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她和哥哥相继被确诊为肌无力患者,哥哥远走他乡,母亲过早的去世,最后只剩下她和半身瘫痪的父亲。命运和朱常青开了一个玩笑,但她却用坚毅的性格支撑起了一个孱弱的身体。患病的十几年里,她建立了中国唯一的一家肌病网站,病友们亲切地称她为“朱总坛主”。

在新加坡国际机场的出口处,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三个坐着轮椅的人显得尤为突出。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很激动,眼里闪着泪花,但他们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热情地拥抱、牵手、问候。因为他们中的两兄妹是肌无力者,虽然只有40多岁,但他们不敢想象剩下的时日有多少,70多岁的老人是他们的父亲,现在是半身瘫痪。疾病限制了他们的行动,相隔13年的团聚来得是多么不容易啊!
“常青,辛苦你了”,事隔这么多年,哥哥对妹妹说的这句话里包含着深深的歉意,深深的无奈。朱常青记得,13年前的那个日子,在上海虹桥机场,她送哥哥上飞机时,他也曾说了相同的话,只是当时他们是面对面,站着拥抱着。

兄妹俩相继患上肌无力症

如果人生一定要经历痛苦,先苦后甜或许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但是朱常青的人生偏偏是先甜后苦。朱常青从小在一个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父亲是离休的军人、市级劳动模范,母亲是医院的主任医生,比她大三岁的哥哥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1985年,朱常青从华东师范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来又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硕士学位,还交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1990年,她又获得了公派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周围的同龄人无不羡慕地对她说:“常青,你的命实在太好了。”
虽然歌曲这样唱道:阳光总在风雨后,但是从自然规律来说,风雨也在阳光后。朱常青的人生风雨就是从27岁那年开始的,那一年哥哥被确诊为“肌无力”患者,这是他们家的第一次重大变故。其实早在朱常青去日本之前,哥哥就被发现行动怪异:上楼梯时人往后仰,举杯子时总要把肩膀也扛起来,跑两步就摔跤,走路像鸭子一样摇摆……他去很多医院做检查,都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朱常青到日本后也想方设法帮哥哥查病因,但也是没有结果,她一直以为哥哥的病只是腰酸腿疼的毛病,也许和他自身的劳累有关。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打电话给她,说哥哥被确诊患上的是神经肌肉疾病。朱常青来到图书馆,查找这个病的资料:神经肌肉疾病的症状是肌肉不停地病变萎缩,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浑身上下会变得没有力气,直至最后瘫痪死亡,这种病多为遗传所致。看到这里,朱常青的心“咯噔”一下,“遗传”两字让她想到了自己。但此时此刻,容不得她考虑太多,在上海的哥哥更需要她。
到家后的第二天,哥哥把常青叫到自己的房间,他神情落寞,表情沮丧,因为服药而变得浮肿的脸庞早已没有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房间里还堆着新买的组合式家具,这原本是给他半年后结婚准备的,但是现在,因为疾病的关系,他无意再留恋这些。“常青,我这次看病去了很多医院,说实话他们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让我绝望,我没有信心在这里生活下去,所以决定去新加坡。”常青知道,哥哥是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而且在这以前,他已经取得了一所新加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边学习边治病或许是他唯一的出路。
就这样,朱常青在回上海后的第二个星期,哥哥就去了新加坡。那个短短的一星期交接,成了他们一家四口最后的天伦时光。
哥哥走后一年,朱常青渐渐也发现自己身上的不对劲。走路的时候身体后仰,跑步的时候容易摔倒,做事的时候动作迟缓……她想起哥哥在确诊之前的情况,心里不无担心。每次检查,医生们都宽慰她说:“这种病遗传给男性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女孩子身上多为隐性基因,不会发病,就是最好不要生育。”这是医生的结论,虽然这不是最坏的结果,但还是让朱常青丢失了自己的爱情。男朋友的父母接受不了没有孙儿的现实,坚决反对儿子的婚事。知道事实以后,朱常青大哭了一场,而后暗暗下决心:我现在是一个大学老师,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能力养活自己,照顾好父母,就 ……

相关资料:

一个“渐冻人”的竞走人生

采访/本刊记者  李纯

  提起张云成,你也许还记忆犹新,这位畅销书《假如我能行走三天》的作者,曾被医生诊断为“只能活到28岁”,影响他一生的疾病,就叫作 “神经肌肉疾病”(MDA)。外界对神经肌肉疾病患者有一个形象的称呼:“渐冻人”,逐渐地失去行动能力,从手、脚蔓延到全身,最后,全身瘫痪,气管切开。

  当张云成在自己的炕头上与命运抗争的时候,遥远的上海滩,一个叫朱常青的大学老师走上了另一条抗争道路。她成立了中国惟一的神经肌肉患者交流心声的论坛,病友们亲切地称呼她为 “朱总坛主”。她支撑起孱弱的身体与病魔竞走,为的是让更多的“云成”从身体上到精神上都豪迈地行走起来。

