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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之/二】美国为什么要压迫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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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之/二】美国为什么要压迫人民币升值？   
所跟贴 【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之/二】美国为什么要压迫人民币升值？ -- 狼协 - (4082 Byte) 2011-3-07 周一, 02:28 (7687 reads)
emperorfan
[博客]







年龄: 49
加入时间: 2010/02/05
文章: 2008

海归分: 814623
文章标题: 最终目标不光是升值，主要是自由流通。不流通的货币很被动，但也有隔绝震荡的好处。 (724 reads)      时间: 2011-3-07 周一, 11:00   
作者：emperorfan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啥时候，人民币能自由流通呢，银行做好准备了吗)

光出口，又攒着不用，那不逼买家印债吗，并由于债率低，催发资产泡沫。但谁都想攒钱防危机，竟相出口，落下美国做最后买家，愿打愿挨呀

升值是为了国际收支平衡，中国提高内需，提高资源利用率，对大家都有好处
如果有数据就好了，比如升值能增加多少美国就业？到底有多少热钱？不自由兑换，如何出逃？

咱就转贴１堆MARTIN WOLF的评论，慢慢看。

我是蚱蜢我怕谁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05-28 (www.ftchinese.com)
西方人都知道蚱蜢和蚂蚁的寓言故事。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这则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好吃懒做只能喝西北风。
然而生活比伊索寓言更复杂。如今，蚂蚁是德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蚱蜢是美国人、英国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蚂蚁生产出蚱蜢想要购买的有吸引力的商品。当后者询问前者是否想要什么东西作为交换时，蚂蚁回答道：“不，你们没有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许除了海边的度假胜地。我们会借给你们钱，这样你们获得了商品，而我们增加了积累。”
蚂蚁和蚱蜢是快乐的。蚂蚁节俭而谨慎，它们把盈余收入存进据信安全的银行里，而这些银行再把钱借给蚱蜢。相应地，后者不再需要生产商品，因为蚂蚁供应了非常廉价的商品。但蚂蚁不向它们出售房屋、购物中心或办公室，因此蚱蜢专注于建造这些建筑物。它们甚至请蚂蚁前来从事这些建造工作。蚱蜢发现，随着资金不断流入，土地价格上涨。因此它们更多地借贷、更多地建造房屋，并更多地支出。
蚂蚁看着蚱蜢窝的繁荣景象，告诉自己的银行家：“更多地借钱给蚱蜢，因为我们蚂蚁不想借钱。”蚂蚁在制造实体产品方面的能力远甚于评估金融产品的能力，因此蚱蜢找到了巧妙的办法，将蚱蜢的贷款打包成面向蚂蚁银行的有吸引力的资产。
目前，德国蚁巢与一些小型的蚱蜢窝非常接近。德国蚂蚁表示：“我们希望成为朋友。那么我们为何不全都使用同一种货币呢？但是，你们首先必须承诺永远像蚂蚁一样行事。”因此蚱蜢们不得不通过一项测试：几年内像蚂蚁一样行事。蚱蜢们通过了测试，随后获准采用欧洲单一货币。
一段时期内，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着。德国蚂蚁看着向蚱蜢提供的贷款，感觉很富有。与此同时，在蚱蜢窝，政府看着自己稳健的账户说：“瞧，在遵守财政规则方面，我们比蚂蚁做得还要好。”蚂蚁发现这令人尴尬。因此它们对蚱蜢窝内的下列事实缄口不言：工资和物价快速上涨，这使得商品更加昂贵，同时降低了利息的实际负担，从而鼓励了更多的借贷和建造。
聪明的德国蚂蚁虽然沮丧，但坚称，“树不会长到天上去”。蚱蜢窝的土地价格最终见顶。蚂蚁银行随即变得不安起来，要求蚱蜢偿还资金。因此蚱蜢债务人被迫出售资产，这导致了一连串的破产。它还导致蚱蜢窝停止了建筑活动，并使得蚱蜢不再掏钱购买蚂蚁商品。蚱蜢窝和蚁巢两边的工作岗位消失，财政赤字飙升，尤其是在蚱蜢窝。
德国蚂蚁意识到，它们积累的财富不再很值钱了，因为除了阳光下的廉价住宅，蚱蜢不能提供它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蚂蚁银行要么不得不注销不良贷款，要么必须说服蚂蚁政府向蚱蜢窝提供更多的蚂蚁资金。蚂蚁政府害怕承认自己让银行损失了蚂蚁资金。因此它们选择了称为“纾困”的第二种做法。与此同时，它们要求蚱蜢窝政府增税和削减支出。现在，它们称，你们必须真正像蚂蚁那样行事。因此蚱蜢窝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蚱蜢仍然不能生产蚂蚁想要购买的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知道怎么做。既然蚱蜢不再可以借钱购买蚂蚁的商品，它们饿死了。德国蚂蚁最终注销了借给蚱蜢的贷款。但它们从这种经历中几乎没有汲取教训，而是仍然向其它地区销售商品，以换取更多的债权。
碰巧，从全球范围看，还有其它蚁巢。尤其是亚洲，布满了这种蚁巢。与德国非常类似的富裕蚁巢是日本。还有一个巨大但较为贫穷的蚁巢是中国。这些蚁巢也希望通过向蚱蜢低价出售商品和积累蚱蜢窝的债权，而变得富裕起来。中国蚁巢甚至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制度，从而保证本国商品极其廉价。幸运的是，对亚洲人而言（或者看似如此），碰巧有一个非常巨大而且特别勤奋的蚱蜢窝——美国。的确，你知道美国是蚱蜢窝的唯一方式是它的格言：“我们信赖购物”。亚洲蚁巢与美国的关系类似于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亚洲蚂蚁积累了大量的蚱蜢窝债权，感觉很富有。
然而还是有一些差异。当美国爆发危机，家庭停止借贷和支出，财政赤字大幅飙升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对自己说：“这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削减支出。”而是表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更多地支出。”因此美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
这让亚洲人感到不安。因此中国蚁巢的领导人告诉美国：“我们——你们的债权人——要求你们停止借钱，就像欧洲蚱蜢窝目前所做的那样。”美国蚱蜢窝的领导人大笑道：“我们从来没有让你们借给我们钱。实际上，我们曾告诉你们这是愚蠢的做法。我们将确保美国蚱蜢就业，如果你们不想借给我们钱，那就让你们的货币升值。这样我们将自行制造以前购买的商品，而你们不必再借给我们钱。”就这样，美国用一位已逝智者的名言给债权人上了一堂课：“如果你欠银行100美元，你会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有麻烦的是银行。”
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自己蚁巢积累的巨额美国债权将低于成本价值。中国人还想继续为外国人制造廉价商品，因此中国最终决定购买更多的美国债权。但几十年后，中国人最终对美国人说：“现在我们愿意让你们用商品偿还债务。”于是，美国蚱蜢大笑着迅速削减债务价值。蚂蚁们的储蓄缩水，随后一些蚂蚁饿死了。
这则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如果你希望积累长久的财富，就不要借钱给蚱蜢

蚂蚁、蚱蜢和蝗虫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06-04 (www.ftchinese.com)
寓言寻求阐释现实。我在上周讲述了有关“蚱蜢和蚂蚁”的寓言，目的是简要说明全球经济。今天我希望谈两个问题：谁受益于进口盈余的蚱蜢和出口盈余的蚂蚁之间的贸易流动？两者能够互惠共存吗？
首先，谁会受益？为了回应我给蚂蚁的这个建议“如果你希望积累长久的财富，就不要借钱给蚱蜢”，我的同事罗宾•哈丁(Robin Harding)提出了这个问题：“蚱蜢的收益会是什么？”
传统的答案是，双方都应受益于自愿交换。这包括那些“跨期交换”——蚂蚁现在向蚱蜢提供商品，以换取未来的还款。
然而这种说法假定：这些决定是明智的，市场富有弹性，合同能够执行。所有这些假定似乎都不那么可信。读者可能会争辩说，人们可能不会做出明智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蝗虫”之称的金融资本家愚弄了蚱蜢和蚂蚁双方。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中的机构和信息问题让蚂蚁或蚱蜢难以理解发生的一切。在最坏的情况下，蝗虫利用它们的财富和知识操纵游戏，为自己谋利。
