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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评书播讲：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第一章北京是中国第二章圆明园画家村（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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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播讲：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第一章北京是中国第二章圆明园画家村（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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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播讲：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第一章北京是中国第二章圆明园画家村（转贴） -- 安普若 - (23407 Byte) 2007-2-07 周三, 18:13 (66956 reads)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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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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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02/21
文章: 26038
来自: 中国美国的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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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书播讲：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第三章京城摇滚人（转贴） (1755 reads) 时间: 2007-2-07 周三, 19:22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三章京城摇滚人

1992年春天我在圆明园艺术村采访，听画家说村里还有一支摇滚乐队——晚间新闻乐队。一年后我应《钟山》王干先生之约写北京的摇滚，想起这茬儿，首先就奔圆明园去了……

“中国摇滚日”

我跟圆明园艺术家们的关系，恐怕是我这辈子人际关系中最轻松的。由于不会处理单位里的人事关系，我离职做了自由撰稿人，从外省来到京城，也成了盲流。结识圆明园艺术家之前，我还惶惑地认为，这世间舞文弄墨象我这般无组织者大概不多，且难以存活，应了物以类聚之语，我与他们臭味相投，算是找到了“志同道合”者。

这一回我没有找到“晚间新闻”，这支乐队已经散了，原因是没成气候，搞不下去。但经过一个多月的满城转悠，接触了10多支摇滚乐队之后, 我感到摇滚人与盲流画家在精神上的相通。这对于我理解他们起了大作用。

我抓紧时间料理了手中的活儿，开始收集资料。手头已有一本赵健伟写的《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听朋友说他的朋友编了一本摇滚乐辞典，上街就看到黄燎原和韩一夫主编的《世界摇滚乐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再有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麦当娜》（1992年版）；其它的资料就是如今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报纸星期刊周末版上的报道。其中《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较早,其它都正巧是我收集资料期间上摊的。

春天，历来是文化人的好日子。小时候，“呼唤文艺界的春天”、“解冻”诸如此类的词语就满脑子萦绕。那时以为这不过是文化人的形容。现在知道实际如此。特别是在北方，在北京，长达四、五个月的冬天终于过去。除了上班非出门不可，猫在有暖气管道或者是烟囱炉子的屋里，自有南方人无法享用的舒适，但也由此耽误了交际、耽误了表演、耽误了生命。于是纵身而起，大步出户，紧着呼应大自然的勃发生机，表现出人文的春天。

1993年春天，我看到这么一份【新闻通稿】

《摇滚北京》首发北京摇滚的里程碑

火烈鸟

3月26日，广大歌迷、摇滚发烧友盼望已久的十大摇滚乐队及个人合辑《摇滚北京》在北太平庄苏珊娜美食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在京各大乐队济济一堂，共同领略呼吸、女子、指南针、Again、新谛等乐队的风采。

《摇滚北京》是迄今为止国内制作水平最高的摇滚音带，也是唯一能真正代表国内现今摇滚水准的力作。这盘严格策划，精心制作的专辑由北京摇滚界铁腕人物王晓京总策划、监制，由录音界第一人老哥担任制作、录音混音及数码母带处理，收录了黑豹、呼吸、女子、指南针、Again、新谛、超载、做梦诸乐队及王勇、常宽的重要代表作品，其鼎盛的阵容、磅礴的气势，说明了它是中国大陆摇滚的一次重大检阅。行家们普遍认为，《摇滚北京》的诞生，标志着摇滚乐这种深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摇滚北京》由北京赛特文化发展公司、香港永声音乐唱片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天津音像有限公司复录发行。所有合作单位均认为它的发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摇滚北京》完全由大陆自己创作、制作，没有任何港台背景介入，还因为它是一盘集思想性、艺术性、先验性于一体的优质音带。《摇滚北京》注重表现纯粹的、本质的、根源的摇滚精神，也以各种风格照顾到各种欣赏层次，极尽发挥个性又雅俗共赏，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在大陆，摇滚乐正处于从地下走到地上的阶段，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它在西方经历的发展过程，也在中国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开放而表现出来。《摇滚北京》面市前，市场上已流传不少质量优劣不一的摇滚音带，甚至出现频繁的盗版，还取得了不少销量，这从某种角度也表明广大听众对摇滚乐的热衷和喜爱，对此王晓京很有信心地表示：我们将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大家。

签字仪式结束后，乐队的精采表演把首发式推向了高潮。“AGAIN ”演出了他们的力作《烽火扬州路》、《寂寞的收获》、《不能不说》；“新谛”表演了《不要匆忙》、《陌生地方》等代表作；“指南针”奉献给大家脍炙人口的《请走人行道》、《逃》和《回来》；“呼吸”则用《新世界》、《太阳升》等早已流传的佳作奉献给大家；女子乐队演出了《不是游戏的年纪》、《错觉》和收入《摇滚北京》的《自己的天堂》；王勇则以他的大手笔《安魂进行曲》等作品继续咏叹生命的本质。

首发式后，应广大行家、记者和歌迷的强烈要求，一致决定把每年的3月26 日定为“中国摇滚日”，以资纪念，并载入中国摇滚发展的史册。

如果真是这样，我算有福——目睹了中国第一个摇滚日的盛况。但说来荒唐，这个消息是头天晚上常州的一位朋友来长途告知的。他的消息来源是《北京青年报》，他本人已过40岁。我赶紧托人找票。同学赵小源是歌词作家，通过他与“眼镜蛇”（女子）乐队队长虞进联系，才得知演出地点已由外交人员大酒家改到苏珊娜。

当晚9点，我按时到达，演出没有准时开始，但开演前的练乐声已经让我难以承受这种巨大的如同锤子直接砸在身体上的打击。我只好从第一排退到最后，背靠着墙，可还是感觉到墙壁在震动。这是个400平米的方形大厅，北端搭了台子，乐队在台上，中间码了一堆音箱，除台前有一排供记者坐的椅子外，观众都站着。

10点左右，进来几个人高马大、披散长发的男青年，是以身高一律在1.80米以上著称的“唐朝”。不一会儿，蔚华来了。她披着棕黄色的过腰的长发，显然是染过的，也许是为了与头发太长的男性摇滚人区别？蔚华与我同学，大约比我低一级的国际新闻专业生，在校时就以唱英语歌出名。现在她化着妆，嘴唇涂得很红，走路一颠一颠的，与学校时的模样判若两人。妆束真能改变人，如果不是另一位同学介绍，我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女大学生。

女性投身摇滚更令人瞩目。摇滚给人的起码印象是没有绅士淑女一丝丝影儿。大庭广众之下，女士摇头摆尾作河东狮吼很要勇气。这天晚上女子乐队上场时喊着“你们好！”（观众报以热烈掌声），然后宣布：“《摇滚北京》说我们是女子乐队，其实我们的名称是眼镜蛇！”（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这天晚上的票价是40元，我没买票，原来准备忍痛放血的，但到门口，发现北京很小，我那些还在新闻单位的同学以及近两年认识的流浪朋友一个个都在，他们或可以凭记者证或可以凭与摇滚人的朋友关系入场，于是我就在北京广播电台文艺记者张健带引下进了苏珊娜。

