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当年审讯丁默村的笔录等，后来再看《陈立夫回忆录》，发现这个立功的降将保释后游览玄武湖被一小报记者看到，写了出来，蒋介石看到，就很生气地下令枪毙。判他死刑的，不是真正的法院，也不是真正的法。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二十三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一九零三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丁默村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笔录、判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村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一九四一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村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村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村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默村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村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村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二百三十二页：丁默村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村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村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的强词夺理，对丁默村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作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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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岳：旧上海美丽间谍哀婉传奇

女大学生间谍郑苹如与丁默村惊心动魄的“谍对谍”故事，由汪政权高官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最先公诸于世。当年行刺失败后，妻子们齐声要求杀掉“妖精”，郑才最终玉殒。郑苹如母亲是日本人，多年后在台去世获蒋介石颁“教忠有方”匾额。

抗战时代汪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十里洋场，发生了一桩惊心动魄的“谍对谍”事件。美貌的国民党中统女特务郑苹如谋刺汪伪特工头子丁默村未遂而壮烈牺牲。作家张爱玲根据这段真实事迹创作了《色，戒》，不过将男女主角改名换姓，并把内容予以故事化和小说化。李安改编自张着的电影《色，戒》使郑苹如（王佳芝）和丁默村（易先生）重现人世，同时亦引发了华人社会对汪精卫政权的好奇与兴趣。

有些文学史家说，张爱玲的《色，戒》题材来自于她的前夫胡兰成，因胡曾是汪精卫的文胆，又在汪政权做过行政院法制局长和《中华日报》总主笔，应熟悉郑苹如事件，但张爱玲本人从未透露她的故事来源。实际上，最早把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事件公诸于世的是五、六十年代旅居香港的汪政权老人金雄白。金氏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此书是由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印行，现已绝版，数年前台湾曾出现重印本。

金雄白（一九零四——一九八五）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是个资深媒体人，一九三零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亦当过律师。一九三九年投靠汪政权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曾任《中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以罪名被捕入狱，一九四八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一九七三年曾创办《港九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病逝日本，除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另着有《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册）、《黄浦江的浊浪》、《乱世文章》（五册）、《女特务川岛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当年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35号）76号，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调元的住宅，抗战中国民党机关迁往重庆後，这儿就成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招待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所在地，是大、大刽子手、抗战中横行上海滩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丁默村、吴世宝的老窝。

金雄白说：“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三十年代末，汪政权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成立特工总部，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人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主持七十六号的两个高级特工李士群（一九零七年生）和丁默村（一九零三年生）早年曾是共产党，叛党后加入国民党，再投靠汪政权。李士群组建汪政权特工机关时，邀丁默村参加，丁大李四岁，特工经验丰富，但丁、李两人权斗不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号（一百三十期）上海《良友》周报封面人物是个艳光照人但名不见经传的“郑女士”，不仅读者不知郑女士为何许人，即连编辑亦不清楚。杂志出版一个多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陈果夫、陈立夫的远房侄儿），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了正就读上海法政学院的郑苹如。陈宝骅想尽办法吸收郑女为国民党中统（另一特工系统为军统）特务，郑女终于答应，成为中统在敌伪地区最有价值的女特务。

郑苹如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一八年生），她是浙江兰溪人。父亲郑钺，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老同盟会员，是于右任的好友；郑钺留日时与日本女子木村花子（后取中国名字郑华君）结婚，育有三女二子，郑苹如排行老二，上有一姊，下有两弟一妹。郑钺曾执教复旦大学，做过律师，历任江苏、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检察官，一九三八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检察官。

郑家于一九三五年年初搬进上海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万宜坊即今重庆南路二零五弄），著名出版家邹韬奋亦住于此弄。郑苹如加入中统后，最早的任务是利用其流利日语以及日本关系搜集高层情报。郑苹如活跃而又能干，她首先获悉汪精卫即将投靠日本的情报。一九三八年八月，郑女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那里听到“汪氏将有异动”消息，立刻由她的直属上司嵇希宗电告重庆；同年十二月再急电重庆，但重庆方面未予重视。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重庆才意识到郑苹如的价值。