金融市场肯定会经历狂热和恐慌的周期。房地产市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市场繁荣时期，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为举债提供了担保，还刺激了人们的冒险行为。在市场低迷时期，土地价格的暴跌可能导致大量破产，并可能压垮债务过多的金融机构。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商品和服务贸易带来的益处，是否根本不适用于金融交易。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就这些问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他在文中对其所称的“华尔街-财政部联合体”进行了谴责。*
总之，我们不能假定，跨境融资会让蚂蚁和蚱蜢就借贷和支出时机做出明智决定。蚂蚁可能会发现，它们的资金已经被消费或投资在住房等不可贸易资产的生产上。它们还可能发现，实在难以从蚱蜢窝那里获得还款。诚然，在欧元区内部，实力强大的蚂蚁国家或许能够将陷入困境的国家置于集中控制之下，尽管只是对较小的国家才有这种可能。但在面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净债务国时，同样的情况将不可能发生。
这似乎意味着，蚱蜢至少应该受益于往往“无偿”的资源的流入。但如果流入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消费水平，而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产能投资不足，这种假设就站不住脚。当资本流入停滞的时候，经济崩溃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如果固定汇率（或货币联盟）要求名义工资和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下降，情况就更加糟糕。这种做法进而往往会提高债务的实际价值，加重负债累累的蚱蜢的苦难。
总的来说，从蚂蚁向蚱蜢的大规模债务融资净流入，似乎不太可能为任何一方带来太多好处。没错，蚂蚁的确提高了生产力，但它们也积累了低质量的资产，并变得依赖于很可能不可持续的蚱蜢需求。蚱蜢窝的经济则变得依赖于不可持续的资本流入和过度消费。当盛宴结束时，双方都会头疼无比。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有办法确保蚂蚁和蚱蜢和谐共处吗？
答案肯定包括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是监管辩论（我探讨过的话题）的焦点。这里我会加上两点：第一，对土地的出租价值征税，以求降低房地产周期的极端性；第二，在税法中消除对举债的激励。
然而在我看来，全球体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蚂蚁企图向蚱蜢提供如此多的“卖家融资”。最终，蚂蚁和蚱蜢都会失望。利用年长蚁巢盈余储蓄和生产力的更有成效的方法，是借钱给更年轻的蚁巢。因此一般来说，资金应该流向新兴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新投资的最佳机会应该存在于后者，也正是后者最有可能产生能力，以偿还自己得到的贷款的利息与本金。
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遭遇了两个巨大的困难：第一，过去30年间，推动巨额资本净流入新兴国家的几乎所有努力，最终都导致危机；第二，结果是，新兴国家决定运行经常账户盈余，并把那些盈余投入规模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年，新兴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达到42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累积达到6300亿美元。
因此，整体上新兴国家正把经常账户盈余和私人资本净流入投向外汇储备。这些盈余几乎全部来自新兴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尽管这些国家拥有最好的投资机会。
只要仍然保持上述情形，发达世界的蚱蜢窝就可能仍然是资本的净接收方，而它们肯定会继续浪费这些资本。然而，由于危机本身的压力，许多昔日的蚱蜢窝正被迫变得“更像蚂蚁”。如果今天的富裕蚁巢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可能积累起巨额盈余。要么新兴国家整体开始将这些盈余吸收进具有生产力增长空间的年轻蚁巢，要么全球将陷入需求陷阱——大家都在寻求出口盈余。
出口推动型的蚁巢向发达的蚱蜢窝的资金流动以失败告终，从年长蚁巢向年轻蚁巢的资金流动也没有成功。如果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些失败，开放的全球经济本身可能会消失。
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与中国打一场汇率战争的时候？答案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是肯定的。攻击中国汇率政策的政治及经济理由越来越充分。这种观点无疑令人深感不安。但我已不再认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必须回答下面四个问题。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如果是，此事的影响大不大？我们可以合理地要求中国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其它国家能否在附带伤害有限的前提下，改变中国的政策？
第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如果决定把本国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投资于外汇储备还不算汇率操纵，那什么才算？此外，通过冲销此举造成的货币影响，中国政府还阻碍了固定汇率制度的调整机制。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8世纪阐明了这一机制（见下表）。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此事的影响大吗？答案之一是：这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为其出口商品及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供了补贴。由于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这就必然给世界贸易造成严重扭曲。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决非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唯一原因。但以下情况同样是事实：中国的汇率政策已成为其它国家汇率政策的驱动因素；资本输入型高收入国家无法有效利用新兴国家的过剩储蓄；资金从穷国净流入富国完全有悖于常理。
还有，如果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想拥有更加审慎的家庭部门、并在财政方面更加自律，它们就必须经历巨大的投资热潮或转向经常账户盈余。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两者都需要。
此外，考虑到德国、日本和其它若干高收入国家持续存在的储蓄盈余，全球经济若想恢复稳定增长，作为一个整体，那些遭受重创的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转向可观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是最具活力、偿债能力最强的新兴国家，同时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如果所有转向赤字的抵偿性转变发生在实力弱得多的新兴经济体，那么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又一轮金融危机。而中国却可以在近乎毫无风险的情况下，从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余向赤字转化，规模为每年3000亿美元。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合理的要求中国采取哪些举措？调整名义汇率既非不是世界经济恢复平衡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说它并非必要，是因为通胀抬头也可引发相对价格的改变；说它并不充分，是因为若想实现再平衡，还必须提高国内消费相对于产出的比率。所以，调整名义汇率充其量只是一套更广泛必要调整的助推因素之一。
