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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功之路是将中国承包出去

芦笛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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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改革成功之路是将中国承包出去 (2543 reads) 时间: 2009-5-12 周二, 18:36

作者：芦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改革成功之路是将中国承包出去

——保路运动启示录之一

芦笛

近读国内学者萧功秦教授《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再次想到这个问题：若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能否自发进入资本主义？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早在旧作中说了，传统社会的构建方式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胡话完全相反，所谓“上层建筑”特别是孔教意识形态既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又从来实行以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容许“见利忘义”“危害社会安定团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这种制度设计，决定了社会只可能处在循环式冻结状态。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会出现在王朝末年，其实是“反常”状况而非“常态”，与“太平盛世”不兼容。所谓“盛世”，就是官府对民间的控制力度基本达到了孔教的设计要求，此时只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私有工商业根本就无法冒出头来。到“末世”，朝廷的控制减弱了，民间工商业得以潜滋暗长。“乱世”则朝廷控制基本失效，纲纪衰颓，全民进入大规模互相杀戮状态，全国玉石俱焚。等到新朝建立，劫余的一点点 “资本主义尾巴”又被强大的朝廷无情割掉。于是“萌芽”就永远只能萌而不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不生，周而复始，几百年来一次。

可笑的是，毛主席沿袭马列白痴“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断言，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为了给这毫无根据的豪断找“论据”，御用史学家们抓住末世的“萌芽”作足文章，却从来不敢正视“萌芽”总是在乱世被摧残、在盛世被无情铲除的事实。

这种官府主动“割资本主义尾巴”、自断财路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似乎只有南宋是例外。不过那是外患逼出来的，所谓“事急从权”——为了苟安，不能不暂时放弃孔教的神圣原则。朝廷局处江南一隅，要与金国强大的武力抗衡，就只能靠财力——战时需要筹措巨额战费，和时需要筹措“岁贡”，靠原始农业弄不来几个钱，只好去商业税里打主意，因而不能不放纵容忍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这结果便是朝廷的商业税入居然高出了农业税入，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使得南宋成了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像煞有介事的例外时期。可笑的是，直到亡国时，明朝皇帝却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坚持土里刨食的国策一万年不变，硬是用“剿饷”、“辽饷”、“练饷”等无比沉重的田赋制造出大量无地游民，搞垮了自己。

因为看到这现象，我对大宋一直情有独钟，总觉得那是中国唯一有点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恨透了朱元璋的倒行逆施，使得中国就此“过了此山无鸟叫”。

然而这感觉在看了萧教授的论文后却消散了。那文章我已经转贴到本区，但估计同志们对团结紧张严肃的论文兴趣不大，我这儿试图活泼地介绍一下保路运动是怎么回事吧。

所谓“保路运动”是四川爆发的愚民运动（愚昧的广东人骂够了，这次改骂四川人，希望老稀勿要介意好伐），与义和团异曲同工。两者都破坏中国的筑路事业，区别只在于“我是弓，你是弦，你走直线我曲线，反正大团圆。盘马弯弓杜美原，箭箭射燕然”。此诗是郭老无耻才子所著《洪波曲》上的“民谣”，据他说，“杜美原”是指“土肥原”，而“燕然”是指“延安”。我这儿借用此诗是想指出，“保路运动”乃至继后的辛亥革命是弯曲的弓，拳匪是笔直的弦，前者是曲线祸国，后者是直线祸国，最后都成全了小日本，一箭又一箭地射在中国的命脉上。

晚清和晚明的最大区别是两条：第一，晚清面临的是中国三千年从未见过的更强大的文明威胁，而明末面临的不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经典危机罢了。第二，晚清有见机自救的明君（老佛爷）贤臣，而明朝则是君臣竞相比赛愚蠢，相率自杀。正因为统治集团的主观素质的巨大差别，才使得晚清有了灭亡前的辉煌——新政改革。朝廷完全逆转了传统治国思路，首次试图以西方模式重建国家，公开提倡鼓励民间工商业，在历史上首次去除了政府动用国家暴力对民间资本主义的人为压制。如果中国人真有能力自己建设资本主义，潜力就会在此时充分发挥出来。

然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老佛爷说，要走资，未必就能走成。走资第一需要原始资本，第二需要know-how（通译“过程性知识”，也就是如今说的知识财富［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P］的一部分）。第三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第四需要全套人材：从生产、管理直到营销，从工程技术人员直到技工，从董事长、经理直到推销员，等等。这一系列的硬件软件，缺了哪个都不成。换言之，走资也是个系统工程，在短期内建成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体，远比阿波罗登月工程的难度大。

中国民间资本家（或资本家前身，待考）试图修建铁路遭到惨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两条铁路干线津浦铁路与京汉铁路都是鬼子修的，两者都只花了两三年时间就修成了。中国人看着眼红，以为那是容易的事，不甘心肥水流入外人田，于是张之洞便于1904年以巨资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1905年至1908年，各省商绅掀起了争取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热潮，纷纷成立铁路公司，雄心勃勃地准备靠民间集资自己修铁路，以川耗子最来劲，他们计划修筑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煞有介事地折腾了好几年，闹得跟真的似的。