问演出地点为什么由外交人员大酒家改到了这儿，乐队有人说是因为太多人知道演出地点容易引起治安问题，我说人还是照样多嘛，另有人说，这只能怪现在是个信息世界。

在中央电台做了10年外国音乐节目编辑的同学听说我来是为了写摇滚，立即说“别写，别写，这帮人没什么劲！我正准备臭他们呢！水平特低，跟外国摇滚没法儿比。如果你一定要写，得从深处着手，研究他们这种现象，象今晚这‘摇滚Party’就是他妈的北京文化的奇特现象，外地绝不会有，只有北京！”

“为什么只有北京才有？”

“北京有老外，大学生多啊！市民谁来参加这个？”

这些对话，都是嘴对着耳朵嚷出来的，因为乐队的声音铺天盖地，震耳欲聋。这也是“摇滚Party” 的一大景观，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都是这么一人侧着耳朵，另一人手掩着嘴传递着的。谁都觉得音量太大，但谁都没有意见，来这儿好象就为听这个吵吵声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杨雪为了这个盛会，特意从台里领了一台新的高级索尼录音机，但她说犯了一个错误，“带什么录音机啊，带个相机才对呢！你看这些人拍下来才是最有意思的……”的确，来这儿的人千奇百怪，平时在街上看不到一个，一晚上全聚到了一块儿，男性大多是披肩发，有的还戴着项链、耳环，模样清秀点儿的就分不出性别了。“这人是男是女？”有人问，不远处有位穿黑色紧身裤的。“这儿的人没法儿分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脱了衣服。”回答者又说，“这儿的人，拉出去枪毙三分之一绝对不冤枉……

还有穿着花棉袄的、扎小辫的小伙子。

唱流行歌的也来观看，我知道的有唱电视剧《公关小姐》主题歌的张咪，新近由王晓京下功夫包装推出的盒带《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的新星陈琳。

3年前，1990年2月17日，首都体育馆举办“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北京6支摇滚乐队登台亮相，这一天现在被叫作中国的第一个摇滚节。

不论摇滚节还是摇滚日，不论3年前还是今天，都是在表示中国摇滚还活着，并且还要火起来。大陆中国的音乐文化，10多年来南方倾向于引进效仿港台，北方则在强劲刮来的南风中顽强地寻根和吸收欧美精华。还在我大学时代，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那帮才子──谭盾、瞿晓松等人就在他们的创作中兼收并蓄着摇滚节奏。今天，在我中断了对现代音乐的呼吸至少5年后，聆听摇滚不由想起当年刘索拉写的流行歌曲，配器与节奏何其相似。

根据现在一般说法，崔健是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1986年首次演唱《一无所有》时是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组织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时的摇滚不过是一大堆歌星演唱的一大把歌曲中的一首。1987年崔健在《一无所有》外加了一首《南泥湾》。这以后有些歌手模仿，但仍是许多歌手许多歌曲中的星星之火。再以后崔健潜心在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棚里录音，总算在1989年初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录音带收了9首歌。应该说这才开始了中国摇滚的好年华。录音带的传播效应巨大，它带出亿万听众，也触发玩了多年吉它的青年去组织摇滚乐队。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春满园”，所以“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 标志着中国摇滚的早春，而3年后的《摇滚北京》录音带首发式，则可说是百花争艳了。

何勇——后崔健群

动笔写何勇时，还没听过他的演唱。收集当时的录音出版物，就是没见他的一首作品。著名的合集《中国火》和《摇滚北京》也没收。但崔健特别看好何勇。1993年3月3日，崔健在北京电台直播机房回答听众问题时还说“我最喜欢何勇的音乐”。前卫艺术的著名评论家栗宪庭在一篇文章里称何勇是摇滚乐“后崔健群”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晓京也欣赏何勇，说“但就是太各，不然早出来了”。

看了提到何勇的资料，也采访了何勇，但产生写他的冲动，是在读到他的歌词时——

头上的包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的记号深在我心中留
他们要这样做你让我怎样好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的记号让我在长高
无毒不丈夫可我才知道
我顶着头上的大包低头踩着自己的脚
我抬眼看那北斗星它的方向我知道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凉水不要再给我浇
我痴情望着漂亮姑娘头上又留下许多记号
多么想我披着头也要直起腰到处走
多么想那琴声也要是大家的歌谣
多么想朋友见面时心里说声你好
多么想哪怕头上再留下许多的记号

“摇滚乐中的后崔健群以一种嘲弄和无所谓的情绪替代了崔健的浓厚参与意识和政治情绪”（栗宪庭《当前中国艺术的“无聊感”——析玩世现实主义潮流》，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 92.9），我一下子明白了所谓“后崔健群”。

我曾两次打电话约何勇采访，但他含含糊糊没有定下时间地点，后来总算给栗宪庭面子答应了。请栗宪庭出面并把采访地点定在栗家，是为了确保这个自称“小混蛋”人称“小玩闹”的采访能顺利。

文字资料中的何勇，一律被当作摇滚圈里的老人，年纪可以往40上想；电话中的何勇，慢慢悠悠吞吞吐吐，音容在30出头；待到见面，只是个看去没有发育好的小男孩。这时已是晚上7点,我们吃过了饭，桌上剩着晚餐大饼。何勇进屋就抓起大饼啃了起来，乱蓬蓬的一头短发，黑衣，黑裤，黑色短靴，脸色灰暗，身体瘦小。我迅速修正着想象与实际间的偏差，但何勇一张嘴，我还是要承认他的地道、正宗——摇滚意义上的。

在等何勇时，两位报考今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孩路过老栗家，听说何勇要来，就不走了，她们神情亢奋地说着今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马克西姆餐厅摇滚Party上何勇边唱边飞奔向观众的场面。

何勇一边机智地应付着两位发烧友的进攻，一边忙里偷闲与主人及在座的青年画家刘炜和实验剧导演牟森说话。6月他将去英国参加戏剧节，为了办出国护照，不得不剪短了头发，以应付街道居委会大妈和派出所警察……

姑娘姑娘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拿着手枪

何勇的这两句歌词突然切入我的采访追记。我这个以笔墨为生的自由撰稿人职业写手幸好没选择写歌词。这两个意象怎么就能用文字排列组合起来？接着是——

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
我不能偷也不能抢
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
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
我的舌头就是美味佳肴任你品尝
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
……

“现在我的后脑和胸部特有感觉，能接收声音，我算明白贝多芬耳聋后还能创作了。 ”何勇无时不刻显露出他的独特想象力，“到了英国，我要去3个地方——红灯区、赌场、酒巴。”

何勇的实际年龄是24岁，在座谁也闹不清他怎么会被英国邀请去什么戏剧节，而且一去就是3个月。他与刘炜忙于忆旧，说88年89年在刘炜屋里玩摇滚多么有劲儿，“那会儿，玩完摇滚，哪有回家这一说……”说起从前圈里的人，何勇要么说这个“献身”了，要么说那个“合资”了。献身即经商，合资是与老外结婚。与牟森他也有急切要表达的话题，先说他正在创作一种音乐，描述人体从胚胎到生长的整个过程，音乐全用人声表现，牟森希望他加快创作速度，牟森正要排一部戏，整场音乐与演唱者都将是何勇。后来他们又说起温普林拍了4年的《大地震》可望在今年完成，由此又说到吴文光拍的《流浪北京》及该片主人公的近况。牟森是片中人物之一，何勇提起张夏平（吴文光抓拍了张夏平癔病发作的情景）。牟森说《流浪北京》因为有了张夏平才有了光彩，“这是个质量高的人”，何勇说他的感觉完全一样。