因此，中国政府的可选举措可能包括：停止干预汇市，停止冲销干预造成的货币影响，把实际国内需求、家庭消费和经常账户当作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应要求其它方面——特别是美国——采取互补性行动。
在任何此类讨论中，人们都必须化解中方对如下问题的担心：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会损害出口行业，还可能让中国陷入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失去的十年”。日本当年出现那种局面，主要是该国在1985年后运用货币政策来抵消日元升值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所致。中国自然不希望落入同一个陷阱。但正如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加布里埃尔•斯坦(Gabriel Stein)在6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主张的，中日两国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当前的高速增长潜力，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大得多，因为日本那时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已接近美国，而中国现在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潜力提高消费率。就长久提高国内消费率而言，积极信贷扩张可谓一步险棋。若想提高消费率，还必须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是，这些举措非常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诱使或迫使中国改变政策？谈判仍是一种存在希望的选择。20国集团(G20)里的其余国家应团结一致，呼吁中国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谈判始终不见成果，我们就必须考虑替代方案。进口附加税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本周在英国《金融时报》呼吁，实施反制性汇率干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的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则建议资本账户互惠：受影响国家可阻止他国购买自己的金融工具，除非后者向它们提供本国金融市场的互惠准入。这个主意还会让伯格斯滕的计划变得更为有效。
我认为，干预资本市场的主意，远比那些涉及反贸易行动的主张更具吸引力——美国众议院上周提出的就是后一种主意。首先，针对贸易的举措肯定带有歧视性：我们没理由只为改变中国的行为，就对所有进口进行打击。但此举几乎肯定会违反世贸组织(WTO)规则。贸易战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坚决要求中国在对资本流入实施严格管控之时，停止购买他国债务，则是有的放矢和恰如其分的——最重要的是，这还会推动全球走向市场开放。
有些人担心，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会引发崩盘。考虑到全球私营部门的巨额财务盈余以及美元继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比这种担心更不靠谱的了。不过，如果美元因此走软，那将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只要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仍扮演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的角色，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转。此外，中国为自己购买的“保险”已远远超出了“够用”的程度。奉行一套把中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的政策，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球其余地区。现在已经到了“动手”而不只是“动口”的时候。我们亟需采取行动。

美国将打赢全球汇率战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沃尔夫 2010-10-14 (www.ftchinese.co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年会上的主题是货币。更确切地说，是两种货币：美元和人民币。前者是因为被认为太疲软；后者是因为被认为太僵化。然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最好地管理全球经济调整？
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的序言中，IMF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指出：“实现‘强劲、均衡、持续’的全球复苏——援引G20在匹兹堡确定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易事……它要求进行两项根本性的、困难重重的经济再平衡活动。”
一是内部再平衡：发达国家恢复对私人需求的依赖；削减金融危机中形成的财政赤字。二是外部再平衡：美国及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加大对净出口的依赖；一些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大对内需的依赖。遗憾的是，布兰查德教授的结论是：“目前这两项再平衡活动的进展过于缓慢。”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经济再平衡活动。第一，以前高消费、高赤字的发达国家，在通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所称的“新常态”的路上，必须让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第二，国际收支状况强劲和/或蕴含大好投资机遇的经济体，需要让实际汇率升值，而由此导致的净出口对经济的拖累，则需通过扩大内需加以抵消。
发行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所采取的激进货币政策，在这两个过程中都是一个元素。随着市场推动各种货币对美元走高，痛苦的呼号如今响彻世界各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政策造成的影响不均，更反映资本流入国绝不甘愿接受必要的变化，而正试图把不受欢迎的调整转移到别国头上。
说白了，美国希望让世界其它地区出现通胀，而后者希望让美国陷入通缩。美国必赢无疑，因为它拥有无止境的“弹药”：美联储可以不受限制地“创造”美元。需要讨论的是世界投降的条件：即各国在名义汇率和国内政策上所需的调整。
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政策有可能达到多激进的程度，可以听一听纽约联储主席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近期的一番讲话。他说：“近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步伐一直令人失望，即使年初时我们的预期并不高。”尤其是这背后隐藏着美国家庭的去杠杆化。那么货币政策对此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他的答案是，“极低的利率可对资产估值起到支撑作用，包括使房价变得更可承受，并减少部分贷款者需支付的利息，从而有助于使调整过程变得平稳。除此之外……就货币政策能够割断潜在负面经济后果分布的‘尾巴’而言……极低利率有助于鼓励有余钱的家庭和企业花掉这些钱，从而达到上述目的。”
最重要的是，当前处于低位、且不断下滑的通胀率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可能陷入债务通缩的局面。目前，美国的收益率和通胀率已经踏上了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老路。美联储希望阻止这一趋势。这就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似乎即将启动的原因所在。
