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献】《蒋党内幕》 [民国] 翊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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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宋财阀
　　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两个“财神”，蒋介石通过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卖国肥己，以维持独裁专制的统治与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而宋孔两人及其手下的一批喽，更加倍加几倍的搜刮，以饱私囊，这样才成为“财神”。宋孔两家的所以能掌握蒋政权的财权，先后达二十年之久，大家都知道是裙带关系。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孔祥熙是他的襟兄。在叙述他们怎样操纵财政金融与国民经济之前，先略述其历史。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生长在上海，以此因缘，他的大姊霭龄，二姊庆龄，妹美龄和他自己，都到美国去读过书。宋子文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回国后，曾在清季大卖国贼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升颐等合设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蚀了本才跑到广东去投奔其姊丈孙中山。民国十三四年间做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兼财政部长。因为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旧常州府），所以宋子文最初所引用的独多常州人，民国十七年时，南京的财政部号称“常州同乡会”，从次长到科长科员，常州人几乎占一半以上。据说宋子文在上海的时候，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爱他身体魁悟，外国话讲得流利，曾想嫁给他，后来因门户不当（盛富贵而宋贫贱），没有成功。招商局（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的大股东是李鸿章和盛宣怀，李、盛的子孙互相争权，时起纠纷，李国杰（李鸿章之孙，清末袭封侯爵，民国二十八年春因通敌被暗杀于上海）的下台与被囚，与宋支持盛氏反攻有关（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打击那时的交通部长陈铭枢）。宋子文平常不大讲中国话，更不大会写中国字，阅读公文也很吃力，一切都习惯于英语英文，凡是他的部下，用中文写的报告或签呈就不知要搁多少时日才批下，如用英文写，则很快就可批下，而且采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宋子文的财政部虽是中国的行政机关，部内的公文很多是英文的或者是有英文副本的；而民国十八年以后宋子文所引用的人，就侧重于留美学生，特别得到宋子文青睐的则为哈佛大学出身的留美学生（和他同学或先后同学）。这也是宋子文所以被美国资本家重视的原因之一，他是“英语集团”中的人物。
　　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原来是山西的土财主，也到美国去镀过金，回国后在北京农商部做事。孔祥熙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庸才，其昏庸糊涂，常出于一般想像之外，前面已举了一些事实，如保荐孙连仲为“特级上将”之类，不再多说。他的所以能掌握财权，对国家主权与国民经济的危害，还超过宋子文多倍，累积的财富也最多（孔家的财产超过蒋宋陈三家），这与他有一个贪狠恶辣的老婆宋霭龄有关。宋霭龄不仅百分之百的指挥孔祥熙，而且还能相当程度的操纵蒋介石。当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时候，他的部下（财部司长级或银行部经理级的）向他请示，需要马上解决的，孔会说：“你等一等，让我问了太太怎样办。”说罢，马上打电话给宋霭龄请示，旁边有客人或新闻记者，他也毫不顾忌。宋霭龄的奶妈有一个儿子，奶妈要求他“栽培”，宋霭龄关照孔祥熙安插在中央银行，孔就派他当专员。这位奶妈的儿子既不识字，又不会算帐，目的只想当一个司务（大银行的出店司务，收入比一般小职员为高），一旦做了“专员”，自己也怪不舒服，连人家讲的话也听不懂，当然没有事情可做了，要求另派小一些的事，中央银行业务局经理席德懋也主张另派一个名义，但孔祥熙却说“是太太关照的，怎么好派小事情呢？”结果还是当专员，不过不要他到银行办事，每月把薪水寄到他家里去。
　　说起宋霭龄，的确本领很大，有人把宋氏三姊妹比为龙虎狗：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道德高尚，思想进步，政治上的操守极纯洁高贵，为全世界民主进步人士所景仰，是“龙”；宋美龄帮着蒋介石卖国媚外，祸国殃民，但有时对蓝衣社和CC也偶表不满，则是“虎”；而宋霭龄则一贯的无恶不作，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坏事都做，是一只“狗”。以才能讲，则大宋最能干，可是她的能干专用在做恶事方面的。当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有一相当长的时期留在日本，宋霭龄当孙中山的秘书，那时她就秘密与袁世凯勾结，把孙中山等行动报告北洋军阀。这件事被同盟会的一些老同志发觉了，但孙中山不相信，最后有人把真实凭据找到，孙中山才不用她当秘书，她的位置不久即由宋庆龄担任。宋霭龄以为孙中山是会和她结婚的，平时即以“总统夫人”自命。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龄正式结婚了，她才死了这条心，嫁给孔祥熙。为什么宋霭龄会嫁给孔祥熙？一个条件是孔祥熙这个人无用，她可以完全支配他，而最主要的则是孔祥熙有钱。那时国民党要人一般都贫穷，虽然辛亥革命后有许多人做大官，那时一般“革命党人”还知道爱惜名誉，刮地皮不多，逃亡到日本后，很多人没有比较漂亮的礼服，常是一套好衣服轮流穿着出去拜客赴宴会等，而其余的人则在家里“孵豆芽”（上海俗话，指没有衣服不能出门者）。孔祥熙家里有十几万财产，就是富翁了（孔祥熙现在的财产如折成抗战以前的货币价格，相当等于五十万万到一百万万，比他原有的财产增加了十万倍）。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当苏联送的玻璃棺材没有运到时，就是孔祥熙垫出五万元买的铜棺材收殓的。那时孔祥熙能拿出五万元来，在国民党中是一件引人注意的大事（虽然孙科在广州市长任内已刮了一百多万，但孙科是著名吝啬，一毛不拔的）。
　　民国十六年武汉政府时代，孔祥熙曾做过实业部长（时间很短，实业部是四月中与农民、劳工、司法三部同时设立的，武汉政府到七月就垮台），民国十七年以后，任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后改实业部，民国二十一年蒋汪合作，实业部长让给陈公博，孔出国考察，回国后称颂法西斯，到民国二十二、三年间，宋子文把所兼的中央银行总裁让给孔祥熙，不久因蒋宋不协，宋辞职，孔祥熙代宋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曾一度任行政院院长，直到一九四四年才下台，做财政部长历时十年，可见蒋对孔信任之专。
　　在宋孔两人之间，蒋介石特别信赖孔祥熙，其原因有二：一、宋子文比较有能力，一部份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对他有信仰，英美帝国主义也看重他，这是蒋介石所嫉忌的；孔祥熙则什么人也不信仰他，重视他，大家都认识他是一个“妄人”，所以蒋介石对他完全不要担什么心。二、宋子文有些资本主义的作风，要讲究手续，蒋介石向财政部取钱，他要问作什么用的，蒋介石因此很不高兴；孔祥熙则完全不管这一套，你要用就取，决不问作什么用，只要自己荷包里装满了就好。孔祥熙做了十年财政部长，就是一本糊涂帐，有许多机关领过多少钱，财政部是不知道的，孔经手取去的钱，究竟给了谁，财政部根本无人知道，也无帐可查。这种情形，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面蒋介石却认为这样的财政部长最好！
　　◎宋子文的理财术