不知谁起了头，谈起吸毒的话题，何勇马上说起他的两个朋友曾在一个老外家吃饼干，饼干里有大麻，两个朋友不知道，吃了，饼干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他们吃了很多，离开老外家时，才发觉不对劲儿，一个拼命地哭、一个止不住地哈哈大笑。何勇说他不吸毒，怕吸毒后浑身软绵绵无法演唱，但有的摇滚乐手吸，而且瘾极大，一天不吸都不行，被逮住后关了7天，放出来时剃光了头。“为什么要吸毒呢？”我问。何勇说，“好奇呗，这跟人们要去抽烟要去喝酒的心理没什么两样。”

等他吃饱侃足后，栗宪庭打开卧室的灯，为我采访何勇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何勇不得不脱下靴子走进另一个空间，他环顾整洁淡雅的布置，说：“看样子老栗有女人啦，这个房间给人温暖的感觉。”

我们在厚厚的地毯上席地而坐。“给《钟山》写？那是个很好的刊物。你要写摇滚，这帮人，多难写啊！”他一改那没心没肺的样子，竟有些为我着急起来。

“是啊，比如找你就很难……”

“是，我不愿谈自己，如果不是老栗，我不会来。谈自己，谈经历，等于得花时间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太累，所以我不愿谈。到时候我写一下自己的简历，再拿我的歌词、录音带给你，你挑着用，行吗？”

“不谈自己。那能否谈谈别的乐队？”

“不谈，谈这些干嘛？”

“有位音乐评论家说搞摇滚的对自己很负责任，比搞流行音乐的人刻苦，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既不刻苦，对自己也不负责。”

“你花多少时间在创作上？”

“很少，主要是睡觉、喝酒、找姑娘。”他回答问题时不停翕动着鼻子和嘴角。他在父母面前会不会也这么倔强？

“你父母就你一个孩子？”

“对。”

“你这样没有固定的单位，他们怎么看？”

“嘿，他们拿我没办法。正是他们跟我的对立，才使我更坚定。”

“你靠什么谋生？”

“演唱和版税。”

“演唱与创作相比，哪一种更快活？”

“创作。当我创作完一首曲子时最快活。”

“你那首《垃圾场》里唱‘吃的是良心，拉的是思想’，是怎么写出来的？”

“没什么，就是一种感觉。”

“摇滚给你带来了什么？”

“让我能去英国。”说完，他笑了。

“为什么让你去？”

“他们觉得我很戏剧。”

“哪个乐队给你伴奏？”

“我用录音带，自己弹吉它。”

“你相信爱情吗？”

“相信……”回答得很快，灯光下他微笑着，一改原先那拧劲儿，神情温和。

“至今为止，你一共创作了多少曲子？”

“20多首,有9首编入个人专辑，已经录制完，因为与制作商有些摩擦压着没发，从英国回来后就发行……我先出去一会儿，他们说的事我得听听……”他边说边跑到客厅，连鞋也不穿，坐到客厅沙发上，加入牟森刘炜的谈话中。他们都笑他边接受采访边听客厅谈话，心不在焉。

他在朋友中的如鱼得水与接受采访时的拘谨僵硬判若两人，正如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开侃也可以笨拙木讷。你对他毫无办法，只好说他还是个孩子。

两天后，我采访别人时顺便去他家，正巧他在，没有办法不让我进他的屋。屋里到处一层土，乱得可以，终于让他翻来翻去找出几首歌词，并听了他的录音。他的录音机破得转速都不对劲儿，虽然只听了一小段，但已经使我感到与众不同，是那种很放开的唱法，急躁的但吐字清晰。他掩上门调低音响，以免吵了住另一屋的家长。我看他其实是个乖孩子，尽管他曾在公众场合把别人正在播放的磁带拿掉换上自己的录音。我还注意到他有很多书，其中有米兰·昆德拉的，王朔的，宋词。

投身摇滚的女性（“眼镜蛇”、蔚华）

正式采访“眼镜蛇”乐队，是在她们刚结束南京演出回到北京时。

“南京的观众与北京不同，他们也唱也跳，但他们还听，不象北京主要是跟着唱、扭。”乐队队长虞进说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的演出，显出挺欣慰的样子。

吉它手，主唱之一肖楠说南京观众热情之程度是她们所有演出中最强烈的，“一上台，观众的轰动倒先把我们给震了！”

“眼镜蛇”是京城老牌乐队之一，“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6支乐队就有她们。回忆起那次演出，她们说头一次感受到摇滚观众的热情，但那次演出她们还没有自己创作的曲目，唱了几首崔健的歌，这以后就下决心自己创作。

现在“眼镜蛇”演唱的全是自己的创作曲目，《摇滚北京》收录了她们的《自己的天堂》。她们承认在创作过程中王迪、崔健给过很大帮助，但更愿意“象傻子一个样，有自己的天堂”。虞进给了我10多首创作歌词，都已谱曲录音，目前正与出版商联系出版发行。“这是我们一个时期的小结，可能今后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虞进后来又抽回了几首歌词，说这些还要修改。

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女子的生存简单又艰难。要象傻子一样容易，但要有自己的天堂就难了。如果女人能跟男人做同样的事，就已经具有新闻性，所以尽管她们反复申明自己乐队的名称是“眼镜蛇”，人们还是改不了叫她们“女子乐队”。在男人眼中，她们更容易出名，但在男人心底，她们再出名，也还不如男人。

“眼镜蛇”们充分地感受到这些。肖楠说开始还没什么，现在有了作品，社会承认后，有些朋友表面上跟以前一样，背后说的就不好听了，“不过这种时候越能看出谁跟我们是朋友，比如“唐朝”就很诚恳地帮助我们，当面指出我们的毛病。”

“眼镜蛇”是中国第一支也是目前唯一的女子摇滚乐队，由5人组成，年龄从24至30岁，其中有2人已辞职，其他几人恐怕也不会在现在供职单位太久。她们都是音乐科班出身，在艺术团体上过班。虞进从中国轻音乐团辞职，她说在那儿大家都缺乏敬业精神，排练不用动脑筋，可以边弹琴边聊天。乐团的曲目，不是那些让人们听腻了的大陆歌曲，就是千篇一律的港台流行玩艺儿。“多少年了，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跟机器一样，特没意思，疲了！”肖楠补充说，“这跟摇滚乐没法儿比。烦，烦透了那种音乐，87年88年接触外国唱片，一下子被吸引了，觉得自己能演奏这样的作品、创作这样的作品。”

没有排练场地是她们当时最大的困难。开始在虞进家，地点是和平里居民区，可以想象在居民楼里演奏摇滚对左邻右舍的威胁。后来到琉璃厂华彩乐器店里一个小屋，该店经理热爱音乐给予支持，但一个多月后就顶不住摇滚的喧嚣和店员的反对。又到贝司手家排练新作品，那时正是夏天，把被子蒙住门窗。就这样换来换去找地方，直到现在经济情况好转可以每天交50元租金用一个排练场。说以上这些时，她们一直穿插着当时对自己奏出的音响的惊喜、对能够做自己的音乐的高兴劲儿的感叹。

“你们想过以后怎么办，比如说40多岁后，不能一辈子搞摇滚吧？”我问虞进。

“有人也问过我，我说别问这个，我不想它。”

“你父母也不管吗？”