简言之，为了避免通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确，美联储将坚决保持宽松政策，直至美国令人满意地实现通货再膨胀。此举对世界其它地区有何影响，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这种政策会对全球造成明显影响，包括带动长期资产价格上涨，并鼓励资本流入货币政策扩张性较弱的国家（如瑞士）或回报率较高的国家（如新兴经济体）。眼下正是这种局面。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预测，2010和2011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入将超过8000亿美元，这些资本的流入国将大举进行干预，只是力度会日趋减弱。
资本流入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将面临不愉快的选择：或者让汇率升值，从而削弱外部竞争力；或者干预汇市，从而蓄积不想要的美元，既影响国内货币稳定，也有损外部竞争力；或者采取税收和管制手段，限制资本流入。历史上各国政府会综合采用这三种手段。这次也将一如既往。
自然，人们可能会设想一种相反的做法。事实上，中国反对美国的巨额财赤和非常规货币政策。中国也决心压低国内通胀，并抑制人民币升值。这一政策表达出一种清晰的含意：实际汇率的调整，应该经由美国国内物价的下跌来实现。中国想迫使美国进行通缩调整，就像德国目前对希腊所做的那样。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也不符合中国利益。作为债权国，如果美国所欠债务的实际价值出现增长，中国将坐收增值之利。但一旦美国陷入通缩，世界就有严重衰退之虞。
布兰查德说的无疑很到位：今后的调整将十分艰巨，而且这一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在汇率和外部账户调整方面，美国非但没有寻求合作，反而试图通过印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无论如何都将赢得这场战争——不是让世界其它地区陷入通胀，就是迫使它们的名义汇率对美元升值。遗憾的是，其影响也将是芜杂不一的：防护手段较少的经济体（如巴西或南非）将被迫调整；有外汇管制作屏障的经济体（如中国），将能够更好地适应调整。
假如各方寻求达成合作的局面，情况将会好得多。或许G20领导人甚至能够利用他们的“相互评估程序”实现合作。11月份的首尔峰会就是机会。这事从必要性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各方的意愿来说却有很多疑问。在危机最严重时期，各国领导人团结一致，而如今美联储即将对他们各个击破。


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11-12 (www.ftchinese.com)
（编者按：本文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11月11日在FT中文网年度高峰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由FT中文网编辑根据会议发言记录整理，有删节，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讨论中国前方面临的挑战。我觉得中国将发生一个非常广泛、彻底的变化。对于中国在未来20年里面临的各种挑战，我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一介绍所有的方面。中国过去30年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出色表现，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发达的国家，给世界带来了深远变化。但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当一个事情的一切进展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变得有些自满，这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我想引用一句话，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中提到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评估，也是中国见多识广的领导人直言的现状。
加强版的“亚洲模式”
我的演讲想讨论四大问题。首先，中国增长的潜力何在？考虑到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即一个中等收入但已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中国的潜力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什么，这种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有哪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异同点在哪里。第三个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最后我会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面临的政策问题。
首先从中国的潜力开始。如果考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首先要考虑它与全球生产率先进地区的差距，这是衡量经济增长潜力最简单的指标。大家可能会感到有些吃惊：现在最先进的国家仍然是美国。美国占据这个位置已有120－130年了。但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已经逐渐追赶，并在许多方面追上了美国。
从图表可以看到（编者注：篇幅所限，本演讲涉及的所有图表从略），从1950年开始，不同国家的GDP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追赶的速度非常快，韩国也追赶地非常好，巴西则几乎一直是横线。从该表中可以看到，从1949年到1979年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但在此之后有一场爆炸性的增长，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了20%，也就是目前所在的位置。
这是因为中国成功复制了早期日本、韩国的成功追赶模式。中国GDP现在占美国的比例，相当于日本在1950年的水平。在那之后，日本经历了20－25年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能够持续过去30年的追赶模式，那中国还会有20年的高速增长等在眼前，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可能会达到50%－60%。
在开始探讨中国应如何面对挑战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谈一个问题：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也就是遵循“亚洲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由日本和韩国开创的。其主要特定是生产驱动、高投资、资源从家庭向工业转移（主要通过低利率、低工资、低汇率）以及出口与外部盈余的高速增长，同时制造业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要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的话，我想说中国是一个加强版的日本。中国的投资率更高，贸易顺差更大，消费更低，对于外国投资，中国要比日本（及韩国）开放得多。
从1985年开始，除20世纪80年代末期外，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12%。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令人吃惊，20多年间平均增速达到了10%，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能在未来20年持续这样的表现，总共实现45－50年的高速增长，那会成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但是，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发达，与最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小，中国在各方面取得良好表现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尤其是考虑到廉价劳动力这个优势即将丧失的情况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可以看到，2005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比GDP快得多，而中国消费水平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在别的经济体中从未见过的。在过去十几年中，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了很多，而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15%，从50%降到了35%。