郑苹如工作积极，立功心切，她利用机会“勾引”正在上海的日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甚至动起绑架的念头。近卫文隆曾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失踪”四十八小时，日本特工军警大为紧张，原来是被郑苹如藏起来。此次失踪事件后，日本特工开始注意郑女的活动。中统亦在此时指派郑女与七十六号头子丁默村周旋。

金雄白说：“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辈，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间谍案，更是遐迩宣传。”丁默村曾任上海民光中学校长，而郑苹如曾就读该校，郑女即利用此“师生之谊”接近丁氏。一九三九年冬，中统急于铲除丁默村，下令郑女早日动手。一日，郑曾邀丁氏至她家小坐，中统特工准备动手，但座车驶至郑宅门前，丁氏婉拒上楼，失去良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沪西朋友家吃饭，电邀郑苹如赴会。吃完饭，丁说要去虹口，晚上与周佛海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有约。郑女与丁同车，在车上郑女突要求丁氏陪她去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今江宁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一件皮大衣，算是送她的圣诞礼物。车到静安寺路一一三五号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丁陪郑进去，郑在挑大衣时，丁突将一叠钞票扔在柜台上说：“你挑吧，我有事先走。”立即从另一道门冲出去，奔向座车。在街上等候的中统特工没想到丁氏会这么快出来，丁氏冲进防弹车内，特务匆忙中向座车开枪，惜为时已晚。胡兰成说，丁氏是在进店内时看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心里起疑才立即打退堂鼓。

但是丁默村在一九四六年受审时表示，他和郑苹如是在进店内时，中统特工即先开枪，他快速闪躲后逃回防弹车。特务继续射击座车，但他安然无恙。中统特工在皮货店附近埋伏时，李士群的爪牙亦在旁伺机“助阵”，准备把丁干掉。因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泄露了中统谋刺丁默村的机密。

郑苹如胆大心不细，她打电话给丁氏表示“安慰”，丁氏发狠话说：“你算计我，马上来自首，否则杀你全家！”郑女急忙解释说她也被吓坏了，完全不知道有敌人行凶。丁氏假装相信，但已下决心抓她。皮货店事件后第三天，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林之江率二十多名爪牙直扑沪西舞厅逮捕郑苹如。一说郑女驱车至七十六号找丁而被丁的亲信林之江抓起来。

据说丁默村并未想杀掉郑苹如，而是一群汪伪高级特工的妻子纷纷跑到七十六号“瞧瞧”郑苹如长得什么模样后，一致要求杀掉这个“妖精”。这群悍妻包括丁氏妻子赵慧敏、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和吴世宝之妻佘爱珍（佘爱珍后在日本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结婚），后来连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和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等一群“婆” 也都跑到七十六号去看落难的郑苹如。主张杀郑最力的是丁妻赵慧敏。郑女临难不屈，林之江（后逃至香港）在狱中多次企图污辱郑女而未达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一个黑夜，林之江把郑女带至沪西中山路旁荒地开了三枪，郑苹如死时实岁才二十二岁。

丁默村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被军法庭判处死刑，七月五日处决。赵慧敏战后带了一个装满金条的皮包去郑家乞怜，遭郑家峻拒。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日本宪兵毒死于苏州。

郑苹如死后，其姊一九四二年病逝（所生女儿王蓓蓓后住台湾），其父一九四三年辞世。郑女的未婚夫是国府空军军官王汉勋，一九四四年牺牲于桂林；大弟郑海澄亦为国府空军军官，一九四四年死于重庆空战；二弟郑南阳是医生，一直住在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移民美国，二零零三年去世。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妹妹郑静芝（天如）和妹婿舒鹤年（亦为空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迁居台湾。郑母一九六六年八十岁去世时，蒋介石曾颁“教忠有方”挽匾；妹妹郑静芝一直担任其父好友、国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秘书，后移民洛杉矶。

抗战胜利后，文学家郑振铎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遗憾的是，今天知道郑家一门忠烈和郑苹如舍身赴义事迹的人太少了，太少了！色戒剧照郑苹如与丁默村郑苹如丁默村

色戒剧照

郑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