“我感激父母，原来在别的事上他们干涉过我，但这件事上一直很支持。”

虞进的母亲是中央乐团唱美声的，已退休在家两年，她一边在外屋忙家务一边招呼着所有先后来找虞进的朋友，发现屋里有人坐在地毯上，还递进一个靠垫。虞进说，乐队在家排练时，母亲有时还指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国外记者的报道说“她们在台上异常漂亮，超短裙，开襟红色长裙，带着墨镜，粗犷的演唱风格，博得观众的欢呼和口哨声”。1993年2月，她们与崔健（“ADO”）、“唐朝”、“1989”、王勇等赴德国参加“中国文化艺术节”演出，实现了“让世界上的人们知道我们”的理想。

除了“眼镜蛇” 这5位女摇滚人，京城著名的摇滚女性是“呼吸”乐队的主唱蔚华。她原来就是知名的国际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离职加入“呼吸”更成为新闻人物。应该说，新闻人物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蔚华和“呼吸”没有为商业而改变自己。蔚华投身摇滚乐，是冲着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创作力，而过去的工作是报道，“冷静、客观、逻辑地分析世界我不称职，我是一个用情感的神经末梢去体验周围一切的傻瓜。”“我们不是在表演，这是发自内心的音乐，它起到了直指人心、震颤灵魂的效果。”

切断这目光
不再为你思想
把眼睛紧紧地闭上
我没有哭可我无法不为你悲伤
我相信梦可谁有权阻止阳光
我给了爱相信天会回报我的善良
我不再说可我不会停止歌唱
——选自《太阳升》

我想起著名摇滚女性麦当娜，有一次演出前，警察对她说，“今晚如再出现自渎动作，就拘捕你！”麦当娜则当众宣布：“我是个艺术家，我选择这种表达方式，宁愿放弃演出，也不改变表演。”然后又对她的团员说：“尽情表演吧，让他们带走我！”

在大陆中国，敢于投身摇滚的女性，其勇气决不亚于麦当娜。

天，保佑这些勇敢的女人吧！

臧天朔“1989”与“黑豹”

1993年4月24、25日，臧天朔“1989”乐队与“黑豹”乐队联袂，为“临终关怀”活动义演。这是“90现代音乐会”3年来“1989”乐队再次面对18000北京观众。“黑豹”则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演出前两天，他们在首都体育馆装台，臧天朔约我在那见面。

走进体育馆，就见很多人在忙碌着。美工人员趴在地上收拾一幅红底白字的标语：“为北京市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的早日建成——献一份爱心多一份关怀”。有一帮长发小伙子在木板搭成的舞台上装、调着各种音响。是“黑豹”？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问身边一位约30岁的男士，他说是“黑豹”，又告诉我被几个男女围在中间的那位就是“黑豹”经纪人郭传林，他们正在策划演出时如何录像。这位答话者叫宋宁宁，是这次演出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影星广告公司总经理助理，演出的策划人之一，他说“之所以用摇滚乐队是因为摇滚乐有号召力，另外也因为这是没有报酬的，演出的收入将全部捐献给中国老年基金会”（主办单位之一）。问起怎么会批准演出的，宋宁宁说：“最开始是由文化部批，然后再由北京市文化局批。批下来很难，北京对摇滚特敏感。如果不是‘临终关怀’这个主题好，绝对批不下来。还加上我们做了让步，比如不上报纸不登广告等等。”

“为什么选‘黑豹’、‘1989’参加？”

“跟四哥（郭传林）我很熟，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他家哥儿几个我都认识。四哥为人很厚道，为了‘黑豹’把铁饭碗都扔了。”

与宋宁宁聊完后，我去找郭传林。当我提出采访的要求时，他说现在不行，他们正忙着呢。明天呢？明天也不行。演出后呢？演出之后马上去大连，从大连回来后再说吧。

臧天朔到来之前，我继续观察着被各式各样周末版月末版“炒”得发紫的“豹儿爷”：鼓手赵明义埋头调试音响，连脸都看不清。贝司手王文杰披着瀑布式的长发也紧张地工作着。吉它手李彤（年龄最大，29岁）模样最清秀，身材高大，有着长及腰间柔软的乌发，他与王文杰原是饭店的服务生。主唱峦树显得很清闲，一直站在舞台上微笑着与一个女孩聊天。峦树个头最矮，年龄也最小（24岁）。

臧天朔仍未到。队员之一、特邀吉它手寇善立先来了，光脚丫穿双皮鞋，牛仔裤，黑色礼帽，抱着吉它孤独地依在舞台的一角。我朝他走过去。

“能跟你聊聊吗？”

“当然可以。”这位20岁、身高1.98米、来自华盛顿的美国青年微笑着站了起来。汉语说得很流利。他的英文名字是Chandler Klose。

“你怎么一个人先来了？”

“小臧说是4点整来这里集合。”他象所有老外那样习惯性地耸了耸肩膀。我看看表，果然是4点整。

寇善立92年来中国学汉语，是北京外语学院留学生，在国内读中学、大学时一直爱好摇滚乐。在外语学院他组织了一个留学生摇滚乐队，并时常出现在北京的摇滚Party上，93年3月，被“1989”发现后成为乐队的特邀吉它手。

“你觉得北京的摇滚怎么样？”

“很象美国60年代的样子，直接、简单。”

“在中国，你最喜欢谁的摇滚乐？”

“我最喜欢崔健的。既有本民族的音乐，又有自已的特色，他的摇滚乐在美国也是受欢迎的，他去那里演出过，很轰动。我最喜欢他的《解决》，很有生气，很硬。对我来说，音乐最重要的是感觉。”

“《花房姑娘》呢？”

“很好，但不算是摇滚。”

“摇滚乐与流行乐的区别在哪里？”

“刚才说了，感觉，明白吗？不明白，怎么说呢？你去过卡拉ＯＫ吗？那种很轻的东西就是流行乐，没什么意思，摇滚乐很硬，‘唐朝’是摇滚。”

“摇滚演唱会上，中国观众与美国观众的表现一样吗？”

“不，不一样。中国观众对摇滚还没习惯，看演出时不动，就这样（他做了个张着嘴、面无表情的样子），而在美国，观众会叫、会跳。很不一样的。”

采访结束后，寇善立非常认真地坐着一动不动，让我顺利地拍了照。

不一会儿，“1989”的贝司手李力出现了。李力告诉说：“臧天朔马上就到。”问为什么乐队叫“1989”，李力回答：“乐队是1989年7月成立的，所以叫‘1989’，并没有别的意思。”谈到摇滚乐的定义，李力说：“我们是什么呢？别人说我们是摇滚乐队，于是我们就成了搞摇滚的。其实，我们心里没有这种框框，我们的宗旨就是做好的音乐。”李力说话时，脸上一直笑眯眯的，难怪看到的报道上说他是摇滚圈中人际关系最好的。

这时，鼓手程进也来了。这位小时候由于家境窘迫未能继续学音乐的人，中学毕业当工人后继续自学音乐。著名的“90现代音乐演唱会”上，他是艺术总监。91年加入“1989”，曾为“唐朝”做了半年的经纪人。