这是“亚洲模式”的一种非常极端的版本。在这种低消费的模式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总额也出现了很大减少，但公司利润却取得了爆炸性增长。这是一副非常清晰的图画：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消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从其他的表中可以看到，中国GDP的增长主要源于投资，家庭储蓄主要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同时政府对汇率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基本上不允许汇率波动。
这一现象的另一面想必大家也知道，那就是外汇储备的急速增加。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积累，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国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速是最大的。可以说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超过了G20其他成员国增额的总和。这主要是中国的汇率政策导致的。
这个图表显示了中国外贸占GDP的比例。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有高速的增长，最高年增速高达30%。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最高时达到了35%，如此之高的比例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在服务贸易方面，如果把中国与日本、俄罗斯等国相比，可以看到服务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依然偏低。
目前中国采取的是开放性的贸易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准备进一步拓展外贸占GDP的比重。当然，在未来20年间，要实现这一点会比较困难，因为中国必须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如果中国从一个依赖商品贸易的国家转型为一个主要依赖服务贸易的国家，那就意味着中国从一个被动消费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主动提供服务、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国家，这势必有助于提升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生产率、投资与金融难题
讲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我想总结为以下六点。首先是要提高生产率；第二是实现日本没有实现的经济转型，改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当然，要在改革金融的同时抵御金融危机风险是非常困难的）；第四个挑战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规模非常巨大的国家，因此会非常需要资源；第五个挑战是外部需求（200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比例仅为1%，现在已经达到10%，因此中国需要合理管理外部需求）；最后一点是地缘政治的挑战：在近几年，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最大且最具实力的经济体之一，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至关重要。
我们先从提高生产率这点来说。过去10－15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率，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中国的GDP增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我希望中国未来的GDP增长不再包含非正常的因素，也就是说，不要以持续地投入大量资本来维系。我希望中国未来不再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生产率，还要有经历一场技术性的转型。中国需要寻找提升中国经济生产率的另一个渠道，不能再仰赖农民工。而且，将来可以以民营经济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主力。
下面讲第二大挑战，就是处理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受到超常规的储蓄和投资努力的推动，这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投资占GDP份额最大的国家，也成为资本输出量最大的国家。遗憾的是中国将大量的资本输出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对于中国的整体财政收入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或帮助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悲剧也许与过度的资本输出有关，在这方面，中国与日本当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未来20－25年间，中国GDP增长很可能从10%降到6%，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投资占GDP的比例维持在20%－25%比较合理。投资占GDP比例的下降可能会影响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由于投资量必然会降低，所以资本输出占GDP的比例也将降低。
如果能把投资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0%－30%的水平，中国将仍然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费，这才是一种比较正确的发展路线。如何来提高消费呢？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在提到，所以必须要找到能刺激居民消费的有关经济措施，通过政策来扶持和提升居民消费欲望，这样的政策转型是必需的。
第三个挑战在于应对金融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主要依赖银行，银行主宰整个国家的金融运行。信贷和货币在GDP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对储蓄者所课征的税收较重，这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但这也会导致一些弱点和不利影响。例如，随着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以及泡沫出现的频率提高，银行业可能遭受大规模的损失。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旨在支持家庭收入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加息措施，将进一步挤压银行业的利润率。再者，如果中国为了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开放资本账户，就可能导致中国金融业的严重危机——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是非常常见的。银行的利润主要是由利率来保障的，在历史上，如果金融业的竞争导致银行业的利率进一步受挤压，同时又出现货币的国际化，大规模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很可能爆发，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我想说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在这样的境况下安然过关。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中国货币发行的情况。这个表反映了货币供应量相对于GDP的比例，可以看到在1992－2010年达到这段时间里，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而且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有极大的货币供应量。可以说中国如此高的货币供应量是不正常的。
