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中国罢工近期浪潮：如何从感性维权走向理性互动？

龙年来到之前的中国，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新闻即使在被百般“和谐”的操作下也耀眼地进入人们的视野：2011年11月初康师傅与百事的“联姻”事件引发百事员工罢工，11月苹果惠普供应商上海千人抗议工厂迁移罢工，12月南京LG Display公司（韩国）9千工人抗议年终奖金发放不公的罢工，12月深圳日立海量存储公司员工抗议公司被出售可能造成的员工利益受损罢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见诸网上新闻的罢工公司有一些共同点：都是世界知名的外资公司；罢工工厂都规模较大；罢工诉求都是经济性的；罢工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原有的工会在罢工期间完全失去作用；罢工过程都伴随 一定的流言；罢工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民族主义口号；政府始终高度关注和参与，最后关头政府有关部门直接介入调解而达成和解条款，等等。由于不能获取关于罢工比较全面的信息，本文将基于公开渠道所能看到的深圳日立海量存储公司的罢工案例进行分析，从而为各方面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深圳日立海量公司的一线员工约2500人于2011年12月4日开始罢工，主要诉求是希望公司在被出售之前买断员工工龄，关于海量公司和这次罢工的始末，请见本文末尾的简介附件。在这一波罢工完结之后，公司管理层、罢工的工人、相关的维权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从而促使中国的维权运动走向多赢的良性循环？

公司管理者：需集管理技能和政治智慧

深圳日立海量存储公司管理层和工人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日立存储系统公司在深圳的三家工厂，只有海量存储的工人罢工（2007年该厂员工也曾经罢工），而其他两家工厂没有参与的主要原因。该厂原总经理为日本人，一个日籍总经理的管理风格可能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平时和工人很少沟通和互动，只是作为一个上级生产指标的执行者，让工厂的产出最大化。而这种管理风格，对于权力意识逐渐增强的中国工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希望成为企业大家庭的一一份子，而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工具。同时，缺少有效的交流让劳资双方在平时就会积累很多不信任，也给流言产生提供了的条件。

来自美国的华裔新任总经理，受命于危机时刻，在谈判过程中展现了“美式”政治家作风，先后三次与工人选出的代表谈判取得这些代表的信任和妥协空间，然而这些代表被其他工人视为“叛徒”，他只好改变策略，夜以继日连续与工人直接公开对话，逐渐取得更多工人的理解。如何与日立存储系统的美国总部的交流，以获得公司最大的让步和支持，也是这次罢工能够最后解决的核心，同时与中国政府有关方面保持有效的交流，以取得政府的全面支持也至关重要。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非常了解这个过程中各方面的利益关键点，选择性地交流相关要点，推动事情向良性互动、各方逐渐接近的方向发展。

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成功管理者，在这个关键时刻介入这起纠纷，在“打倒汉奸”的口号声中，这位新任总经理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无论是出于血浓于水的华裔背景还是基于美国人权意识的多年浸淫，他应该都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为工人们争取权益，也期望工厂能够长期地在中国经营。但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PC产业不景气的现实，也让一个职业经理人员肩负着让公司良好运营的责任。如何理性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不断地创造多赢的局面，将一直考验这位新任总经理。

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选择所在国的管理人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商务管理选择，也是一个政治选择。管理人员必须了解和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和人民，能够用恰当的方式与员工融为一体，既代表公司执行有效的运营，又尽量保护工人权益，从而谋求公司长期稳定的运行。

中国工人：告别悲情，维护尊严

中国工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中国和世界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值得尊重的一群人。他们的工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了一个有竞争力基础，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也使世界人民能够使用低廉的产品。然而这种低价状况是不会也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最近两年中国劳工成本的迅速上升就反映了这个状况的修正。

从不完全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工人们比较多地选择大型的外资企业作为维权的突破口，这种选择对于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政府一般会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中立，而外资企业也有比较多的让步空间。我们从最近的几个罢工案例中，特别是深圳日立海量存储公司的罢工过程中，可以看见，由于缺少有效的组织，年轻而少经验的工人们在罢工诉求的选择，如何凝聚罢工人气，如何进行工人内部的协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一， 在工会或其他工人组织缺席的情况下，需要建立一个内部协调的机制，对谈判代表的产生，代表们的谈判空间授权，整体诉求以及最后方案的接受，都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让谈判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然后结束罢工。由于工人内部对诉求往往也不一致，因此最激进的少部分人会控制这个过程，可能失去对大部分人都有利的方案和时机。

第二， 要杜绝用不实的、悲情的流言来动员大家的参与和取得社会的同情。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流言的有效时间是很短的，等事实澄清之后，散步不实流言的一方会失去相关人士和社会的支持。长期以往，工人的维权运动也会因“流言炒作”而失去信誉。事实上，国际工人争取权益是不需要任何“悲情”色彩的，是正常社会经济分配的手段。中国工人需要告别悲情，拒绝采用任何损害自己信誉的手段去炒作，应该阳光地、智慧地、理性地争取自己的权益。

第三， 在选择诉求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核心小组理性地讨论各种方案，这些方案的合法性和合情合理性，对工人内部各种人群的利益分布，以及这些方案对资方的冲击。选择的方案尽可能地在最大化群体利益的同时，减少资方的损失，争取多赢。事实上，劳资双方更多的是同舟共济的伙伴，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