终于，臧天朔来了。胖胖的，象个佛爷。推得平平的短发，根根朝天，让人想起刺猬。曾听人说他脾气暴躁，急了真能动手。

“1989”的人马全齐了，他们看上去很普通很随和。没有一个留长发的。

将我带到后台一个安静的角落，臧天朔开始了自述：

“我6岁开始学钢琴，一学就是10几年，那种音乐对我束缚很大，条条框框很多没有我个人发挥的余地。学得再好，这世界不过又多了一个贝多芬或莫扎特，你自己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我想搞出有自己个人特色的东西，我要直接表达出心中所想，摇滚乐这种形式适合我，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它。这件事，只要能够，我会一直做下去。

“对摇滚，我觉得没有什么定义可言，它只不过是一种音乐形式罢了。对我本人而言，这种形式使我生理上感到舒服，当然我会尽力将我的舒服带给在场的观众。

“我唱的歌，歌词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我只写心里想说的话。我有很多的话要说。对摇滚，有关方面总是那样一种态度，要办一场摇滚音乐会难度很大，充其量只能参加这种义演，我们常常说自已是‘义演专业户’。去年，应‘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之邀，我们几支乐队聚集秦皇岛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那次活动，也是义演，当初说好可以在电视里播出的，冲着能宣传自己，我们去了，后来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开头告诉我们节目缩短了，从40分缩短成20分，从20分又缩成多少多少，最后干脆不给播出。这个我想不通，心里不舒服。后天我要唱的《说说》，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一段是这么唱的：‘电视上文艺晚会看得太多，感觉祖国的星星只有那么几个。听说京城的摇滚特别多，为什么不能往电视里搁一搁，到底好坏让咱老百姓评说。’

“我们乐队成立虽早，但很少在一起活动，其中我有两年时间与崔健一起录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然，都是有报酬的）。谈谈崔健？不谈了，已经太饱和说不出什么了。目前我们乐队已有30来首歌。第一张专辑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初出来。

“单位？我没有，一直是待业青年（笑）。生活困难、手头不宽松，这都无所谓，我一直没有录像机、电视机，直到前几天，才买了电视机。”说到这里，有人来叫臧天朔，他起身对我说：“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对不起，该去装台了。”与我握了握手后，他急匆匆地离去。

4月25日晚，我去首都体育馆看了“黑豹”和臧天朔“1989 ”联袂为“临终关怀”做的义演。

头半场是“1989”的演出。主唱臧天朔站在他的键盘前一动不动地唱，虽然作品没有出版过，可观众却能跟着一块唱。最后一首《心的祈祷》，观众情绪达到高潮，人人跟着一起唱：“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这首87年由黄晓茂作词、臧天朔作曲的被称为臧天朔成名作的作品，据说是为纪念大陆第一支摇滚乐队“不倒翁”而作的，它也是“ 1989 ”在各种Party上必演的曲目。

后半场演出的是观众盼望已久的“黑豹”。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黑豹”上台绕场跑了一圈。演出中，吉它手跪在地上演奏了一段，引来观众疯狂的呐喊，南台观众席上突然拉出了两个标语：“揭开脸谱走进空间”、“北大黑豹啦啦队”。贝司手与吉它手将长发处理得僵直、膨松，观众看不清他们的脸。主唱峦树开始还弹着挎在肩上的键盘，唱了两首后，干脆拿着话筒，绕着舞台自由地抒发。“黑豹”演出中，最忙的是场上的几位摄像，他们扛着机器，前后左右跟踪着。

整场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齐声喊着：“关灯！关灯！”北京音乐台主持人有待在他的颇受摇滚乐迷喜爱的《摇滚杂志》栏目中，说演出激动人心，但“首体的灯一直开着，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与海外签约的歌手、乐队（“唐朝”、“黑豹”、张楚、窦唯、王勇）

在写作这篇报告时，我算是进入北京的摇滚圈，因此不断有关于摇滚人的讯息传来。这些天，值得京城圈内人自豪的是关于“唐朝”在南京演出的轰动传闻。《扬子晚报》 5月2日的消息写得含蓄：“5首歌一毕，‘唐朝’匆匆退场，观众们久等不至。”实际上是因为“唐朝”没有唱《国际歌》而使观众失望，以至酿成几百名歌迷游行到“唐朝”下榻的饭店。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但是“唐朝”在京城摇滚圈内异军突起并不完全靠的自己。如果没有前几年西方媒体的宣传，特别是台港唱片制作公司的资助，“唐朝”今天也只能和“1989”、“眼镜蛇”、“呼吸”一样，不过是大陆一支较老的有一定特色的摇滚乐队。

摇滚乐不是经济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的社会的产物，西方摇滚乐产生、发展于社会经济已臻稳定繁荣时期。台港的环境没能培育出自己的摇滚乐，但却发展出富于经济眼光的文化人。他们多年来一直紧盯着大陆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终于等到文化开放的一天。他们还特别了解外来文化对大众的心理作用，并娴熟地运用国际通行而大陆陌生的包装技术，以一盒《唐朝》录音带一举打开大陆摇滚乐市场。一位大陆音像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我一看那包装就掏腰包了，都来不及注意是盒啥玩意儿。”

不管有心无心，“黑豹”的客观效果是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们在香港的演出给当地流行乐坛注入一股热血，由劲石娱乐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首张专辑上了中文金曲龙虎榜首。但“唐朝”绝对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什么“梦回唐朝”、什么“九拍”，光听歌名就不能跟“让我一次爱个够”或者“水手”比，如果再听演唱演奏，那么没旋律，那么吵吵，怎么可能让少男少女在大街小巷学唱、流行？

在这之前，大陆音像出版社出过正正经经的摇滚乐盒带只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和《呼吸》，后两种发行量极惨，第一种虽然发了几十万盒，但《唐朝》在北京一家磁带经营部10万盒只卖了3天。

我不知道这盒带能卖到多少，北京号称音像制品销量为全国的1/5，仅一家批零兼营店3天就卖了10万，我敢说一般听众听几遍《唐朝》，可能就会一句，“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没有尽头”（《飞翔鸟》）。我不禁长久地端详着这盒带的封面，4个长发小伙子头像，表情坚毅，面容或剽悍或俊俏，黑底衬出两面书着“唐朝”字样的小红旗，封脊上有一团火焰图案，是制作者“中国火”的意思，虽为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是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监制，并且由魔岩文化有限公司企划授权。同样的规格，紧接着是《黑豹》、《中国火·壹》（中国人世界的摇滚乐队精选），看来是把火烧得越旺越好。

报载滚石在香港的子公司劲石与“黑豹”签了约，台湾魔岩则签了“唐朝”、王勇、张楚、窦唯，说港台的“条件一般都比大陆唱片公司所能提供给歌手和乐手的最高标准高出许多”（《新舞台》黄燎原文）。我曾去过“唐朝”的“根据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地下录音棚。录音棚负责人告诉我，这个录音棚由电影、戏剧、儿艺三家音像出版社合用，每次“唐朝”来之前，都需先打招呼，如果录音棚没有安排录音，才允许他们来排练，“他们声音太吵，那鼓一敲，好家伙，我们就没法工作了。我们曾劝他们把棚包了，他们又没这个能力，唉，他们也够难的，能帮我们就帮一点。我们收费也是象征性的，一天50块。”初创时的“唐朝”就更艰苦，挤在一间6平方米的窝居里苦苦修炼。要吃饭了，大家凑出几块钱买碗面。主音吉它手一心练琴，每天10几个小时，有时一天喝几杯糖水就顶下来了，结果营养不良躺着进了医院。丁武和张炬的乐器是两位美籍华人留下的，琴柄已经磨得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而赵年的鼓每次排练都要去借，在家的时候，就用木头削几块圆板，用布包上后，将就着练。成立于1987年的“黑豹”也是最苦的乐队之一，开始时一无资金，二无设备，排练的场所是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小房间。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吃一包方便面，抽的烟是大伙凑钱买的。在圆明园艺术村，有位贵州画家说：“‘黑豹’不是摇滚！”问为什么，画家说：“操！太商业化！”但也有另一种看法，如摇滚乐迷张忠泽（中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就这样说：“‘黑豹’走向商业，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在商业上的成功，正是‘黑豹’最可爱的地方，你说你追求这追求那，埋头在那儿苦干，不走向市场，谁知道你的追求，你的价值又何以体现？没钱谈什么艺术。”