资源与外部需求挑战
下面看第四点，就是应对资源问题。中国规模巨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资源供给远多于其他国家（可能只有印度是例外）。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想要达到日本的水平，中国的汽车拥有总量需要增长50倍，全球的石油需求量也将翻番，届时一半的石油需求将来自中国。我们知道，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的利用效率，全世界都将很难应对这样剧烈的变化。
这个图表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美进口的对比。中国是国际上的重要进口国之一，农业原材料进口量占全球的28%，矿石和金属进口的比例超过22%，甚至高于美国，而且现在中国的进口潜力还远远未发挥出来。对于近年来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繁荣，中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进口的增加也大大提高了中国进口相对于出口的比例。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相当低的，大约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余地。如果中国的资源消费要翻倍增加，就必须实现这样的改善。考虑到中国的巨大规模，如果中国的资源需求大增，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能源利用效率都必须有大幅度的提高，才足以抵消其影响。
第五个挑战是如何管理外部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也拥有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在自然的市场力量作用下，中国的外部顺差将向外部逆差转变。这是因为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经很大，所以中国出口的增长将受制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进口也会增长。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的出口年增速是25%，比GDP的增速快得多，而在此期间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速只有4%，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速也只有6%。无论一个国家的汇率是高还是低，这样的出口增速都是难以维系的。但是，从出口向进口的转变将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变化，因为这能缓解各种压力，并提升国内的福利水平。我认为，管理外部需求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应该逐渐用内部需求来代替一部分外部需求。
最后，即使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不成熟的超级大国。中国有巨大的潜力，有超级大国的规模，而且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我们把欧盟算成一个国家的话，目前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中国、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决策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处理好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不应该只是输入秩序，还应该输出秩序。
最后，为了在未来的20年里继续快速发展，中国应当采取一些政策：向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型；逐步实现投资率的下降；加速创新；重新平衡经济，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降低经常账户盈余；维持全球经济的自由开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确保能以合理价格获取资源供应；帮助其他国际维持世界和平。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复杂化，其对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调控经济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温家宝对中国经济风险的评估是正确的。下一代中国人将如何迎接这些挑战，我们拭目以待。

为美联储QE2一辩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报道 2010-11-19 (www.ftchinese.com)
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他们失败了。这就是人们对上周20国集团(G20)首尔峰会全球再平衡议题的反应。在公开场合，盈余国家坚持呼吁那些赤字国家紧缩开支以实现经济健康。目前这种愚蠢做法的后果已经在欧元区显露无疑。美国在国际上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做法。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更有成效的做法可能正在浮现。
从峰会领导人的公告中可以推导出这种更乐观的看法。公告称，“持续的大规模失衡——有待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根据商定的指示性准则进行评估——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其性质以及阻碍调整的根源作出评估……这些包括一系列指标的指示性准则将作为一种机制，以及时识别需要采取预防性和纠正性措施的大规模失衡”。这段话比较晦涩，但是很明智。除了盈余国家有必要更多依赖内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监督以及汇率这些言论外，某种更强有力的授权可能已经出现。
当然，在公开场合，辩论聚焦于美联储(Fed)推出定量宽松的“罪恶”，中国和德国对此大加鞭挞。在美国经济疲弱、货币增长停滞的背景下，为何如此温和的货币宽松政策让他们如此激动，令人难以理解。
中国批评的核心论点是，美国故意压低美元汇率，从而“出口”其问题。人们很容易看到反驳这种论点的三个理由：第一，这不符合事实；第二，汇率调整是必要的；第三，这其实是对中国汇率政策的良好描述。
美联储购买的不是外汇，而是本国债券。它这么做是为了通过“去杠杆化”来支持国内经济。没错，若其它因素不变，这类政策也可能降低美元的外部价值。但这是可取的。美国是内外失衡的经典例子——失业率高企和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按照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让实际汇率贬值是正确的应对之举。名义汇率贬值是实现这种结果的最不痛苦的方式。
然而，与美国不同，中国确实“印钱”以购买外汇和保护对外竞争力。截止2010年9月，中国累积了2.64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尔讲话中，呼吁各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取消已有的贸易保护措施”。然而，中国自身的汇率政策肯定属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那一类。俗话说得好，住在玻璃房的人不应该扔石头。