　　宋子文是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支出），主要依靠宋子文筹划。北洋军阀时代，能够借到两百万元借款的就能做财政总长，袁世凯把盐税及关税一部份（除支付庚子赔款本息之外的多余部份）抵押给五国银行团借到的善后大借款，不过二千五百万元。而民国十六年到抗战的十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库券大小三十二种，最少的五百万，最多的一万万元、五千万元，合计达十万万元以上，借的外债则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五千万美元，合华币一万五千万元左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开支比北洋军阀统治要增多数十倍，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掠夺侵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支出还要多几倍。上面所提到的盛宣怀，是清末最会搜刮的也是最富的官僚，满清灭亡的时候，他的财产仅值六千万两，以那时的物价与汇率计算，合今天的美金一万二千万元，比起蒋宋孔陈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末，宋子文怎样搞到这许多钱的呢？当然主要是加税和借债两项（孔祥熙长财政的时期，除照宋子文时代的老办法之外，又多了一项通货膨胀）。问题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仅借债不容易，加税也是阻力重重的，不要说北洋军阀时代的一些“财政家”常有“司农仰屋”之叹，就是“九·一八”后孙科做行政院长，虽起用花旗银行买办黄汉梁为财政部长，也终因财政无法应付而下台，让位给汪精卫，仍由宋子文掌握财政。宋子文有什么本领呢？他的办法就是使有势力反对的人反能因此获利，于是阻力就变成助力，虽然多数人民因增加负担而不满，但他们没有力量，不能起阻挠作用，而能够反对的有势力者，则不仅不反对，还转而赞助他，当然就能够推行顺利了。
　　例如卷烟统税，就最容易说明这个道理。卷烟抽税，起源于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领袖）为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新税。那时江问渔（恒源）做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做财政厅长，陈陶遗做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教职员时常吵闹。省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学阀”，其势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它建议开征新税，一则在“教育”的大帽子之下，商人不敢反对，二则实际上减少了省财政的支出，三则省去许多麻烦，再有许多人事关系，所以得到了省当局的批准而举办。那时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省教育经费的一部份，后来举办的结果，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回自办，成为主要的收入之一。裁厘卡后，改为产销税，出厂即缴税，以后行销全国，不再抽税，所以叫做“统税”，为国家财政的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而关税和盐税的收入虽多，但都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余不多，而统税则为新税，没有抵押掉，所以财政部主要靠这个税收抵充政费军费。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就是英美烟公司（为英国资本家在华投资中最大的企业），其产额超过全部华商烟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却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它的纸烟经过厘卡时本来不纳厘金的，裁厘与否，和它没有关系，它不能也不应该增加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他不缴税，拿他没有办法。宋子文上台后，去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同意缴税了，而且把过去欠缴的也补缴了一部份。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了，在外交上也“成功”了（宋子文后来担任国民党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指导者，是外交部长的上司），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都很“佩服梯维的才能”（宋子文的英文译名为T．V．song，故洋人和洋化的中国人都叫他做“梯维宋”，而特别表示接近或亲密者则更只称名而略去姓）。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说起来很简单：他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是每五万支烟（一大箱）抽若干钱税的，纸烟的等级相差很多，价格上下，相差到二十倍以上，所以过去分为五级，税额多少不同，但同一级内最高与最低的已负担不公平，如三百元一箱的烟与四百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四十四元二角五分（假定一般的税率为百分之一二·五），前者的负担为百分之一四·七五，后者则仅为百分之一一·○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三强。宋子文又把它改分为两级，于是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虽相差到二三倍，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红锡包（即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金字塔的价格仅及红锡包的三分之一，所缴的统税数额却也一样。这样的税则，大大帮助了英美烟公司在商品市场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更便利于英美烟公司扩大市场，以至独占某些地区的（如华北）市场，当然他就不反对而会拥护了。拿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小厂比较，则小厂出低级纸烟的负担更重，而小厂则无力反对。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也愈有利，商人本应反对加税的，在那样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而且首先照办。“你看，外国商人都服从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反漠视国家的困难，只图私人的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这个帽子多大，你还能不乖乖地照办，以“共济时艰”吗？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二十三支以下为粗纱，是一种税额，以上为细纱，另一种税额。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以三十二支为限，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四十支到六十支的，价格相差近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英商的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二十支以下（市场上亦叫做“细纱”，税则上的细纱，市场上叫做“线”），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十支、八支的（织毯子用），其价格相差则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相等。这种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愈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基本原因。