不管怎么议论，搞摇滚也得吃饭。赶上人家有钱，要跟你签约，商业一把又怎么样！蔚华说，“如果一支乐队或一个歌手的作品永远不商业，那只能说明他们的作品有缺陷。”

按王晓京给的呼机号与王勇联系，很快就接到了回电，电话里他爽快地定下了采访时间和地点——半小时后在全总职工之家见面。

王勇准时出现在职工之家一楼大厅。他领着我穿过职工之家后门来到他居住的楼前，进家门后，先为我倒了一杯可乐，然后面对我坐下来：“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一下子好感激。因为当天约好的“唐朝”与“呼吸”都莫名其妙地失约后，我情绪低落，为此还给一位熟悉他们的记者打过电话。这位记者告诉我：“这帮人就是这样没有准头。有圈里人介绍吗？没有？那就难怪啦 ……”

王勇，身材魁梧，穿着黑色套头衫，留着浓浓的、整齐的短发，与《摇滚北京》套封里出现的形象完全不同。问他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他说是今年拍的。“为什么要穿类似中山装的老式衣服，打扮得象革命干部？”

“那件衣服看着象过去的旧衣服，其实是很新潮的。”他神态平和，说话速度不快也不慢。

“还在中国音乐学院当古筝教师？”

“是的。”

“你讲课时有没有学生跟你探讨摇滚？”

“没有，但课后讨论。”

“你跟学生关系怎样？”

“很好，他们很喜欢我。”

“你的工作与创作之间有矛盾吗？”

“没有，它们都是音乐。”

“你是怎么找到象《安魂进行曲》这样的风格的？为什么要搞这样的摇滚？”

“我想这样写，于是就这样写了。我的音乐不是摇滚，他们要把它算做摇滚。不过，也有些摇滚的因素。其实是不是摇滚不重要，这是外在的，关键是好的音乐就行。演出形式也是如此，很多人都重视乐队，大家也都有乐队。我没有乐队，用MiDi创作，我相信一个人唱也一样。我这人自信心很强，一个人只要自己相信自己就能立得住，管它别人怎么看你呢？现在有两种摇滚：一种是告诉别人我要怎样怎样，你应怎样怎样；一种是我就是这样，我不管你该怎样，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是后一种。”

“你理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

“革命。”

“为什么摇滚乐会火爆京城？”

“北京有条件。细菌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活。”

“你与崔健合作了两年时间，有什么感受？”

“没什么。正常。人跟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分开。就这样。”

“你有多少首成形的作品？”

“40、50首，比较满意的有15首。”

“最喜欢哪一首？”

“都喜欢。”

“第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出？”

“正在录制，准备年底结束录音。我已与魔岩文化有限公司签约，3年出两张
专辑，正在录制的这张包括在内。”

“魔岩每月给你薪水吗？”

“他们要给，但我不要。如果给乐器可能我会要的。”

“要了钱就受到了限制是吗？”

“大概是吧。我这人喜欢自由。我参加过几个乐队： ‘ADO’、‘1989’、
‘黑豹’、‘唐朝’，都是帮忙性质的，我不愿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

“能听到的你的音乐只有一首《安魂进行曲》……”

“这是唯一的一首面市的作品。”

“能听听你其他的音乐吗？”

“可以。”

王勇起身，坐在工作台前，开始操作他的电脑。

不一会儿，荧屏上出现“《往生》”字样，紧接着，就听到大自然中淙淙的水流声，大海的涛声，奇妙的音效之后，是他的歌声：

路人走远，子夜来临，
唯有仙魂，与我同在。
太阳的光辉，佛祖发慈悲，
法号响法轮旋转，法海无边。

之后，又听到了《招魂》与《喜玛拉雅》。音乐带着我在一个干净、美妙的世界里遨游，所有的痛苦都在木鱼声、念诵声里得到了超度。音乐渐渐隐去，我又回到现实。我告诉他我的感觉，他笑了。

操作台上，我看到供奉在上的观世音与弥勒佛，观世音旁竖立着两把香，还有
香炉、香烛。

“你烧香吗？”
“不烧。”
“你的作品里有那么多的‘灵魂’两字……”
“我喜欢。每个人都有灵魂。”
“我还是要问，你为什么要写这种‘安魂’音乐？”

“其实就是你刚才听完音乐的感觉。这个世界，还有人，太肮脏了，91年用MiDi创作音乐以前，有一年的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寺庙，很快就有了一种认同。为了找到一个纯净的世界，我开始创作，《喜马拉雅》是第一首。《安魂进行曲》是为一个朋友写的，现在变成给所有人了。我希望这个世界人人快乐，佛教教义与我的很多想法一致，所以我喜欢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实际上与佛教的普渡众生普天同庆是一样的。”

“能谈谈这次在南京演出的情况吗？”

“5月1号2号，我与‘唐朝’、‘眼镜蛇’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同台演出了两场。‘眼镜蛇’之后，是我上场，观众反映非常热烈，当我唱《安魂进行曲》时，全场观众跟着我一起唱。这是我在大陆的首场演出。”

王勇干净、整洁的家里，放有两台古筝。

“现在还弹古筝吗？”

“不弹了。但在脑子里弹。”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弹古筝的？”

“9岁。这样吧，给你看看简历，省得说着累。”他再一次起身，“啪”按了一下电脑键，于是荧屏上出现了一行行汉字——

王勇，1964年生于北京。中国古筝研究会会员，中国MiDi高科技中心音乐顾问。73年开始向父亲王世璜（现中国古筝研究会秘书长，中央音乐学院器乐系古筝教师）学习古筝，后转入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曹正先先生门下……8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古筝。8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古筝。87年毕业后在中国音乐学院任古筝教师。 89年6月获（国际）ＡＲＴ杯中国乐器比赛古筝青年组第二名。91年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演奏一等奖。

我特别注意到王勇简历中有关古筝的部分。

与王勇风格迥然不同的张楚，虽然只有一首《姐姐》（收入《中国火·壹》），如今也红得可以。他曾在侯牧人的《红色摇滚》里以粗犷有力的声音演唱了开头的那首《社会主义好》。侯牧人说张楚人很不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以下是笔者与张楚在93年5月9日晚上的一次电话记录——

张楚你好……能采访你吗？你定时间。

这不可能。

为什么？

我不想接受采访，对不起。《姐姐》出来后，不断有记者来找我，都被拒绝了。我不愿成为公众人物。

你在哪所学院读的大学？

陕西机械学院。

为什么读了一年后退学开始流浪？

（笑）你是不是就开始采访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你不接受采访，为什么又接受了《中国文化报》的采访？