然而，重要的经济学观点是，世界需要管理一场危机后的调整——资本流动在这一过程中转向。就本质而言，这是一个实际、而非货币的过程。富国不能有成效地吸收过去从穷国流向富国的资本流动。的确，它们从来都做不到那一点。不能持续的事情现在必须改变。
要明白这为何紧迫，不妨看看赤字经济体内部的财政平衡。例如，美国的情况具有说服力。家庭、企业、政府和对外部门的财政平衡（收入与支出之差）总和为零。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外国人的支出始终低于收入，因此对美国运营着经常账户盈余。直到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和家庭部门运营着大致相等的对应赤字。在危机后，家庭和企业部门大幅削减支出（相对收入而言）。随着外资、家庭和企业部门运营着盈余，政府最终持有巨额赤字。在我看来，根本推动因素是私人部门在危机后削减支出。财政赤字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转变的结果，而非原因。
关键之处在于，只有其它部门扩大支出（相对收入而言），美国才能在不陷入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削减其巨额财政赤字。美国私人部门不太可能将支出扩大至足够规模，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投资是可信的。必要调整的很大部分必须来自外国支出的扩大（相对收入而言）——换言之，削减美国的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
任何全球调整讨论的背后都是这种分析逻辑。正如IMF在G20峰会上提交的“相互评估程序”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预计赤字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将上升至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预计盈余将会企稳。这显然是不匹配的。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全球远未能将未来增长建立在一个可持续基础之上。
改变这种情形不只符合赤字国家的利益。如果后者不能将经济建立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它们就很有可能采取更粗糙的方式来阻止需求的下降。这意味着保护主义——长期而言，这将伤害所有人。一个好得多的做法是各国认真讨论如何调整，而不是在一个供应过度的世界里为市场而争斗。
要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例如，就货币政策而言，美中之间可能出现暂时的僵局：前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行美元，而后者作为对策，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行人民币以购买美元。这种斗争的“胜利者”可能是受通胀影响较晚的一方。但此类“汇率战”肯定是场悲剧，包括对汇率相对灵活的无辜国家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肯定有比这更好的方式。的确，这种方式显然存在：一个均衡的中期调整计划。首尔峰会可能没有让该计划更进一步，但前进的路线图已经明确。各国领导人应该明白，沿着这条路快速前进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为何不爱美元？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1-01-30 (www.ftchinese.com)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产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对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此外，他还表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美元的流动性应当保持在合理而稳定的水平。”他在这两点上都说对了。
在批评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美联储(Fed)的“定量宽松”政策时，胡锦涛采取了一种很老套的做法。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财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抱怨美元享有“过度特权”。美国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的回答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法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都渴望汇率稳定，但又厌恶其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创造多少美元、自己就买进多少的无限制承诺。两国都想对美国的政策说了算，但都失败了。这一次有可能会不同吗？答案是：不会。
中国及其它大规模干预汇市的经济体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展现对美元的不信任。1999年1月（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至2010年10月，全球外汇储备增加额达到令人瞠目的7.45万亿美元。仅中国就增加了2.616万亿美元。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储备的确为持有国提供了缓冲，从2008年7月至2009年2月，储备总额仅减少了4730亿美元（降幅为6%）。但随后，购买重新开始了：2009年2月至2010年10月，储备又增长了2.004万亿美元。
美元不是唯一的储备货币，但仍然是最重要的。2010年第三季度，全球储备中只有56%的配置组成是已知的。在这部分储备中，61%为美元资产，27%为欧元资产。中国不公布其储备构成，但美元资产肯定也在其中占了相当重的比例。
为何相对贫穷的国家会如此大规模地投资于全球最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低收益债务？特别是，为何中国要买进一个自己不信任其政策的国家的大量债务——平均每个中国人逾2000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

答案是，这是中国努力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低位和保持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副产品。它不再是（如果曾经是的话）努力购买保障的结果：中国巨额储备创造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无疑要高于一切保险收益。其它大规模干预汇市的经济体现在可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有没有一种看似可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够解决中国的困境？如果，比方说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世界打算回归传统的金本位，那么美国将遭遇黄金外流，被迫通过通缩来进行调整。中国可能更喜欢这样，尽管这对其出口没什么好处。但这一结果说明了，为何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自一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大国容忍过这种外部调整方法。美国不是爱沙尼亚。
也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一些人谈到，可以转而将特别提款权(SDR)当作一种储备资产。但SDR只不过是一篮子主要货币。任何储备国如今都可以拥有这个篮子。SDR不是一种货币，不能取代组成它的货币。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货币体系仍将依赖各国的法定（人造）货币。发行SDR可作为一种补充；但不会是替代者。中国人似乎对此并无异议。