  十多年前,朱常青父亲是市级劳模,哥哥是复旦的高材生,她自己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任教,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但疾病相继袭击了这两个年轻人,如蝗虫过境,“洗劫”了梦想的田园……

第一次跌倒,仿佛世界末日到了

  “11月25日那天,那是我第一次摔倒站不起来,真的。倒下的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末日到了……”MDA论坛里,年轻的网友“梦的呼唤”这样写道。

  和很多病友一样,朱常青也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摔倒时的情景,无论怎么挣扎,四肢的力量就是无影无踪。

  春寒料峭,不少行人回头打量独自在地面上挣扎的朱常青,但没有一只手伸出来。也许他们在想,哪里来的姑娘这么奇怪?她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或者,他们什么都没想,就和天空中的雨一样漠然。

  上下公共汽车,渐渐成为朱常青最害怕的事情, 1994年9月,母亲因病去世,哥哥去了新加坡,那里的气候和医疗条件更有利于他的病情,朱常青和残疾的父亲搬到浦东相依为命。1996年开始,她的病情开始加重,可她不肯放弃学校的工作,那时候上海的隧道刚刚修好,单程收15块,双程收30块,光靠工资收入连来回隧道费也交不起,遑论里程费(2001年在上海市委的关怀下,由东方明珠出租公司帮助解决了朱常青出行的问题)。无奈之下,父亲便拄着拐杖拖着残疾之身用小凳送常青上公共汽车。

  1989年,朱常青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被聘为二工大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其间她取得一系列佳绩:上海市决策研究咨询研究成功奖、科技成果二等奖,其负责攻克的“棒材计数的图像方法研究”被专家审定为国内领先水平……

  2001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朱常青报考了博士生,但因身体原因没有被录取。她从另一个角度开始了思考:继续单枪匹马地奋斗有没有意义?与其为了一个学术头衔去奋斗,不如关注另一块被人遗忘的角落。

  在十多年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她搜集了大量的与神经肌肉疾病有关的资料,从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自己在世界上并不孤独,不仅不是孤独的,而且有那么多的“天涯沦落人”,仅以神经肌肉系统疾病中的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为例,其在整个人群的发病率为1/3000到1/4000,写了《时间简史》的史蒂芬·霍金,就是患上了 “肌萎缩侧索性硬化症”。

  1/3000到1/4000,朱常青第一次看到这组数字时,也感到震惊,继而战栗。大声呐喊的冲动,在她四肢内快速游走,直至喷薄而出。

  “哥哥走了,我的责任无可逃避,这也不仅仅是我们兄妹俩的事情。从各方面而言,我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我的医学知识、活动范围、人际关系等等,关键是怎样能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惟一要等待的就是医学上的突破。”

作为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人,朱常青努力把步子迈得泰然稳健

  “中国神经肌肉疾病患者们,究竟面临哪些困境?”

  朱常青逐条道来:“一、公众、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甚至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此病知之甚少,许多病人被误诊为缺钙、肝炎、心肌炎、多发性肝炎等,耽误了患者自我保健的时间;二、患者及其家属存在认识误区,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病急乱投医;三、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四、年轻的患者受教育程度低,成年患者受高等教育机会少;五、成年患者就业十分困难……其中,第一、第二两个问题是当务之急。”

  从发病伊始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为了治病,为了推动中国神经肌肉疾病治疗、研究及相关事业的发展,朱常青孤身一人进行过几十次迢迢万里的旅行,走遍上海、北京、大连、香港、东京、大阪、京都、温哥华、悉尼……

  因为是自费出行,资金紧缺,她只能一个人上路,在车厢里跌跌撞撞,在陌生的城市里慢慢摸索,路上有个小坑啊小石头啊都能把她绊倒。在火车上,她尽量不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尽量不张口求人,因为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猜忌和不耐烦的眼神。

  如果仅仅把朱常青看成一个神经肌肉疾病患者,她走得有些远了,她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中国的很多病友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出过家门,只能透过自家的小窗户无语问苍天;但作为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人,朱常青努力把步子迈得泰然稳健。

  朱常青一一拜访专家,希望唤起专家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不断碰壁的过程,第一个壁垒就是“首席专家制”。首席专家们只对他们研究的领域感兴趣,他们认为MDA这个病不是那么普遍,犯不着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  

  “碰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碰撞”,朱常青不遗余力地“推销”与“恳求”,把她所了解的中国MDA患者的真实现状一一呈现:

  “一个1981年出生的女孩,由于患上了‘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 1.6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60斤,女孩悲哀地评价自己,‘如果我“爬行”在大街上,准保能有百分百的回头率,并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而是我独特的“气质”……”

  “还有一个女孩儿,大学毕业成绩优良,却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她面部肌肉神经已经萎缩了,用人单位看见她都吓了一跳……”

  “一对非常健康的夫妇,生下了一个小燕子一般可爱的女孩儿,孩子才1岁多,但双腿却越来越绵软无力。父母发誓: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治疗,就是用生命来作交换也心甘情愿!”