在这其间居然无人想到，中国人有的只是嘴上的爱国热情，却缺乏起码的资金与技术。川汉铁路线路之长，工程之浩大，地势之险恶复杂，可不是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在当时全四川乃至全国都找不到称职的工程技术队伍。即使忽略这一问题，光是所需的巨额资金就不是民间能筹集的。一百年过去了，原计划的川汉铁路仍然只有50年代修通的成渝铁路那一段，从重庆到武汉仍无直达铁路，只能绕道走1975年建成的襄渝线，然后再转京广线。据百度百科介绍，襄渝线由铁道部第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由8个师、2个独立团铁道兵部队以及铁道大桥工程局、电气化工程局和湖北、陕西、四川等省民工参加施工，采用如此大规模的人海战术，还花了足足11年的时间才建成并交付营运。所以，当年耗子们雄心壮志冲云天，严格说来跟毛泽东的“超英赶美”也没有本质差别，两者都不知道自己的目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只是“热气高，干劲大”而已。

据萧功秦介绍，川汉铁路公司集资折腾了好几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1/10，到位资金1000万元，其中又被经管铁路的人员层层贪污挪用200余万元，被公司经理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投机损失300万元。粤汉铁路也同样糟糕，总计花了大约1000万元，只铺设了40英里的铁路。本来钱就不够，再加上经理人员的中饱，还修什么鸟铁路？

这且不论，其中的中国特色才是令人费解。按理说，贪污一般只会发生在国有企业中。民营企业没经验，低效率，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怎么也会出现贪污，而且还是如此巨额的贪污？

再看下去，怪事就更多了。私有企业集资，完全出于投资人的自由意愿，然而中国的所谓“商办铁路公司”却仍然是动用国家权力向百姓强行摊派：

“湖北谘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劝勉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5万元到10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以每月俸1/10购股。”

所以，所谓“商办”也者，其实还是大众熟知的权责分离、产权不明的大锅饭。各个铁路公司虽然在理论上也是“股份公司”，但当时的国人毫无相应的权利意识，不知道对股东负责是管钱用钱的人必尽的义务，而监督管钱用钱的人则是股东的神圣权利。在这些现代常识普及之前，光从皮相上模仿西方的股份公司，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制造出变相的社会主义企业来。即使管理人员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也起码需要引入西式会计与统计制度，而当时除了外国人承包的海关，懂这一套的人举国还真没几个，更别说四川了。

由此观之，后进国家要尽快建成资本主义，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光靠自己折腾恐怕是不行的，必须利用西方世界既有的资本与现成的软硬件。大工程尤其如此。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己修筑铁路干线的能力，唯一明智的措施，就是通过招标，把筑路权包给西方公司，附加替中国培养训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条款。先借鬼力修路管路，再逐渐过渡到自己修路管路。正如给事中石长信在当时的奏折中指出的，如果当年不是张之洞以巨款向美国合兴公司赎回路权，毫无必要地折腾了7年，粤汉铁路早已建成并交付使用了。可以补充的是，幸亏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的承办权未被各省商绅赎回，否则这几条铁路的修通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这还不限于修建铁路，总的来说，要按西方模式重建中国社会，完成必需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从中古国家一跃而为现代国家，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必备的主观条件，甚至就连兴办实业、开办大大小小的西式公司的主观条件都不具备。

从这个角度来看，光绪在百日维新中下达的那一系列上谕，说穿了跟我党在上世纪50年代发的《农业发展纲要60条》之类其实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可行性，只是提出了一个远期努力方向而已。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您要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国，起码得有一支知道西方模式是怎么回事的干部队伍吧？如今连康梁以及其他六君子连门都摸不着，还怎么个改法？哪怕是请老康去作皇帝也没辙。后世史学家动辄哀悼慈禧镇压了戊戌变法，我看是哭错坟头了，正是林妹妹说的：“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为谁”？

因此，当时中国要改革，若忽略强大的传统抵抗不计，光从技术上来看，唯一可行的还是李提摩太提出的方案：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引自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网络版）

我知道，这很伤中国人的自尊心，而且必定会构成李提摩太那帝国主义文化特务狼子野心的铁证。可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从技术上来说，这确实是唯一可行的改革之路。而且，老李那文化特务也在小范围内实践了这一设想。他提议从庚子赔款中提取50万两归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付给他，为期十年。十年后，学校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山西省政府。在他的主持下，山西大学果然办起来了，而且办得很成功。十年合同期满后，他如约将管理权交还给中国政府。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还是，我党改革其实走的就是李提摩太建议的路子，只是没有把整个国家承包给某个外国政府而已（50年代初例外，当时苏联承包了全国改造的指导任务），而是由党中央做总买办，由各级官员作分买办，把全国拆零了包给鬼子罢了。全靠我党当买办卖国，才把外国资金、技术、know-how等等必需的软硬件统统趸来，这才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它与李提摩太方案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买办而不是直接雇佣洋员，中间多了一个经纪人（刻下称为“中介”），而这恰是它的最大弊病：如果我党像大清任命由英国人赫德作总税务司、美国人蒲安臣当“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那样，请廉洁奉公的鬼子承包政治局，则就算不能顺利完成中国的文明社会转型，起码肥水也能流到中国的国库里，不至于养肥大大小小的硕鼠，制造出深重的社会危机来。

作者：芦笛在芦笛自治区发贴, 来自 https://www.hjclub.info

作者：芦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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