那么将人民币转变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如何？在遥远的未来，这必然会发生。但若想朝着这个方向快速发展，就会给中国带来两个难题。首先，只有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这才有意义，但这样的话，中国的重商主义战略就会失灵。其次，一种货币若想成为全球性货币，就必须可自由兑换，可以在深度大且流通性好的金融市场上交易。那样一来，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外汇管制，放开金融体系。政府将无法再强迫中国民众持有大量低收益的银行存款。尤其是，中国政府将失去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控制来源：银行体系。这在短期内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但重点在于，中国无法既奉行重商主义战略，又不囤积长期价值难料的美元债务。这就是以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的名字命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特里芬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在固定汇率体系中，储备供应国最终会（在货币融资前）出现基本收支赤字。正如胡锦涛所言，这必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稳定性。
中国的解决办法是停止以当前力度买入美元，同时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这肯定会带来调整问题。但这些调整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否则，中国最终会囤积更多储备，继续扭曲自身的金融体系，甚至可能失去货币控制权。现如今，随着通胀开始令人担忧，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的理由肯定也极其充分。
在胡锦涛访美之前的一次讲话中，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指出：“自2010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将重新开始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来，他们仅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约3%。从表面上看，这相当于一年升值约6%，但实际升幅要大得多，因为中国的通胀率远高于美国。我们相信，顺应市场力量、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相信，中国会这样做，因为其它选择的代价会太高——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而言都是如此。”
这种分析当然没错。但有证据表明，中国仍然只愿意保持非常缓慢的行动速度。这是个错误。我给胡锦涛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中国想摆脱可恶的美元的“专制”，那就请停止买进吧！

金融危机加快了历史进程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1-02-16 (www.ftchinese.com)
金融危机是否带来了许多变化？这是我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提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它加快了未来的到来。即使是对赢家来说，这也颇为令人震撼。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半，危机最严重时期距今也已两年有余。巴克莱(Barclays)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表达了金融业对政府出手相救的感激之情。眼下人们怀着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的最新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全球产出增长5%，按市场汇率计算增长了3.9%，与2009年分别下降0.6%和2.1%形成了对比。IMF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轻微放缓至4.4%（按购买力平价）或3.5%（按市场汇率）。乐观主义依然盛行。
随着危机逐渐消褪进记忆之中，历史学家将如何评价它留下的遗产？新闻工作者不具有距离优势，因此以下只是我的揣测。首先来讲讲可能的转变。
这场危机既非大衰退之开章，也非资本主义之终曲。但它导致了金融监管收紧，尤其是针对银行的监管，尽管这发生在现行的知识和制度框架之内。经过30年的去监管化，如今潮流正朝着相反方向迈进，虽然并非毫无阻力。
这场危机也标志着高收入国家私人部门的举债行为发生了转变。在美国，从1981年到2009年期间，私人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23%上升至293%。截止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比例下降至263%。金融业在两个方向上都起到了带头作用：从1981年到2009年，金融业债务总额占GDP比例从22%上升至119%，去年第三季度则降至98%。去杠杆化过程可能会持续下去。即使不会，再出现一轮债务增加的潮流似乎也是匪夷所思的。
正如《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所指出的，至少就短期而言，这场危机还标志着“全球失衡的逆转”。IMF预计可能会出现局部倒退，但失衡的程度应该不会像危机前那么严重。失衡的一个显著特征——外汇储备的积累，尤其是中国的积累——没有改变。从2009年2月到2010年10月，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2.004万亿美元，其中仅中国就增加了8490亿美元。这很危险。
危机也暴露出欧元区容易受到公私部门过度举债的冲击，这是过剩储蓄流经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涌入不良投资所致。管理去杠杆化过程将困难重重，尤其是在缺乏内部汇率弹性的情况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危机具备浓厚“加速器”色彩的地方。
变化最明显的是财政方面。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在高收入国家，随着开支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会对财政产生挤压效应。危机使这个过程提前了10年。据IMF估计，在高收入的“七国集团”(G7)，到2015年，政府债务净总额占GDP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52%猛增至90%。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恶性通胀或债务违约。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管理公共财政将对政治产生掣肘作用。这将是一种悲惨的体验。

根据IMF的数据，200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为63%（按购买力平价），2007年危机爆发前夕为56%。去年这一比例降至53%，预计到2013年将降至50%以下。新兴国家2000年至2013年产出预测中不断增长的份额将有80%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仅中国就将贡献63%。这些“巨人”的增长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这种压力也只会增加。

危机把世界抛进未来的事实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的一些最有意思的讨论，围绕的是中国是否就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制定了清晰的计划。一位人脉颇广的中国学者向我保证说没有。然而，假如中国能够维持高增长，这个巨人很快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思想。中国已经赢得荣光。如今，在危机过后，无论愿不愿意，中国都需要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作者：emperorfan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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