？從空中俯瞰建設中的結構形態，重慶更像紐約的曼哈頓。

中國經濟還在高速增長之中，儘管政府對這麼快的增長實施了減速政策。政府承諾去抑制過快增長的一個原因被認為是，這樣的增長是會打破現有的宏觀的穩定性，把經濟拖入一個也許是最糟糕的組合：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這個結果當然很可怕。但這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宏觀經濟的現狀已很危險了嗎？未來是否需要繼續堅持現在的增長政策和宏觀管理方式？

　要能回答以上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答下面的更經濟學的問題。中國經濟現在是否過熱了？為什麼物價長期不漲？通貨膨脹率這麼低，為什麼投資增長這麼快？既然投資增長這麼快，為什麼沒有帶來通貨膨脹？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沒有走走停停？即使你敢說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不是奇跡，但它的確也奇跡般地走到現在。

這樣的問題連起來的確很有意思。也許，中國宏觀經濟現象背後有一個確實能夠迴圈的問題。我們先說通貨膨脹的問題。一個不需要太多爭論的問題是，中國這些年根本沒有通貨膨脹。90%以上的經濟學家說，中國沒有通貨膨脹是因為產能是過剩的，而產能過剩像一道防線，阻擋了上游價格或成本壓力向終端市場的傳導。從學術意義上說，產能過剩的概念與通貨膨脹很不同。因為通貨膨脹是可以觀察的現象，是經驗問題，而產能過剩更像是假設，因為它不太能夠觀察到。儘管統計上說什麼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只有40%或者60%，但那是微觀的，不是宏觀現象。我們因此不妨說，經濟學家是在產能過剩的假設下來解釋中國的宏觀經濟現象的。

　其實，產能過剩的假設對於理解東亞經濟奇跡和危機都是一個不錯的理論選擇。在宏觀上，什麼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更容易被理解為結構性現象。宏觀經濟學是沒有產能過剩概念的。所以，我們不太能夠理解產能過剩對於理解中國的宏觀經濟現象為什麼那麼重要。直到我最近對中國宏觀經濟現象發展了一個理論之後，我才真正發現產能過剩在宏觀上到底是什麼現象。而這個發現的邏輯其實並不複雜。簡單地說，它是一個與貨幣創造有關的現象。

我們知道，根據宏觀經濟學，通貨膨脹最終是一個貨幣現象。這個經典的陳述不是理論，但卻是把通貨膨脹與貨幣創造緊密聯繫的一個提醒。就是說，通貨膨脹的發生一定是因為貨幣多發了，不管是什麼原因。反過來說，今天我們沒有通貨膨脹，一定是因為政府沒有過多地發行貨幣。可是，我們一再說投資過熱了，經濟增長過快了，這些都需要貨幣的支援才對。可是為什麼貨幣還可以不多發呢？那一定是因為經濟裏已有足夠的貨幣來支持投資的膨脹和經濟的繁榮。這些貨幣不是來自於經濟系統外的政府的增發，而是來自于國民的儲蓄。所以，我最終看到的是，產能過剩一定是一個與高儲蓄聯繫在一起的典型現象。沒有高儲蓄，產能過剩是不可能的。

　高企的國家儲蓄率為經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抑制了融資成本的上漲，製造了大量投資機會和投資專案。有意思的是，在東亞國家，不僅家庭，而且企業和政府常常也都維持著比較高的儲蓄率。很早以前經濟學家就發現，產能過剩幾乎是日本，尤其是韓國、新加坡等東亞經濟的長期現象，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儲蓄率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儲蓄的國家，因為流動性過剩，導致投融資成本過低，都在事實上鼓勵了投資。高儲蓄的國家都維持著高投資率，而高投資率帶來產能過剩的持久的結構性問題。不僅如此，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還影響著這些國家的政府角色、產業結構和政府與企業的關係。

在1994年之前的十年，我們經歷了三次嚴重的通貨膨脹。那個時候，每一次通貨膨脹都是伴隨著投資過熱和經濟增長加速而發生的。為什麼今天的增長和投資勢頭依舊而通貨膨脹卻離我們而去？因為改革開放頭十年，我們的國民儲蓄率還太低，不能支撐投資的擴張和經濟的過度繁榮，政府必須增發貨幣來維持高速增長。而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我們的國民儲蓄率發生了顯著變化。政府的儲蓄增長加速了，家庭的儲蓄也增加了。企業的儲蓄更是顯著改善。企業儲蓄的來源是收入和利潤的增長、折舊的增長等，這可以從固定資產投資中占將近7成的“企業自籌資金”的快步增長中得到印證。今天如果沒有國家儲蓄的大幅度增長，我們就不能解釋為什麼投資過熱而卻沒有發生通貨膨脹現象。

　在宏觀上出現的產能過剩現象，是與高儲蓄相聯繫的。它與微觀上的效率和企業贏利能力的變化並沒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宏觀現象本身是一個迴圈現象。只要儲蓄率足以維持高投資，宏觀經濟的平衡就維持了，通貨膨脹就不太容易發生。但是因為高儲蓄導致資金要素的價格相對低，它會誘導和鼓勵一些沒有效率的投資項目。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全部的故事是，實質的經濟的確高速增長了。