　　再说到借债，这也是一件难事，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与官吏，甚至给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致厚利，但却不愿借钱给官厅，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迁，人事一有调动，就没有人负责，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或整理。所以北洋政府时代能够借到一二百万的财政总长，已是了不起的大本领。为什么宋子文能发几万万元的内国公债呢？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一面定期还本，按期付息，一面又借新债；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策略，我在此插入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是相同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法药房、中西大药房、九福制药厂（出“百龄机”的）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上海人都知道这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约在二十年前）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而其他企业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事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才能”一样。黄楚九没有钱，他的资本最初是怎样得来的？后来又是怎样累积起来的呢？他开始选择了一个债主（据说是一个富孀），向她借二十元，约定三日后归还，这个钱黄楚九并不用它，放在家里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第二次再去借五十元，约定五日，到第四天就去还掉了；这样建立了信用起来，借的数目从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增加上去，一直借到二万元，黄楚九就用它盘下了中法大药房，制造艾罗补脑汁，债主因数目太大了，逼也没有办法，逼倒了他，本钱也不能全收回，更不要说利息，只好长期放给他生利。这是黄楚九起家的第一批资本。他从此陆续扩大他的事业范围，一面在各事业机关中用厚利吸收存款（除利息较银行大半倍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品，如香水、肥皂、补药之类）、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一面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除利息比别家大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存付（那时法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的银行，大大便利了赌客）。因为利息大，手续简便，很多女佣也向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了这些办法吸收资金以扩展企业，而自己则过着享受颇为奢华的生活（黄死后虽破产，但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托匪而兼敌特的黄特——抗战末期在泰县出版《大道月刊》，后来又投入周佛海部下的——就是黄楚九的孙子）。
　　宋子文、孔祥熙的发公债办法，就是和黄楚九的取得资本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叫做“内国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的金融业领袖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而他的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则大部份任用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是如此，如钱新之、徐新六、李馥荪、陈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都拉在官家的金融机关中兼上一个差使，他们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了一层保障。这是一方面。另一更重要的因素，则为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发的公债，年息多的是八厘，少的是七厘，比市场的利率为低。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合算，年息八厘的也只合到年息八厘四，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这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则利息大得很。国民党发行的公债，几乎都是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上市（证券交易所），再照市价结帐，所以银钱业所缴的款子和财政部所实收的，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因此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还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八厘，十年还清，市价是六折（以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一百万元，则其逐年的利润有如厂表：
　　年度
　　本金
　　持有公债票面
　　收入债息
　　收入还本
　　实际核算
　　收回成本
　　实际利息
　　实际年利率
　　第一年　六○○·○○○　一·○○○·○○○　八○·○○○　一○○·○○○　六○·○○○　一二○·○○○　二○％
　　第二年　五四○·○○○　九○○·○○○　七二·○○○　一○○·○○○　六○·○○○　一一二·○○○　二○·七％强
　　第三年　四八○·○○○　八○○·○○○　六四·○○○　一○○·○○○　六○·○○○　一○四·○○○　二一·六七％
　　第四年　四二○·○○○　七○○·○○○　五六·○○○　一○○·○○○　六○·○○○　九六·○○○　二二·八五％
　　第五年　三六○·○○○　六○○·○○○　四八·○○○　一○○·○○○　六○·○○○　八八·○○○　二四·四四％
　　第六年　三○○·○○○　五○○·○○○　四○·○○○　一○○·○○○　六○·○○○　八○·○○○　二六·六六％
　　第七年　二四○·○○○　四○○·○○○　三二·○○○　一○○·○○○　六○·○○○　七二·○○○　三○％
　　第八年　一八○·○○○　三○○·○○○　二四·○○○　一○○·○○○　六○·○○○　六四·○○○　三五·五五％
　　第九年　一二○·○○○　二○○·○○○　一六·○○○　一○○·○○○　六○·○○○　五六·○○○　四六·六六％
　　第十年　六○·○○○　一○○·○○○　八·○○○　一○○·○○○　六○·○○○　四八·○○○　八○％