  谁来救救孩子?在某些贫穷的家庭,那些罹患疾病的孩子成了“垃圾股”,扔又舍不得,不扔又实在背不起。像张云成那样引起社会关注的病孩子少之又少!

  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或其他机构都有一系列相应措施协助神经肌肉疾病患者,从能走到不能走,从能呼吸到不能呼吸,尽量使其“庄严”地走过此生。由于我国经济条件,及社会对这一疾病认知程度的限制,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爱有点儿像太阳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

  在朱常青及众多病友的努力下, 2002年4月,中国神经肌肉疾病专家学者与病友家属的恳谈会,www.mdachina.org网站创建。网站自4月发布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3万,论坛帖子也超过1万。为了获得权威及时的信息,朱常青自费出国参加论坛,在一次持续七天的国际会议上,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不停地听报告,看论文,与专家交谈,每天累得要趴下;网站所有的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都靠朱常青自己微薄的积蓄。网站在艰难中起步,除了一些专家病友帮助翻译资料,真正全职的工作人员只有她一个,一天仅五小时的睡眠,仍觉得时间不够用……

  2003年11月,“有煽动力”的朱常青老师进行了动员讲座,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团委为患有神经肌肉疾病的孩子提供“送教上门”服务的志愿者团队成立。很多患者由朱常青本人联系,不少家长起初心存疑虑,到后来,全是向朱老师请教:“为什么我的孩子有心里话不向我说,都肯跟你亲近?”

  没什么,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朱老师想,面容平静,心中几分苦涩,几分甘甜。

  记得以前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 ·凯勒问老师安妮:“爱是什么?爱是花吗?爱是太阳吗?”安妮回答:“爱有点儿像太阳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雨水。”

  于是,海伦明白了,她感觉到,“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间。”

爱穿行其间

  朱常青依然在为早日成立中国神经肌肉疾病协会,改善患者的生存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而四处奔走。

  依然孑然一身,与瘫痪的老父相依为命。

  十多年前,朱常青的最爱是趁黄昏时分来到外滩高架桥头眺望,看两岸华灯逐一绽放,如夏花之绚烂,如一个少女意气风发的心情。现在,想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轻松爬上桥头已成为不可能。

  但她依然爱看水,即使无法近距离聆听黄浦江“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但豪迈的节奏时常在心间拍打,就像人生,经过那么多弯弯绕绕,再给你呈现拔地而起的开阔景象,才显出它的雄奇壮观。

三年前画儿写的一篇文章:

和朱老师的一次相遇

  去秋,在黄浦江畔,伴着细雨飘洒的夜晚和一点好奇心,参加了一个由关于肌病患者携手的中日联谊会。那晚,浦江游轮匀柔地拍着江花,一岸明珠般华彩鎏光的外滩,热情的东道主说笑间拉开了联谊会的欢谐气氛。我坐在中间对窗处沉默含笑着,小兽物般胆怯的眼神打量着一位位相似而又不认识的病友们,与我共桌的三位,就是朱老师父女和她的一位十几年相契的同窗好友。
  朱老师生得端庄秀丽,大气含蓄,知识女性的典范。她从容坚定的神情和轻快地嗓音,敏捷清晰的风度至今仍在我脑中和心上深深留痕。她父亲也是一位和善的老知识分子形象,虽然行动不便,但仍旧穿着得体大方,容貌与言谈中一丁点没有流露出艰辛生活挣扎下的抱怨和不满,反而周身洋溢着乐观奋勇的情调。他们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我坦诚相告,从幼年发病,童年经历到求医历程和今天的工作、生活情况。接着,朱老师的好友深情地谈起了她的同窗学友。……从那时起,我认识了朱老师:一个命运与我相似却勇于抓紧命运无常的缝隙中,那青青生机萌芽的坚强女子!
  当时我就很惭愧,对比朱老师,我真的太柔弱,还带着不晓事的孩子娇气。而朱老师面临的困境不知要多我几十倍,但她都能克服过去。大学时身体渐坏,她没有吭一声,而是尽寻办法巧妙地周转,渡过难关,顺利毕业工作。去国外留学,人地生疏她硬是几年挺下来,学得知识,以充盈饱满的状态回国。现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为肌病事业奔走呼喊的劳累都没有压倒她的身体,压挎她的精神,反而以另一类遨姿折翅而飞!她与父亲相依,尽一个女儿力所以及最大的孝行和孝心来照顾年迈中风的朱老先生。真想为这对父女写首诗呵!但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描容当时我看到他们,他们那常年心灵默契的互励互志给一旁任何人带来的感染力,震憾力。我觉着有一种灵魂深处的真善和朴素的坚强如花般绽放开来!与他们面对面时,纵深秋到来一阵寒意,也如春风吹面。
  陪我前来的妈妈和朱老师一家谈了许久,直到联谊会曲终时才依依道别。她推着父亲的轮椅慢慢离远了我的视线,淡淡消失在深蓝的夜色中。我目送,久久无语。掌心里捏着一张名片。到家后迅速打开电脑,我注册了 MDAChina论坛的第一个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