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即使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本世纪初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仍然维持了增长势头，一时间被誉为“一枝独秀”。

同时，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预言十几年来不绝于耳。就在这种诅咒声中，中国经济宛如不死神龙，扶摇直上九天。

这种超出人们认知常识的经济奇迹，理所当然引起全球各界的关注和好奇。各种解说纷纷出笼，但往往都如隔靴搔痒、甚至不能自圆其说。

按照自由主义的说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种解释，用于说明改革前期内外条件较宽松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还差不多，但它不能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增长；不能解释为什么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国，经济绩效优于欧美等市场高度发达国家；更不能与自由主义者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极不健全，近年来改革趋于迟滞”的判断相协调。

纯经济学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低廉，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但是广大第三世界人均收入比中国更低的国家有不少，中国并非劳动力成本最低国家。

国际上流行的解释是外资大量涌入，造就中国经济繁荣。但外资进入是结果而非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资青睐中国，是什么因素“创造”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最近美国有一位教授，大谈现行国际贸易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这位教授似乎忘记了，现行秩序是普惠于所有人，并非独惠于中国；甚至可以说，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等后发展国家并不公平，它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一定的经济交往秩序，是所有国家和平发展经济的前提。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不算是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和平的国际经济交往环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还有一种说法，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归结为执政党“中心工作”的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练成的武功秘笈。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奥妙，相信这种增长早就被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复制、所模仿。

中国经济既然有“一枝独秀”的表现，背后一定有其独步天下的原因。无疑，上述理由既非独到，也非别国难以仿效。并且，它们也不能与“中国经济崩溃论”背后的合理分析相衔接。

考察中国经济在全国各地的具体进程，人们会发现，上述各种因素、及其它一些尚未提及的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都或多或少起到促进作用。但仅凭这些，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在恶劣条件下持续增长。存在一种重要的强力“粘合剂”，它将上述因素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整合起来，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显然，在中国，脆弱而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远不足以充当这种整合力量。谁都知道，中国最强大的支配力量是政治行政权力。政治行政权力具有最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唯一与中国相似、甚且更有过之的例外是朝鲜；但是朝鲜内则缺乏包括中国在内其它国家大都拥有的刺激个体积极性的经济制度，外则没有发展经济的必要环境)；将这种强大能力运用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增长的根本奥秘。

中国社会这种强大的整合能力，是靠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启动的。要使全社会一切资源整合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就必须首先使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一切工作围绕这一“中心”，具体做法是将经济绩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主要指标。

因此,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权威主义政治是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相互依存。如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政治模式向着权威主义靠拢；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各地的“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对“政绩效应”的孜孜以求，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无疑，这种权威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能极大程度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源，“制造”经济增长速度；但在资源配置方面，它未必能达到理想效率。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直是令中国政府头痛的难题。

除上述“政绩工程”的浪费外，行政对经济的决策失误、以及难以抑制的权力腐败，同样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客观说，这种权威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双?剑。一方面，它与计划经济一样，虽然能极大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源，但就全社会资源利用率而言，其投入产出比较低；如果没有外部增量及时介入，增长将不可持续、模式将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这种模式通过行政权力能够快速完成资源整合，形成对外竞争力，为经济增长赢得新的空间，为全面解决中国问题挣得时间，为中华民族复兴争取新的机遇。

中国当前最深刻的危险可能是：虽然这种权威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对外依存度高、持续性差，但中国经济和政治都已经难以摆脱这种增长模式。这就回到“崩溃论”的观点：经济上，如果当前增长停顿，被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必然突出，整个经济体系确实有发生崩溃可能；政治上，一旦失去经济增长的缓冲，各种潜伏的社会矛盾必然尖锐化，权威主义政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没有人喜欢这种困境和挑战，因此，权威主义政治及其经济增长模式至今仍是中国执政者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治标”的需要，又必然会与寻求“治本”之道的民本主义政治和生态循环经济构成内在冲突。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仍需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