　　照上表每年平均收回本金的计算，最初一年利率最小，还达二分，最后一年则高到八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少还本（如第一年作为收回本金四万元计），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二分三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党所发行的公债（或库券），年限有少于十年，折扣有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际利率就比这还要大。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八厘到一分（活期则仅四厘到六厘），放款则为一分二厘到一分六厘，很少超过一分八厘的，至于高到二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那是按日计算，合到这个年利率），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息与放款息的差额。现在试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五百万元，平均的存息为九厘，全年付出利息四十五万元，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一分四厘，全年收入利息七十万元，收支相抵毛利二十五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为十五万元，则该行的纯盈余为十万元。如果该行把这五百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一百十五万元，付出存息四十五万元，毛利为七十万元，开支还可节省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以及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就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即尽其能事），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为五十五万元，较前者增加四十五万元，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国民党政府把社会上的游资（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用公债吸收了绝大部份，以供内战费用，以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维持原来生产也感到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宋子文的“才能”与“功绩”！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用作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用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卷（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足的钞票。如某银行以五百万元存款，其中三百六十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货），一百三十二万元照五五折计购进公债二百四十万元，即可向中、中、交、农等银行领取钞票六百万元，还多八万元在手另作用途。如果它再把这六百万元如此运用，以四百三十八万元存储硬货，以一百六十万六千元买进公债二百九十二万元，即可领取钞票七百三十万元，连前还余九万四千元。如果再转手一次，以五百四十万元备硬货，以一百九十八万元买公债三百六十万元，就可以领用钞九百万元，这样翻了三次手，五百万元的资金变成了九百万通货可以周转，而且它缴作准备的八百九十二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因为这批公债的主权并没有转移，以年息八厘计算，一年可收入八十万○二千六百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九百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二百○七万元，两共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六百元，比作工商业放款的收入是四与一之比，如计算纯利，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按与四大家族相勾结而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可能如此做，一则公债的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便宜到四成证券的利息，以五百万元计，即二百万元的利息十六万元，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的钞票有记号，发钞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如以五百万元的资力而领了二千二百余万钞票，非有极大靠山不能冒此危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一举而两利：既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量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而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它承销公债，而只怕不叫它承销。这是一方面，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但一到公债发得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它的资金大部份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领袖们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依靠银钱业领袖，不得到他们的帮忙，他借不到款，现在则银钱业的命运操在财政部长手里，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钱业就有许多要破产，而不能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太多，不能让它跌价。
　　◎“法币”与“外汇”
　　孔祥熙继长财政之后，一般是“萧规曹随”，在政策方针上和宋子文没有什么差别，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实施“法币政策”，把白银收归“国有”，从此奠定了滥发纸币的基础。民国二十四年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到远东来，目的是把日本和中国拉进英镑集团，到中国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到日本去活动，结果是碰了钉子回到中国来，于是以全力策动“币制改革”。那时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是世界上仅有的银本位国家，国际收入的差额要用白银计算，而银价的涨落则由美国操纵，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产银国，也只有美国政府能够大量收买白银（民主党在美国叫做“银党”，怕银价跌落了银矿主受到损失，所以民主党的政府就以收购白银作美元基金以维持银价）。银价在国际市场上是时有涨跌的，银价涨跌，中国货币的对外汇率就时有变动，这对于外国的买卖（一般从定货、运输到交货，通常要经过几个月时期），尤其是外国对华投资，要冒外汇涨落的危险（中国银元对英镑的汇率，最低时为一先令二便士，即十七元四角二分三合一英镑，第一次欧战时最高达五先令，即四元合一英镑，相差四倍以上。即以通常涨跌四分之一计算，如甲英商在银元合英汇一先令六便士时投资中国三十万镑，合银元四百万元，到银元涨到二先令时，则四百万元合英镑四十万镑，对投资者有利；如同时乙商运入英货三十万镑，其成本合银元四百万元，到银元涨到二先令时，成本合银元只三百万元，这对英货推销有利；如果在中国的商人以四百万元购英货三十万镑，运回时就只值三百万元了，平空就蚀本一百万元，这样的生意就无人敢做。反过来，某英商在汇率二先令时投资中国三十万镑，合银元三百万元，到汇率一先令六便士时，三百万元就只值二十二万五千镑了，蚀去了七万五千镑；如华商某在汇率二先令时借英商二十万镑，合二百万元，到汇率一先令六便士时却要还本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余元，吃亏也很大；输入货物也同样，成本骤高，销售就困难。所以汇率不固定，无论贸易或投资，都要负担比值涨跌的风险）。如果中国的货币与某一外国的货币的比值固定了，则某国的对华贸易与对华投资就解除了汇率变动的危险，得到了发展的便利条件。