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清醒。

你是否已与魔岩文化有限公司签约？

是的。

是魔岩不让你接受采访？

（笑）不是的，是我自己。

现在还住在戏剧学院吗？

不住了，现住在亚运村。

是魔岩提供的？

不是。你又开始问了，对不起，就这样吧！（电话挂断的声音）

可爱的张楚就这样消失了。张楚不跟摇滚圈里的人来往，圈里人谈不出他的情况。王晓京说：“张楚比何勇还各。”

张楚，25岁，生于西安，长得瘦小，大学读了一年后退学。身背吉它走了新疆、西藏、海南岛。身无分文时，给人干苦力，一天拉板车12小时。91年在来北京的路上，写出了《姐姐》。93年以后的张楚，不再挨饿，如今正准备着他的专辑。

《中国文化报》说，“随着《中国火》音带的发行，该音带的主题歌曲——张楚演唱的《姐姐》‘红’遍了大陆，‘火’到了台湾、香港。有消息说，在新加坡的公共汽车上也播放这首歌。”

《姐姐》的确动人，让人知道摇滚还有哀怨的一路。词作上，姐弟那种亲情，那种相互依恋关系，当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演唱上一句“哦！姐姐！我想回家”，其凄楚之力度是所有声嘶力竭的狂吼都无法达到的。

窦唯，这位《黑豹》音带里的主唱和其中6首作品的创作者，尽管离开了“黑豹”乐队，却还是与魔岩签了约。因为与魔岩签约，他离开“黑豹”后组建的“做梦”乐队跟着解散。

采访窦唯留下的印象是，年轻，才华出众但沉默、敏感。他回答问题很慢，常
常要想一会儿才说话，说话速度也很慢。

“你认为什么是摇滚？”
“……没想过，还在探索中。”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搞摇滚的？”
“不能说就是摇滚。说不出什么时候……”
“中学毕业以后就没工作单位？”
“是的。”
“除了演唱、创作，还有别的谋生方法吗？”
“没有。”
“能谈谈与魔岩签约的情况吗？”
“……”
“你签了几年？”
“３年。”
“出几张专辑？”
“两张。”
“第一张什么时候出？”
“不知道。由上级决定。今年开始录音。”
“想对《钟山》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让我想想……对不起，没想好。”
“随便说点什么。”
“那不行……等想好以后吧。”
“说说你目前的代表作和主要作品。”

“《开心电话》算代表作吧，主要作品有《乖》、《明天更漫长》。”

窦唯离开“黑豹”，是为了更专注更深入地发展个人风格，因而组建了前卫色彩非常浓厚的“做梦”乐队，作品有明显的“朋克”味儿，《摇滚北京》收录了一首《希望之光》可略见一斑。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被海外文化商看中。看来窦唯逃来逃去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或许他不管搞什么都这样，他是为商业而生的。我不禁想起在张楚的《姐姐》里，一头一尾那段悠悠的笛声为作品增添的魅力——这笛，是窦唯吹奏的。

据《北京青年报》载《北京摇滚人及乐队档案》，“做梦”乐队解散后，“主要成员陈劲、吴珂、陈小虎仍聚在一起创作，欲重振‘做梦’雄风。也许是因为要洗心革面的缘故，重组的乐队可能会易名，他们目前有一个尚不确定的名称‘西双版纳’。”

大陆实力派摇滚儿童团（王晓京与“指南针”）

王晓京是个传奇性人物。

传说港台唱片商欲知大陆歌手乐队水平，王晓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

传说他与崔健摊牌谈经济权益，谈不拢就“拜拜”。

传说他捧哪个歌手，哪个歌手就红，经营哪个乐队，哪个乐队就火。

王晓京是北京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著名经纪人。与苏越、郭传林不同的是，王晓京从不参与作词作曲演奏演唱这些事，他是一个纯粹的经纪人，除了音乐，他还做些别的生意。

王晓京在北京三元桥寓所接受了采访。

“请谈谈你的经历。”

“当过汽车修理工，在木器厂干过一年，是厂长，认识崔健前做生意，如果现在不是忙摇滚还要做生意。”

“谈谈你与崔健的合作好吗？”

“崔健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是我组织的。赵健伟书里说的情况很实在……”

“你做经纪人一定挺不容易吧？”

“是的，做摇滚经纪人，要对付来自官方的压力。经纪人最难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外经纪人不投资，但演员乐队红了，他就能挣钱。国内演员乐队都想找有钱人，经纪人其实是经理人。因为经纪人制度不健全，你把演员捧红了，他说你黑，你靠他挣钱。象郭四（郭传林），跟乐队关系最好，但也免不了有人说。”

“现在申办一场摇滚演出困难吗？”

“还很困难，只能是义演，目前对摇滚还有争议。我以后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唱片制作上。”

到这时为止，由王晓京策划、监制的录音带已经有崔健《解决》专辑，《牧阳·流浪》专辑，《卫华个人专辑》，《指南针现代音乐专辑》，《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摇滚北京》。

采访中，王晓京几次提出要去看看他组建的摇滚乐队“指南针”。我觉得还没问出他多少情况，就又提了些问题，但他总是把问题引向别人，比如说“你可以去找找梁和平，他是光付出的一个好人，又了解情况”，“赵健伟创办了杂志《中国百老汇》，是本很不错的刊物”，“老哥（录音师）事业心强，认真，活儿细”等等。

“指南针”由7人组成，都住在王晓京寓所楼外的3间平房里，隔壁是乐队包伙的小饭馆。房租每月900元。王晓京一间间打开门请我参观。屋子很小，摆着上下床，除了主唱的女孩罗琦的房间很整洁，其他房间都挺乱的，墙上挂的外国摇滚乐队广告画显得触目，罗琦的房间还有套很不错的沙发。

平房外停着辆白色“夏利”，车头一侧有“jeep”字样，这就是被北京音乐圈戏称为“摇滚吉普”的那辆车了。《新舞台》周报载黄燎原文《大陆流行乐坛前瞻》写道，“王晓京为他的签约乐队和歌手天天在忙，开着他著名的‘摇滚吉普’四处游说，仿佛没有停歇的时候。 ” 我提议与王晓京在这辆车前合影，他要求拍下“jeep”字样和车尾号“F6331”，说，“当年这车一出现，圈内人就说崔健来了。”

接着王晓京带我去百步之外的三元里少年之家看乐队排练。一见果然是“摇滚儿童团”。主唱罗琦1975年生，键盘郭亮1973年生，其他几位看去也是一副孩子模样。都来自外地，罗琦是南昌姑娘。乐手们原在四川。1991年以前，成都有一支“黑马”乐队，在歌厅里唱，也到外地演出，但不成气候。为了唱摇滚，求发展，他们放弃了家乡优裕的生活条件，告别家人和女友，来到北京，在王晓京的带领下，吸收罗琦，请来词作者洛兵，不过一年时间，“指南针”名声在外，与北京的老牌乐队“黑豹”、“唐朝”、“眼镜蛇”同台演出。常常是第一场演出观众还感陌生，第二场就打出“指南针真棒！”“指南针乐队伴我行”一类大幅标语。