二、中國的企業為什麼儲蓄這麼多

在英國商會的午餐會論壇上，我發表了關於中國經濟形勢的講演。我注意到，大多數談論中國經濟現實的文字都習慣於分析所謂的“三駕馬車”。而我對這幾駕馬車怎麼也沒有興趣。我甚至納悶，到底是誰並且從哪里學來的這套招數，使它變成研究機構分析經濟形勢的套路。不幸的是，這恐怕是一個非常容易被誤導和濫用的概念。

那麼，為何不選擇一個受眾不怎麼聽到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形勢呢？如果我們注意這些日子以來國際上關於中國經濟形勢討論的動態的話，就會發現人們正在重新討論中國的儲蓄和投資問題。在國內，更多的人把一個國家的儲蓄等同于百姓的銀行存款。在研究宏觀經濟問題時，經濟學家則把國家的儲蓄定義成國民收入扣除最終消費的剩餘。由於國家的儲蓄應該涵蓋家庭、公司與政府部門，所以國家儲蓄的概念就不再僅僅是百姓存款的概念了。觀察國家的儲蓄，或者核實國家儲蓄率的變動方向，我們需要熟悉一國的國民收入帳戶和資金流量表，而不是僅僅注意銀行存款的變動。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利用中國的國民帳戶資料來計算國家的國內總儲蓄率，那麼，國內總儲蓄的確是不斷提高的。10年前，國家儲蓄占GDP的水準大約為36%，而今天已經上升到差不多46%。這個模式看上去與老百姓銀行存款的增長是類似的。其實並非如此。例如，如果我們把家庭的儲蓄用家庭的支配收入減去家庭的消費來估計，那麼，家庭儲蓄占GDP的比重過去10年來卻是不斷下降的，而不是像銀行存款那樣持續增加。現在家庭的儲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則超過了20%。

政府也儲蓄，政府也有存款。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在國民帳戶中，我們把政府的儲蓄用政府的收入扣除政府消費來測算。政府儲蓄占GDP的比重當前達到了6%左右，與10年前的5%相比，雖有增長，但並不顯著。原因不難想明白，儘管在每年的國民收入中政府部門獲得的份額10年來在不斷增加，但政府的消費也增長較快。儲蓄增加最明顯的是企業部門。由於企業部門基本上沒有消費，也很少派息分紅，國有公司更是很少向政府上繳收益，中國的企業部門的總儲蓄在過去10年來獲得了非常顯赫的增加。10年前，中國的企業總儲蓄占GDP約為12%，而今天已經高達20%以上，已經超出了家庭的儲蓄水準。在世界上也許只有日本達到這個水準。實際上，如果說中國和美國國家儲蓄率的最大差異在家庭儲蓄方面，那麼，中國和印度國家儲蓄的差異就主要在企業儲蓄方面了。印度的企業儲蓄只占GDP的5%。

因為企業的消費微不足道，企業儲蓄水準的大幅度增長應該主要反映了企業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利潤的顯著增長。而這一點恰恰是有爭議的。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不把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看成可以贏利甚至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的企業。久而久之，我們似乎也不願意接受中國企業的利潤大幅度增長的事實。如果中國企業的贏利狀況真的大幅度改善了，那豈不就是說明了中國企業變得更有競爭力了嗎？其實不是。說企業的贏利增加是一回事，說企業的利潤率提高是另一回事，而說企業的生產率提高則是第三回事了。這是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如果外部市場需求條件不變，利潤率的提高應該反映生產率的提高，而如果市場需求條件改善了，企業的投資擴張就能改善贏利水準。即使利潤率未必變化，如果能夠贏利的企業數量增加了，也能導致企業贏利整體增長現象的發生。

這個問題又把我帶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場爭議。那個時候，經濟學家看不懂的是中國企業的財務狀況整體惡化的情景。正當企業改革如火如荼的時候，大規模的企業虧損在80年代後期發生了。那個現象讓很多人困惑。為什麼當經濟學家發現中國企業的生產率顯著提高了，企業的贏利或者我們習慣於說的“經濟效益”卻在下降和惡化？我在後來發表的實證研究論文中說，這些問題的解答需要考慮市場條件的變化。市場條件的變化是理解生產率與利潤率關係的關鍵。而且我發現，整體上看到的企業虧損現象既可能是因為虧損企業的數量急劇增加而引起，也可能因為單個企業虧損程度的提高引起。後者與生產率惡化有關，而前者則取決於市場需求的變化。

　與90年代初我們看到的中國企業虧損現象正好相反，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企業的贏利整體上在不斷改善之中。而這個改善應該更多地反映了市場需求條件的有利變化。這個市場條件的變化是1998年之後政府啟動內需擴張政策的結果。1998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政府為了扭轉經濟的下行趨勢，實施了力度客觀的積極財政政策，每年發行大規模的政府債券來啟動國內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這個政策是之後改善市場需求的轉捩點。這個效應持續到了今天。消費信貸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釋放著持續的投資品需求。大量的企業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之後開始進入投資擴張時期的。由於投資旺盛，整個經濟對於上游基礎部門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就保持了持續的增長，這為大量處上游的國有企業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