所以李滋罗斯把中国拉进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计划，其目的在造成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对英国的更多依赖，而便利英国的对华经济侵略。蒋政府的算盘上，自然也是利益很多：第一，得到英帝国的支持，便利了外国投资与货物输入，可多得买办利润（佣金）；第二，钞票不要兑现，就不必再发公债，财政赤字可以印刷机来弥补；第三，白银集中了，增加厂四大家族垄断居奇的资本。所以，“法币政策”就很快决定实施了。在“法币”制度公布的前一天，财政部发言人经过国民新闻社（财政、外交两部的机关通讯社）发表了一个谈话，声明“外传币制改革之说，完全无稽”，报纸上把这一消息用大字标题刊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宣布白银国有，钞票不再兑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善于说诳，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在实施币制改革之前，全国性的发钞银行，除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外（这四银行的钞票就规定为“法币”），最大的为中南银行，其次为浙江兴业、中国农工、农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垦业、四明等七家银行（其他地方性的发钞银行则很多）。其中农工银行为李石曾所办，接近宋子文，农商银行为实业部所控制，是官家银行，以上两家发钞均不多；浙江兴业发钞甚少，实力雄厚，中南银行发钞虽多，但由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大银行（所谓华北四行）合作，设有联合准备库，不易动摇并吞。因此孔宋财阀在实施“法币”制之前向通商、垦业、四明、中国实业四行进攻，由中国、交通两行集中了上述四行很多的钞票，骤然去兑换现银，造成“不投降即倒闭”的局势，于是这四个银行均加入半数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组，成为中、中、交的附属机关。
　　币制改革办法宣布后，外商银行以汇丰银行为首，立即表示拥护，将所存白银移交。因为这一改革是英国策动的，是英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大胜利，所以英商首先拥护，它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法令，而是拥护英帝国主义获得了有利条件；而英商银行则在外商中占领袖地位，单汇丰银行一家，它吸收中国的存款在十万万元以上，其余所有外商银行的总计，还抵不上它一半，英商照办了，其他各国虽要抗拒也无能为力了。这又算是宋孔的“成功”，但在国内却不那样顺利，除东南及中部各省的白银多数集中之外，华北各省发钞虽然统一，白银却被宋哲元、韩复榘截留，要留在当地作准备金，不准南运；两广则银元是不用了，但钞票还是以毫券为主，直到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失败之后，华南才通行“法币”，白银才大部到了蒋党之手。山东的白银三千余万两，到民国二十七年韩复榘退出山东，运经河南时才截下来，平津冀察的白银，则到了日本军阀之手，一部份作为“华北联银券”伪钞的准备金。估计蒋党靠改革币制而攫夺到手的白银约为三万万盎斯到四万万盎斯，抗战初期全部运到海外去，不到三年就用光了。
　　“法币”既不兑现，当然就是“纸本位”了，他本身的价值就是一张纸，其唯一能树立信用的就是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那时的法定价格为每元值英汇一先令二便士半，即十六元五角五分一厘七换一英镑，与英镑紧紧联系起来，所以也可以说是“英镑本位”，随着先令的伸缩而涨跌。虽然宣布时同样列举对美、法等国货币的比值（如每百元合美金三十元），但这仅是形式的，因英美、英法之间的汇市有涨落，如果相差太大，就要以英镑作标准。因为只有在兑换外币时才能显出它的价格（所代表的购买力），所以只要准备一部份外汇应付需要，此外就可以不要准备。宣布币制改革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晚上孔祥熙又发表一篇书面谈话，说明“准备依然很可靠”，他打电话叫中央社上海分社派记者去抄取。中央社因事情重要，特别由采访主任陈万里亲自去取，到了中央银行楼上财部驻沪办事处，原稿没有誊清，要当场抄，陈万里抄的时候，中间跳了一行，原来是说：“法币的准备四成以下为有价证券，六成以上为金、银、外汇及其他准备”（大意），陈抄时漏了一行，变成“有价证券与其他准备”，中央社把这一谈话广播全国，并分送各报发表。第二天孔祥熙大发脾气，要封闭中央社，中央社吓得连忙更正道歉。因为他所说是假的，而漏去一行之后反说穿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认为是故意捣蛋。
　　这个币制改革案在公布之前是严守秘密的，公布后始提出立法院会议追认，当时立法委员中有不少人不满意，认为这样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不经过立法手续而冒然公布实行，是一种违法行为。那时立法院财政委员长马寅初还是站在蒋集团立场说话的（每次蒋政府决定一个经济财政问题政策或措施，事前必由马寅初发表一篇文章或谈话，说某事应该如何如何，以作舆论准备。直到抗战第三年，马氏对豪门大发战争财，而中产阶级以下濒于死亡线上，实在忍耐不住了，才开始反对蒋党的财政经济政策），在立法院会议中说：“此案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会讨论决定，有最高立法当局孙院长参加，并不是跳过立法机关。”（经济委员会常委为蒋、汪、宋、孔、孙五人，时汪未参加）上海某报有一个小品文，说：“大委员议大事，小委员议小事，此之谓五权分治！”
　　上面说过，“法币”是属于英镑集团的，美国当然不愿意，而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国际收支差额（贸易上的入超除以侨汇抵补外，不足之数尚相当大，何况还有一笔巨大的资金逃避，特别是四大家族的国外衅富），必须售出白银始能平衡。世界上能够大量吸进白银的主顾又只有美国，因此中国的货币单和英镑联系还不能解决问题，满足了伦敦的主子，还必须讨好纽约华尔街的主子。民国二十五年由宋子文与美国谈判出售白银问题，确定了“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受英美间汇率的影响，又认了一个“洋爸爸”。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开始，蒋政府声明无限制供给自由外汇，造成巨大的资金逃避。南京撤退以后，才采取申请与核准制度，外汇发生了黑市，但上海依然是支出外汇的最大口岸，敌人从华北、华中沦陷区搜刮“法币”到上海大量套购外汇。民国二十七年冬到二十八年上半年，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缔结了协定，中、交两银行出英汇五百万镑，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借给中国五百万英镑，由汇丰银行挂牌维持上海黑市外汇，每元为八便士，八九个月之后，一千万镑的基金就用光了，汇市就从六便士、五便士、四便士、三便士……跌下去，到三十年冬，已不足三便士。在这一过程中，单是麦加利银行就赚了四百万镑，汇丰银行当然更多，而宋蔼龄一个人，据说就捞进了八百万镑。这一笔帐应该怎样算呢？中国贴去五百万镑外汇基金，又欠了五百万镑债，损失一千万镑，而英商银行则拿出了五百万镑，赚进了八百万到一千万镑，还有五百万镑债权在手，迟早要收回本利。但英国那时的确是帮助中国，因为她在华北、华中有不少投资，是希望中国抗战胜利的，美国那时还帮助日本，正大量供给日本以军火及军火原料呢！
　　◎孔祥熙的发财法
　　孔祥熙的财政政策与宋子文没有分别，但他的弄钱办法则比宋子文更多更狠。宋子文还讲资本主义的一套形式，要手续清楚；孔祥熙则根本不要什么手续，钱用去了不知道那里用的；宋子文对部下较严格，不得他的许可，或容易为人发觉的，就不许胡乱搞钱；孔祥熙对部下就不管你钱从何处来，用什么方法得来，只要分一部份或大部份给他，就一律包庇。孔祥熙除直接贪污，卖官鬻爵，受纳贿赂，坐地分赃，利用职权，投机攫利之外，特别厉害的是操纵市场，垄断居奇。