第四， 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和各族人民将会日益紧密的合作。用“种族”排异作为号召进行罢工，以争取经济权益，无益于中国工人在中国整体地位的提高，毕竟雇佣中国工人的外资企业是很小一部分，而这部分人应该是相对工资较高的一部分。如果将“种族排异”从一个争取权益的手段演化为真实的排外情绪，那么会增加外企在中国的运营风险和成本，最后逐渐从中国撤离，这样对中国经济会造成较大的损害，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是不利的。

第五， 由于罢工过程的复杂性，对资方的可能举动需要一些专业的判断，工人内部各种员工的利益也不尽一致，选择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维权人士担任顾问是有帮助的。

政府：淡化直接参与，逐步建立健全的社会协调机制

毫无疑问，政府在工人罢工过程中各方斡旋对罢工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相关官员似乎对类似的罢工处理已经轻车熟路，也比较了解工厂管理人员、工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团体的意图，从而选择比较中性的方式介入让罢工能够比较理性地收场。然而政府作为调解中国工人和外籍公司的中介似乎可以得心应手，但罢工的浪潮终究会向中国私企和国企冲去，那时政府的角色就难能中立了。因此，政府逐步淡化直接参与，建立健全的社会协调机制很有必要。基于中国目前的现状，从政府层面可以考虑的改进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尽快制定罢工法，让罢工合法化、规范化。让工人们能够没有恐惧地、在法律的保护和制约下为自己争取权益。

第二， 让工厂的工会真正的独立起来，由工人投票产生，代表工人的利益。既不是公司管理层的传声筒，也不是政府的牵线木偶。这样的工会，平时可以代表工人与管理层沟通，将小事化了，当有大事发生而罢工变得不可避免时，能够代表工人进行有效的谈判，而不至于使罢工处于无序状况，最后由最激进的员工所操控。

第三， 政府往往把一些热衷于维权的社会力量当成敌对势力，称他们为“背后的黑手”，事实上，维权人士的存在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平衡是一种有效的补充。这些人一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由于参与过较多罢工，他们在技巧上会积累相当多的经验，而这些技巧对引导工人在诉求选择、内部协调和平衡等方面可能会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如果能让他们在阳光下操作，可以平和地与管理层、政府以及其他方面沟通，会使得罢工向多方共赢的方向，而不至于让罢工向极端的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第四， 逐渐将政府在罢工事件中角色从直接谈判条款的调解人，转为对程序的控制、对机制的建立和对各方安全的维护。当然，当影响公共生活的重大罢工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的直接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民权运动正在兴起，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让社会有效释放一些积累的摩擦能量、增加其动态调整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社会需要抱着正面的心态理性地看罢工问题，帮助各方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成长，逐渐建立和健全相关规则、社会元素和结构以及各方良性互动的信任和机制。民主成熟之日，是社会的各种团体、各方势力能够理性地妥协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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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深圳日立海量存储公司罢工始末简介

深圳日立海量存储公司简介：该工厂是日立公司存储系统在深圳的三家工厂之一，生产磁头，罢工前员工约4500人。该工厂曾经属于IBM公司的存储部门，于2003年卖给日立公司（Hitachi）。2011年3月日立公司（Hitachi）将其存储系统部门买给了西部数据公司（Western Digital），其中包括旗下的深圳海量存储公司以及深圳其他两家公司，该收购合同于2011年3月签署，预计2012年3月底完成。罢工前，该工厂的总经理是一位日本人。日立存储系统在深圳的另外两家公司的员工没有参与罢工。

罢工持续时间：2011年12月4日晚上开始，12月24日结束

起因：深圳海量工厂的员工担心工厂被收购之后，员工被要求重新签订合同，从而工龄归零。一线员工约2500人是罢工的主要参与者。深圳海量公司的资方和劳方的关系一直不好，工人曾于2007年抗议公司改动倒班制度而罢工。

主要诉求：要求日立公司在收购完成前买断现有工人的工龄，增加工资。

民族主义口号：“反对日本人欺压中国人”；“打到汉奸”。

工人领导：由于工人的不信任，工会在罢工过程中无能为力。为了和资方谈判，工人临时选举代表。然而这些代表和资方谈判的结果，都没有被工人中最激进的人员所接受，然后选出新的代表。在三次选出的代表均被视为被“资方收买”的“叛徒”之后，资方直接和工人对话，而最激进的罢工工人不让工人进入对话会场。

罢工过程中出现的主要流言：工厂被收购之后，工人的工龄将被归零；一位双胞胎孕妇被警察殴打流产；2003年IBM出售该工厂时曾经给工人一笔钱，而公司从来没有发放；三次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在和资方谈判之后，都被一些员工指控“被资方收买”。

结果：日立公司明确答复持续在工厂工作的员工工龄不会归零（这样不符合中国法律，新老公司都不会违法中国法律）；一线员工工资于2012年1月1日后从1320/月涨至1800/月；对于12月愿意走的员工，仍然提供当年的全额工资加一个月的奖金，另外提供每年0.3个月的补偿；对于留下来至2012年3月底（收购完成前）的工人，会额外提供每年0.6个月的补偿，同时工龄不会归零。最后约9百员工选择离职。公司的日籍总经理被撤换，新任总经理是美国派来的美籍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