　與不少同行的看法不同，我認為我們要正視這些變化的發生。中國企業儲蓄這些年來的顯著增加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統計資料上的誤導，更不能解釋為空穴來風。它反映的是這些年來中國宏觀積極擴張政策所改變的市場需求的條件。因為企業的儲蓄這些年來持續增加了，企業的投資衝動就更大了。而且因為投資衝動的釋放短期裏有助於提高生產領域過剩生產能力的利用率，所以在宏觀上就表現為經濟的過度繁榮現象，但因為供給增加了，通貨膨脹並不顯著。坦率地說，這個10年所發生的市場條件的變化真的很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

如果這些年來這樣的經濟繁榮是積極財政政策持續發揮效力的結果，那麼就值得我們去問這樣的問題：政策的效力為什麼持續了這麼久的時間？它會很快結束嗎？

三、未來怎麼做

　我並不十分有把握能完全回答這些問題。我希望指出的是，中國經濟是很幸運的。通常，低通脹與高增長的組合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從以往經驗看，往往會出現以下這些組合方式：第一種組合是經濟下降與高通貨膨脹並存。很多轉型經濟，如俄羅斯和前東歐國家，大多都出現長時間的通貨膨脹，而經濟卻在下降中，沒有增長。第二種組合是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並存。日本過去10多年的情況就是這樣。第三種組合是高增長與高通脹並存。我們在改革後的15年時間裏就反復遭遇這樣的組合。而中國現在的宏觀局面是低通脹與高增長的並存。對一國經濟而言，這一局面顯然優於其他三種組合。

形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前面說到，是投資率的持續提高。投資率能夠持續提高並得以維持下來，是因為投資環境能夠持續得到改善，從而使投資者的投資意願不斷增強。中國過去10年是投資環境最好的10年。而在改善的投資環境裏，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了重要啟動作用，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改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言行變得更加負責。在英文文獻裏，這叫做政府的“accountability”。政府的財政支出(包括增加的國債規模)是否能夠拉動更多的非政府的生產性投資，政府的言行是否可信賴，起著關鍵的作用。

　政府治理有這樣的改變，各級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變得更加有責任心並且政策變得更有效率，是不容易的。可是我們很多人卻熟視無睹。印度的情況就完全不同。著名的印裔美國經濟學家Pranab Bardhan教授今年夏天在上海曾經講過這麼一段話：中國和印度在經濟上都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分權，但兩國的分權性質卻大相徑庭。在印度，採取了在地方上不斷選舉的形式，但至今向地方政府下放的真實權威和徵收收入的權力卻微不足道。大部分地區的鄉村和區所選舉出來的官員的真正角色是攫取來自上級資助專案(如就業專案或信貸專案)的好處。在很多邦，對窮人意義非凡的資源卻通過官員與地方上有勢力的人物之間的合謀被轉移到了非目標人群。而在中國，地方上黨政部門擁有實際的權威並分享當地的收入，從而驅動地方官員在地方經濟發展中擔任領導角色。與中國不同的是，在印度，當地的經濟發展並未走上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

在中國現有微觀體制下，投資率的提高將進一步產生高增長。而高增長在相當長時期裏仍是很關鍵的目標。要實現高增長，就需要維持高的國家儲蓄。當前過分強調增加消費支出而壓縮儲蓄的觀點，就長期而言是值得商榷的。中國需要投資的專案還很多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也無處不在。這些都是增長的理由。沒有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高增長最終是不可能的。

　在高位的投資率被維持之後，中國基本就實現了高儲蓄-高投資的良性迴圈。而且只要政府繼續保持和改善投資環境，這樣的宏觀局面應該可以維持，經濟可以繼續保持高速的增長。其實，中國經濟現在真正的問題，是在宏觀上堅持“維持和微調”的基本策略。“維持”是說現在的高增長與低通脹的組合應該維持下去，這是好的發展機遇，不應簡單拋棄。“微調”是指對宏觀經濟採取溫和的治理方式，不必過火，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如果種種跡象表明我們的經濟和投資有過熱的苗頭，繃得太緊了，應該政策跟進，予以緩釋。現在觀察過熱的苗頭，應該主要集中在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太快導致國內能源緊張，不利於內部環境的穩定；二是經濟增長太快導致國際收支的順差過多，不利於外部環境的平穩。

在宏觀治理方面，相對而言，中國政府有比較大的活動空間。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的優勢。在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中國沒有把所有的事情都給做完，也沒有時間表一定要在什麼時間之前全部完成。這樣做的一個有意思的結果是，在面臨一些經濟上的問題的時候，政府總是有更大的迴旋餘地。比如，外部不平衡問題的加劇是在資本管制沒有放開的局面下發生的，因此資本管制的放鬆就可以是一個有利的閥門。同樣，土地的政府所有制對於政府調控房地產的過度繁榮就會比較有效果。只要能在以上兩方面做到有效治理，實現並繼續保持宏觀穩定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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