　　当实施“法币”之前，外面还毫无风声，孔祥熙当然早知道了，宋霭龄就以大量资金在公债、黄金两市场大做买卖，赚了很多的钱。因为公债的涨落是与政局的稳定或动荡有联系的，如果政局不稳定，还本付息可能延期，公债价格就要下跌。实行了“法币”，则公债与钞票的性质就相等，反正钞票又不要兑现，多印几张无妨，当然用不到停付公债本息，今后又无须多发内国公债，因此价格必然稳定，而且会一致看涨。“法币”实施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债市面，一般由六折涨到八折。这一过程中，宋霭龄及其一群喽发了大财。金业交易所买卖黄金，一般是便利进出口商人为避免外汇涨落的风险的：某商定购一批洋货，要三个月后运到，结价时不知外汇长短，很难计算成本，他就在定货时买进三个月或四个月的黄金期货，反正只要付十分之一不到的保证金，到时就不受外汇放长或缩短的影响（在平时英美金价的涨跌甚微，故金价与外汇是同时涨落的）。出口商也是如此，运出一批货物也要到达目的地时才能收到外汇，如外汇放长，则折合华币的数目就少，为避免风险计，在货物运出，在金业交易所卖出几个月的期货，届时就以收入的外汇作抵。华币与英美汇价固定之后，市金的涨落必然缩小，宋霭龄等在事前制造的金市风潮中又大发其财。接着在改发统一公债与规定金市以关金结价两事件中，宋孔又发大财。所谓“统一公债”就是把若干马上到期的公债库券，一律延长还本期，从五年到十五年，因此公债又跌下来，先知道风声抛出的占了便宜，抛空的（手里并无公债票，先卖空，俟跌价后再补进，是无本钱生意）更大赚其钱。金市本以美金结价的（如售出黄金而手里并无黄金，到期时以美金三十五元抵黄金一两），改为以关金结价，则完全由中央银行操纵（关金为虚金本位，其价格由中央银行挂牌决定）。
　　卖空买空是一定要有对手的，一方面赚钱，即另一方面蚀本；一方面赚大钱，则另一方面就必然吃了大亏，所谓“晋之厚，秦之薄也”。赚钱的是宋孔，吃亏的是谁呢？CC、政学系以及上海大多数金融界、工商界，因此流行了“四凶”之称。哪“四凶”呢？是：“孔祥熙，不祥；徐堪（财政部常次）不堪；陈行（中央银行副总裁）不行；宋子良（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不良！不祥，不堪，不行，不良，是谓四凶！”冤家这样多，当然“官吏投机，捣乱市场”的风声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去了，那时蒋兼行政院长，还假装正经，他郑重其事的对翁文灏说：“咏霓，请你辛苦一趟，到上海去调查，回来时什么时候到南京，就什么时候来见我，愈快愈好。”翁文灏见到蒋如此坚决表示，认为调查后一定要办一下。翁文灏到上海调查了两天，把什么都搞清楚了，回到南京时已近黄昏，打一电话给蒋，问他是否接见，蒋回答他“明天再谈”。翁已觉得奇怪。第二天一见面蒋就说：“我已明白了，上海银行界向来是吃财政部的，现在庸之不让他们吃，所以他们恨庸之。”翁文灏说：“我在上海调查的结果，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蒋马上截断他的话：“我已完全知道，你用不到讲了！”竟不等翁文灏开口，就端茶送客，连“你辛苦了”一类的敷衍门面话也没有说一句。蒋对翁文灏是一向比较客气的，翁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回到行政院，气得话都说不出，停了一会，对蒋廷黻（那时的政务处长）说：“不好干了，辞职，一定辞职！”蒋廷黻问他为了什么事，翁讲了一遍，蒋廷黻想了一会，说：“我看辞不得，要辞也要等三个月以后，事情冷了下去再辞。如果现在掼纱帽，就种下了裂痕，如有人说起这件事那件事，他们会说是我们泄露出去的，他（指蒋介石）岂是能容人的？说不定会招杀身之祸！”经蒋廷黻这样一说，翁文灏的气愤被吓去了一半，不敢再喊辞职了（翁任蒋的行政院秘书长，大概参预一些秘密，所以蒋廷黻会说“恐招杀身之祸”的话）。原来蒋介石派翁文灏去调查的时候，不知道投机操纵者是谁，所以大打官话，派翁去的同时，又派戴笠去密查。戴笠比翁文灏早回南京一天，已一五一十把内幕对蒋讲了，蒋一听牵涉到宋霭龄，这件事就绝对办不得，所以不让翁文灏开口，免得说出了反而为难。
　　在公债市场、黄金市场得了大利之后，“四凶”的投机操纵对象又转到纱布、面粉、杂粮方面去。做公债、黄金买卖的还限于金融界、政客、投机商人，投机操纵的影响还不深刻，纱布、面粉、杂粮的涨跌，则影响全体人民，什么人都害到了。政学系、CC等上一次吃了亏没有出气，这一次有大题目可做，自然不肯放过。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权是这样分的：证券、金业属财政部；纱布、面粉、杂粮则属实业部。而实业部长则是政学系的吴鼎昌，《大公报》上不断明炮要求彻查法办，作舆论动员，吴鼎昌亲自到上海各交易所调查，把经纪人的帐都封起来。吴鼎昌知道要扳倒孔祥熙是困难的，先扳蟹脚，电告蒋介石后经蒋电令，把统税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盛颐两人（宋霭龄的亲信爪牙）扣押起来。到移送法院之后，由杜月笙的几个门生出来把一切责任顶下来，帐户上的某记是某甲，某记是某乙，他们是商人，交易所条例上又没有只许买多少，多买了就犯罪的规定，连一户明明写着“盛老七”的也由盛颐的妹子盛七小姐来承认，帐上又没有注明“男老七”或“女老七”，谁也不能说“男七”不是“女七”。于是烟消云散，依然一天星斗，吴启鼎、盛升颐官复原职。
　　当这件事闹得正凶的时候，孔祥熙已提出辞职，蒋介石也同意孔辞职。CC的王廷松（上海市党部常委、商会常委、绸业银行董事长，为陈果夫的义妹婿，陈家的“丫姑爷”，他的老婆原是陈家的丫头，到出嫁时由陈果夫的母亲认为义女的，在迭次反日会时发财不少）在南京听到二陈讲起，回上海告诉潘公展，传二陈之命，叫潘在《晨报》（鼓吹法西斯的蒋之嫡系机关报，由潘公展任社长）上骂孔祥熙，潘在几次交易所风潮中也亏了本，正想出出气，听说有此机会，就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不料《晨报》刊登反孔文章时候，蒋已心回意转，挽留孔祥熙继续任职了。孔祥熙看到了《晨报》的文章，拿去对蒋介石说：“你的报把我骂得这样，你看我怎样做法？”蒋介石无话可说，立即下手令，把《晨报》停办。
　　抗战以后，孔令侃做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一切公家需要的外国货，都由他统一采购，不知赚了多少钱。孔祥熙自己在重庆开设了三十四家大公司，什么商品，什么行业都由他操纵。在钞票愈发愈多，物价一天比一天涨的条件下，谁能先取得新发行的票子，谁就占大便宜。大家想一想，谁还能抢在孔家的前面吗？
　　◎所谓“英美派”
　　在谈“英美派”之前，先谈一谈一般所谓“派”的意义及形成“派”的过程。中国旧时士大夫阶级中，理学有“程朱派”与“陆王派”，古文有“桐城派”与“阳湖派”，诗词也有这派那派，这就是说信仰那些人和模仿、学习那些人的思想学说方法，同时又排斥其他不同思想学说方法的（所谓有“入主出奴”之见的），即成为什么派。从清季派留学生出国求学以后，因为英、美、德、法、日等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都比中国强，有些留学生回国后，总是夸奖外国的长处（有一个讽刺留学生的故事：某生留美回来，讲起什么东西来都是美国的好，中秋赏月，他说“月亮也是纽约的好”。他的父亲气不过，就打他一个耳光，骂他忘本，他却说“就是打耳光，也是美国人打得好”），住过甲国的说甲国好，住过乙国的说乙国好，从甲国学的欢喜用甲国的出品，从乙国学的熟悉乙国的机械，于是就成了英国派、美国派、德国派、法国派、日本派……到那一国去留学，理应知道该国的长处以及学她们的长处的，否则就不必去学，日本也有所谓“知英派”“知米（美）派”“知独（德）派”之称；但在咱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权，所以若干“知英”“知美”……者就不仅对英、美等国盲目崇拜，遇到任何事情产生“如果在某国就一定有办法”的想法，且进一步依赖某一国，以为“只有某国能有办法”，就不是“知什么”派而是“亲什么”派了。
　　以留学生的数量讲，日本的最多，“亲日派”就产生于留日学生之中，但所占的比数并不大，因为日本的教育精神强调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大多数日本留学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留美学生，第一是美国在华所办的大学特别多——如燕京、金陵、圣约翰、岭南、沪江、湘雅、协和、东吴、之江、文华、华西……遍于南北东西各大都市；第二是美国首先把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教育方面，特别是用于派遣留学生方面。留美学生回国后，虽然不是多数变成“亲美派”，却大多数对美国有好感，或多或少地信赖美国。英国是第一个打开中国门户的，一直到抗战为止，操纵中国政治最有力的是大英帝国，上海人把美貌的人（不论男女）叫做“大英照会”，以形容其到处吃香，可见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势力的庞大与深入。英美两国语言文字相同，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常采取平行政策（虽然彼此间也有矛盾），所以“亲英派”与“亲美派”就很易联成一气，通常就叫做“英美派”。