《摇滚北京》第一首就是“指南针”的《请走人行道》。开始是平板低沉的念诵，伴以单调的木鱼敲打——

请走人行道
按时去睡觉
不准到处跑
不准高声笑
行为要乖巧
成绩也要好
别长得太俏
……

处理得极为巧妙，几乎是靠气氛的创造一下子概括了所有传统套套的实质。

有人推测，“指南针”成气候时，她的歌迷就是那些被港台歌曲灌得找不到东南西北的少男少女。王晓京的用心在于跟港台歌曲争夺听众，为了这个目标，取摇滚的精神与形式。

王晓京热爱音乐，但他对音乐采取的态度是经营。组建发展“指南针”乐队，他有一套方案。首先是成员素质。他看中原“黑马”班底的进取精神；对罗琦，他看到由于长期在外巡回演出而养成的“欠打”的弱点，但其气质天赋、声线出色而被他毅然吸收。他特别重视作品的文辞，因此请来北大毕业的才子洛兵专门为“指南针”作词并负责平面宣传。“套裁”是王晓京的一大经营特色。在《摇滚北京》这盒肯定看好的音带中推出“指南针”，让“指南针”为陈琳专辑作词作曲伴奏。王晓京用他在摇滚圈的威望和流行音乐界的知名，让“指南针”频频曝光于乐坛和舆论。一切都在他的策划下一步步向前推进，而相形之下，“超载”、“面孔”、“新谛”等同样乐队就显得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举步维艰疲于支应。

王晓京有一些个人积蓄，但不可能照顾所有他看中的乐队和歌手，他只能把钱用于一点，他强调他是“指南针”的经理人，但对“Again”乐队和陈琳，他只作为经纪人。

1993年春天，是王晓京涉足音乐经纪人领域4年多全面展示他功力的季节。他同时经营着摇滚乐和流行歌，既能搞好一支乐队，又能聚拢摇滚精英。他的队伍，既有火烈的激情，又披着如虹的盛装。突出体现他在经营摇滚乐方面造诣的《摇滚北京》，敢与《中国火》争光。他在歌手、乐队、曲目的选择上更能代表大陆摇滚乐水准，虽后发而气势更盛。

各路豪杰（高旗、“新谛”、“穴位”、“AGAIN”）

因为“呼吸”乐队希望凑齐了才接受采访，便一直等着。在久等期间，我琢磨着一盒名为《呼吸》的专辑录音带。这盒带子1990年初录制完，到92年下半年才悄然上市，共收录10首歌，其中有8首为高旗作曲作词。

这引发了我单独采访高旗的念头。高旗已离开“呼吸”组建了“超载”乐队，正好也可以了解“超载”的情况。

高旗住在和平里，距“眼镜蛇”队长虞进家不远。他正发着烧，午后3点我到达时，他还没吃午饭。一见面的印象是年轻、白净、漂亮。这使我想起“唐朝”、“黑豹”里都有一位可与女性媲美的小伙子，想起迈克·杰克逊。或许搞摇滚的真的需要有点儿阴阳结合？而在读高旗的歌词时，我感受的是男性的决然。

高旗25岁，《呼吸》专辑里的那些作品是在21岁以前写的，但如今看上去他也只是刚过20岁。问他为什么离开“呼吸”，他说这很正常，国外乐队都这样，“呼吸”与他的发展路子不同，早就想离开，但需要等时机。

我想这时机就是高旗觉得可以组建新乐队。这样的等时机在他生活中至少还有一次，1988年他从北京旅游学院休学，原因是校方觉得他头发太长，“而我却舍不得剪去，宁愿退学，这时老师劝我可以先办一年休学，等谋生有了把握再退学。”89年他办了退学手续，这把握不过是当初刚组建毫无资助的“呼吸” 。说起现在“超载”的困难，“生存都成问题，乐器缺，排练没地儿，一屁股债不知怎么还，乐队成立两年，一共演出过4次，有的演出没给钱，有的一人给几十块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但说离开“呼吸”后的创作则显得很有信心。“窦唯离开‘黑豹’后东西非常好，与原来是另一个层次。”说着拿出一个本子，里面抄有他的10来首歌词，我看到这样的句子——

穿越凝固的黎明
我的飞翔的身影在人群上空飘零
……
低下头是人间抬起头在天边
闭上眼是天堂睁开眼是荒凉
低下头是人间抬起头在天边
转过身是欺骗走向前是无言

我还看了“超载”的演出录像，走的是“重金属”路子，高旗在台上把观众掷来的纸飞机掷回去，操着话筒象要跟谁干仗。

生活中的高旗属“温良恭俭让”型，说话沉稳平和，对人礼貌有加。他是我这次规模采访中唯一没有事先约好就闯上门去的，一见面就被让进屋里安排坐下并奉上一杯茶。

在高旗家中，还遇上“面孔”乐队的两位成员——贝司欧洋和鼓手胡伟，使我颇感意外，因为外间传说该乐队已经解散。“面孔”成立于89年，是个老乐队，但成员一向年纪很轻，欧洋和胡伟都才20岁，中学毕业后就投身摇滚。现在他们每天下午都排练，《中国火》里收录他们创作的《给我一点爱》，词曲演唱都很“pop”，评价说“他们原来是霹雳舞少年”，“当时平均年龄只有18岁，在歌曲中呈现出北京新一代乐手的年轻生命力，让人感受无畏无惧。”他们曾跟“唐朝”学过琴，上高旗家来我看也是为了学习。高旗外语好，能直接掌握国外摇滚情况，还是北京音乐台介绍国外重金属摇滚的栏目《金属王国》的撰搞人。目前“面孔”乐队有自己创作的20来首歌曲，风格改向“重金属”，看他们的演出录像，主唱一上场就扒掉了Ｔ恤，光着膀子与涌到台前的观众一道狂欢。经济状况也不会好，因为演出少，但有乐器店老板盖魁君做经纪人，为他们提供乐器。

北京经济状况不好的摇滚乐队是绝大多数，他们聚聚散散生生灭灭但始终保持着几十支。歌手乐手们不仅因为艺术情趣和个性不同，也因为经济状况的不良而从这个队转到那个队。现在“新谛”乐队担任鼓手的赵牧阳先后在“状态”、“兄弟”、“呼吸”、“做梦”、“超载”等乐队干过。“新谛”的核心人物蒋温华（华子）有7年摇滚艺龄，曾参加过“五月天”、“1989”、“突突”、“震动”、“自我教育”，92年拉起了“新谛”。该乐队经纪人陆费汉强和华子都当过兵，《摇滚北京》里收录了他们的《不要匆忙》，陆费汉强介绍说“我们走的是‘pop’摇滚的路子。现在最困难的是资金，没有钱买音箱乐器，鼓是自己做的，音箱是跟人借的。没有参加过大型演出，每星期排练3次。”

“新谛”和另一支乐队“穴位”是崔健最喜欢的两支乐队，“只是他们都没有太多的机会露面”（崔健语）。“穴位”成立于92年11月，键盘李益曾与圆明园流浪画家合办过画展，主唱秦思源是中英混血，收藏国外摇滚乐唱片达100多张。我在团结湖公园里的“九月画廊” 看过他们为秦思源举办的“生日party”，圆明园艺术村的画家们去了不少，还有文学界的朋友。先是应酬，到晚上11点时，秦思源开始演唱，画家们一边喝酒一边扭动身体，一曲刚了，一位诗人冲上去，一手握着酒瓶一手抓着话筒激动地嚷嚷着他的诗歌。到12时，公园门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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