　　从广义讲，整个蒋介石集团都是“英美派”，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头子，一切都依靠美国，宋子文、孔祥熙固然澈头澈尾是美国买办，黄埔系、蓝衣社、CC也都是执行美国顾问的命令与实施“中美合作”的，就是素以“亲日”著名，靠“亲日”起家的政学系，现在是靠美国主子的青睐而掌权，张群就是到美国去“养病”，被美国当局评定为“自由主义份子”而回国任“行政院长”的。马歇尔说，“蒋介石是为英语民族的利益而作战的”。这句话如把“英语民族”改为“英美帝国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英美派”，含义并不如此广，只是限于蓝衣社、CC、政学系、宋孔集团之外的一些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一类人物，连王世杰、郭泰祺都不算在内。
　　在职业外交政客中，著名而又主要的数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后进的则有魏道明、钱泰、金问泗、刘师舜、徐谟等人。
　　王亮畴（宠惠）是法律专家，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民十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回北京后，曾一度出任“好人内阁”的国务总理，“好人内阁”的命运很短，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民国十六年以后任南京的司法院长，先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多年。孙中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的英文好，他就是半个（其余三个为辜鸿铭的文学，陈友仁的时事评论，伍朝枢的政治宣传文章）。民国十五年起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一直连任到六届。抗战期间，曾一度任外交部长，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后为改组行政院候选院长三人之一（其他两人为孙科、张群，最后始由蒋确定任用张群）。王宠惠在国民党中是元老，是学者，一般认为是“正派”“清白”的。我只讲他一个故事：从“好人内阁”之后，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顾维钧四人结为兄弟，以便互相援引。那时国内三大势力，奉系、直系、国民党，究竟谁胜谁败，孰兴孰衰，尚难预料，因此他们就分了工，顾维钧投奔吴佩孚，汤尔和、罗文干依靠张作霖，王宠惠本是老国民党员，又系广东省人，则“参加革命”，将来不论谁胜利成功，他们四兄弟就都“朝里有人好做官”。北伐完成，东三省易帜，国民党的统治优势是成功了，顾、罗、汤都保持原有高官。但内部矛盾既多，帝国主义间角逐甚力，还是举棋难定，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更不易断定“鹿死谁手”，于是又有了新的部署，汤尔和留在北方与日本侵略者勾搭，罗文干到南京投宋子文系统，任外交部长，拉拢美国对抗日本（罗长外交时对日本采不理态度，日本公使来由亚洲司长接见，参事等来由科长接见，因与汪精卫的政见不合，于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被蒋汪免职），王宠惠则以元老资格调停宁粤，实际上偏袒西南，顾维钧则周旋于英法之间，以观时变。“七七”以后，汤尔和公开投敌，出任华北临时政府的“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死得早，未受裁判。罗文干则参加了国社党，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于国民参政会，不久就病死昆明，没有一显身手。王、顾两人则依然做国民党的大官。
　　“惠灵顿”顾是有名的青年外交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熟悉一切西洋礼节，仪表很好，在国际会议中曾屡次驳倒日本代表（日来人的外国语，一般都说得拙劣的），但他的本领就是这些。顾少川（维钧）是唐少川（绍仪）的女婿（唐另一女婿为施肇基，亦为外交官），得唐绍仪的提拔，逐步上升，第一次欧战后召开巴黎和会（民八）时己任公使，为中国出席和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驻法、驻英公使，民十华盛顿会议又为出席四代表之一（其余三代表为施肇基、王宠惠、伍朝枢，伍未出席）。共后即投靠直系吴佩孚，是年直皖战争，段祺瑞失败，吴佩孚正声势煊赫，顾曾任外交总长，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中苏建立邦交，即顾在外长任内与加拉罕谈判，一切俱已商定，即将签字，其时直系内部又分为洛（阳）派（吴佩孚）、保（定）派（王承斌，曹锐），虽共同拥戴曹锟，但彼此间争权夺利，互相排斥甚烈，顾属洛派，保派对顾大肆攻击，吴佩孚则通电支撑顾氏，但顾终为保派所倒，故中苏协定由王正廷签字。顾之元配唐早死，续弦为南洋华侨富孀黄氏，系爪哇糖商黄某之女，以豪富著名。据传顾妻所戴的珠宝钻饰，曾使英国王后自愧不如，其父亲死后，她又承继到遗产八百万镑（合美金约四千万元，那时美国人有财产百万元的即称富翁）。当旧国会最后在北京复会期间（即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国会），顾维钧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当向国会提同意案时，有些无耻的议员们说：“顾少川吗？没有问题，顾夫人的钱那样多，做总统也很容易，何况做总理？”顾维钧为江苏嘉定人，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江苏为直系齐燮元，浙江为皖系卢永祥），直系军队的纪律极坏，江浙人民恨之切骨，而顾维钧则为直系张目，其嘉定的老家即为直系军队所抢掠，他元配唐氏的棺材也给直系军队撬开了。那时江苏的绅士曾由袁观澜（希濂）领衔打电报痛骂顾维钧，说他“祸国祸乡”。
　　国民党执政之后，曾企图在党棍中及有关的大学教授中起用一些外交官，以代替旧的外交官僚，如以刘文岛为驻意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大使，张乃燕为驻比公使，张歆济为罗马尼亚公使等，结果都闹了不少笑话，腾笑国际，最后还是不得不重用外交官僚。顾维钧即以此因缘，由法调英，由英调美。
　　王儒堂（正廷）与蒋介石同乡，小时曾同学过，信基督教，辛亥革命时任黎元洪的军政府外交部次长（总长为伍廷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总长仍为伍，次长则易为温宗尧），任南北议和代表参赞（民军代表为伍廷芳，参赞为温宗尧、汪兆铭、王正廷），临时参议院议员。民二第一届国会召开，任参议院副议长。民六西南护法，王亦南下。民八巴黎和会，南北合派代表，王正廷为南方代表，与陆征祥、顾维钧等同时出席，曾把山东问题密约告诉留法学生代表，当时颇负时誉。时传美国威尔逊，是王正廷在美读书时的教授，与王有师生之谊，威尔逊颇有帮助中国“翻案”之意，因北洋政府的代表软弱，故毫无结果。这一说法，是教会中人为抬高王正廷的声望而编造的，实际上美国与日本早订过“蓝辛、石井秘密协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袒日的。巴黎和会之后，王正廷就离开了南方而投到北洋政府去做官，华盛顿会议后，因直系军阀的支持，任接收青岛的督办，在洛、保派的争执，王正廷是保定派，是声名狼藉的曹锐（曹锟之弟，时任直隶省长）的门下客，因此得任外交总长。民国十三年以后，王又以同为基督徒的关系成为冯玉祥一派；十六年后，以同乡关系任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做过两次外交部长，也被学生打了两次，一次是为了济南惨案，日军占了济南，杀了交涉使蔡公时，国民党政府完全取退让政策；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当然不能要王正廷负主要责任，但他既做了外交部长，就首当其冲，尝了爱国青年的拳头。抗战开始，王正廷做驻美大使，那时蒋介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美国出来调停，国民党“抗战”的目标，是“三国干涉还辽之举，不难重见于今日”）。而不学无术的王正廷，却为罗斯福总统所轻视，王每次去请见罗斯福时，罗斯福在礼节上不能不接见，但罗实在不耐烦与王谈话，所以每一见面就先邀王正廷打高尔夫球，以消磨时间，使王没有谈话的机会。蒋介石知道了之后，不得不把王正廷调回，而派“学者”胡适去继任大使（不过胡适的荒唐更超过王正廷。胡适到任不久，外国记者问他：“中国的游击战打得怎样？”胡适的回答竟是：“游击战，不过害害老百姓而已！”所以许多华侨控告他，说他“完全不是中国人的立场，竟像是日本的大使”）。
　　王正廷下台的另一原因，是为了他建议征用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所保有的国外证券（股票、债券），宋子文说他“不明事理”。抗战初期，只有苏联借钱借军火及派遣空军志愿兵到中国来助战，直到第二次欧战发生时止，英国或美国贷给中国的借款，不及苏联十分之一，总计起来，不过几千万美元，而且都附有苛刻条件。王正廷在美国既借不到钱，觉得难以完成任务，恰巧他的兄弟王正序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从王正序那里知道中国银行存储着外国证券有二万万美元之多，就一个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由政府征用这笔财产。蒋介石听到“两万万美元”那样大数字，很为高兴，马上邀宋子文商量如何提用。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覆蒋介石：“政府一定要动用呢，也可以，但要给我一个月时间，把所有海外中国银行分行的负责职员统统都调回来，准备好破产办法，免得他们都吃外国官司。因为这二万万美元的证券，是所有海外分行的存款准备，如动用了，就无法支付存户提款，那只有破产；而中国在外国又没有领事裁判权，各地分行的负责人就要吃外国官司的。”蒋介石一听，等于兜头一盆冷水，把一团高兴化为乌有。接着宋子文就主张把王正廷撤换，促成了王的去职（同时王正序也因此被调回，改任总行专员）。王下台后居香港，与杜月笙、钱新之等代蒋与日本兴亚院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投降条件。日本投降后，王任扬子建业公司董事长，成为孔系财阀的傀儡。
　　在金融买办中，我只介绍两个典型人物——陈光甫与贝淞荪。一般把他们列入宋子文系，那也有相当道理，一则他们都和宋子文密切合作过，二则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宋子文，起着与宋子文同样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资本，并不是依附宋子文得来的，正因为与宋子文能起同样的作用（只是量的不同），不免“同行嫉妒，互相争宠”，所以不应作为宋系。他们在某些方面与宋子文完全沆瀣一气，某些方面则与宋子文“分庭抗礼”，不受宋子文的支配。
　　陈光甫（辉德），江苏镇江人，在上海金融界（钱庄业），有四帮：江苏的苏州帮与镇江帮，浙江的宁波帮与绍兴帮。从钱庄发展到银行，镇江帮势力较大，在大钱庄中（汇划庄）则宁波帮居优势。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廿万元的资本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办法新颖方便，管理科学合理，给往来者以许多便利，业务逐渐扩大，资产日益雄厚，截至抗战之前，上海银行所吸收存款之多，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占第一位。陈光甫有那样的成绩，所以中外资产阶级都承认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民国十七年起，宋子文掌握南京财政权以后，在上海银行界中特别倚重两个人，一个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个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铭）。浙江实业银行是四十万元资本搞起来的，那时也已为大银行之一，不过从发展的比例上讲，“浙实”就不如“上海”。从表面上看，中国所有银行都是从小到大的，实际上则有许多银行都是有所凭借的，如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是靠侵占交通银行起家，大陆银行则靠侵占中国银行起家的：金城、大陆两银行为中交两行的高级职员所创设（大陆银行在北京时就设在中国银行的后门，室内完全相通），放款做生意，赚了钱就算大陆、金城的，蚀了本就记入中交两行的帐内，这样才成为大银行。在上海，中交两行（特别是中国银行）扶植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但新华银行到今天还不能算什么大银行。可见上海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的靠经营得法而逐步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为陈光甫有这一资本，所以他在美国资本家眼中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抗战初期，蒋介石要从美国取得物资与借款，同时又不愿重用宋子文（那时蒋宋之间有矛盾，宋孔之间有矛盾），而宋子文则多少有“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气概。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孔祥熙又不中用，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派陈光甫到美国去谈判借款和换货协定，借款和易货，均以钨砂、桐油、猪鬃等特产偿付。一九三九、四○年时有人主张设贸易部，以陈光甫为部长，但孔祥熙不肯把大利让人，结果只设一贸易委员会，以陈为主委。在这一阶段中，蒋介石、孔祥熙以陈光甫代替宋子文，所以也有人把陈光甫列入孔家系统，那更不恰当，陈根本瞧不起孔，而且多少有矛盾。在抗战之前，陈光甫的事业，民族资本的气味较重，抗战后特别是做了贸易委员会主委之后，买办性的比重就大大增加。一九四七年蒋政府“改组”，要把陈光甫列入“府委”，除为了取得美国财阀的好感外，是没有其他作用的。
　　贝淞荪（祖诒）是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兼买办的世家，第一次欧战中发大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是他亲房哥哥。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香港分行行长，宋子文做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任沪行经理。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宋汉章病死，贝淞荪就继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时期对黑市汇率的处理，贝淞荪是实际的负责者。据说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得国际汇兑，这半个人就是贝淞荪，所以贝淞荪不仅是中国对国际汇兑问题的专家，而且是权威。因此他在美国资本家中也有“信誉”，所以他被选为谈判“五亿七千万美元援蒋贷款计划”的代表。中国银行历史上就分为两派，一为浙江的王克敏派，一为江苏的张公权（嘉敖）派，在北洋军阀时代，王克敏任总裁，张公权为副总裁，大权操于王克敏。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了上海，张公权就把上海区间行（中国银行在全国分为四区，沪行管东南各省分行，津行管华北各省，汉行管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粤行管华南各省，上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改为总行，自任总经理，排斥了王克敏的势力；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把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撵走张公权（给以中央银行第一副总裁的空衔），就利用王克敏系的力量对张反攻。贝淞荪是中国银行的老干部，在王张两人之间，比较接近张公权。一九四八年初赴美谈判“援蒋贷款计划”，主要是政学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