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2nd, 2007信仰者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信仰者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作者：汪舒明 缪开金
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06年6期
【内容提要】信仰者集团是20世纪末在以色列崛起的有浓厚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犹太右翼院外集团。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来社会全面转型、尤其“六·五战争”后社会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的结果。以色列建国后，工党锡安主义的逐渐衰落为犹太意识的抬头提供了空间。“六·五战争”导致了以色列人弥塞亚情绪和“大以色列主义”的急剧抬头，还导致了工党锡安主义的破产。信仰者集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它以“新锡安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以在被占领土上开展定居运动从而推动神圣拯救为主要使命。它体现了犹太民族特殊主义的一面，乃是对传统锡安主义所坚持的普世主义精神的反动。它在被占领土不断制造既成事实，阻碍着中东和平进程，加剧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它也改变了以色列社会意识形态图景和政治力量结构，推动以色列政治向右倾化、宗教化急剧倾斜。它还对以色列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关键词】 信仰者集团、新锡安主义、以色列
【作者简介】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邮编：200020） ；缪开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00091）
On Gush Emunim
Wang Shuming & Miao Kaijin
ABSTRACT: Gush Emunim is a Jewish right-wing group with fundamentalism and nationalism, which rising at the end of 20 century. It holds “Neo-Zionism” as its main ideology, and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as its chief mission. It emerged in the social crisis of Israel, and had a great impact to Israel as well as the Mid-eastern peace process.
以色列推行的“单边撤离计划”只不过是一种弃卒保车的策略：放弃加沙等地一些规模不大、无助于以色列安全的定居点，巩固约旦河西岸[1] 那些规模较大、对以色列安全有重要价值的定居点。与“和平路线图”的要求、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以及以色列工党联盟（如2000年巴拉克政府）愿意作出的让步相比，“单边撤离计划”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它被国际社会视为以色列方面的善意之举，但即使这一小步，也受到以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极端势力的顽抗。20世纪末以来，信仰者集团一直是扩建定居点运动最狂热的势力，也是巴以和平进程中以色列内部最难克服的障碍，还是改变以色列社会政治的最具冲击力的力量之一。
一、信仰者集团的崛起的社会根源
信仰者集团是20世纪后期在以色列兴起的有强烈原教旨主义和和民族主义色彩的犹太右翼院外集团。它以宗教锡安主义为其主要意识形态，以通过在被占领土（尤其约旦河西岸）狂热开展定居运动从而“推动神的拯救”为其主要使命。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来社会全面转型、尤其“六·五战争”后社会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的结果。
在形形色色的锡安主义流派中，通过第二次阿利亚来到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移民所主张的劳工锡安主义在建立以色列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基础。“第二次阿利亚统治着巴勒斯坦劳工，进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后是以色列国”。[2]
劳工锡安主义者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劳动征服”思想之间进行了伟大的综合。一方面，他们接受赫茨尔式锡安主义对实现犹太民族“正常化”的渴求，希望将犹太民族“从一个受迫害的、等待弥赛亚来临的少数民族，转变成一个世俗世界中的平等的伙伴”。[3] 犹太民族将成为一个摆脱了历史重负的全新的民族,将成为自豪、健康、现代、开放、在自己土地上劳作、使用自己的语言的“希伯来人”，将成为受人喜欢的“沙布拉（Sabra）”，而不是受人厌弃的“犹太人”。在他们看来，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流散地（Diaspora）的犹太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而流散地犹太人的形象也尽是消极的，是“可怜的兄弟”的形象。一切曾被长期视为神圣的传统犹太文明的要素均受到批判性的反思。那些年轻的、充满叛逆精神的开拓者们（Pioneers）比他们的父辈受欧洲世俗价值观更为深刻的影响，他们要拯救的是世俗涵义的犹太民族，而不是同样处于危机中的犹太教。
另一方面，深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民粹派影响的劳工锡安主义者，还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和兄弟情谊的劳工领导的“新社会”。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存在着辩证统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同义语。人们用社会主义的目标衡量民族主义的追求，用民族主义的策略来回答社会主义的思想”。[4] 至于这样一个“新社会”如何实现，阿·大·戈登的“劳动征服”思想提供了更好的解答，尽管他并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能带来更美好、更公正的新社会的诞生。戈登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公平和劳动为基础、以劳工为领导的犹太民族新社会。他提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权利来自在土地上的劳动。只有根植于土壤，通过每个人的（体力）劳动，民族和个人才能实现自由。他“把工作当作铲除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生活中一切邪恶的极好办法，……。也强调农业劳动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可以使人的心智健全并且再次使人与宇宙成为一个整体”。[5] 而劳工的壮大及其胜利，将会带来社会公平的胜利。
正常化、劳工的新社会、希伯来人、沙布拉……，劳工锡安主义者的伟大综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宗教弥赛亚主义的新的拯救理论体系，即“世俗弥赛亚主义”。他们梦想着这种“世俗弥赛亚主义”的实现将拯救全世界，将成为“照亮世界的灯塔”。而在自我拯救和拯救世界的进程中，犹太民族将又一次成为“特选子民”。
以色列的建立正是这种“世俗弥赛亚主义”的胜利：工党是这个新生国家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它是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在亚非拉众多新独立国家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友谊；工总、基布兹、莫沙夫等有浓厚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组织处于主导地位；劳工锡安主义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思想在全社会确立起来；开拓者则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勇气的英雄时代的化身，他们是新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备受敬仰。
但建国后以色列社会的全面转型很快使劳工锡安主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第一，大规模东方移民的到来和新一代以色列人的成长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东方犹太人渐渐成了多数。他们和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都难以理解和接受劳工锡安主义的理想。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出现了。个人主义迅速地取代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第二，安置和吸纳大规模移民以及加强国防的需要，使得快速发展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成为紧迫的任务。处于执政地位的工党选择加入了西方阵营，以引进资本，扩大市场。农业拓荒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劳工的社会主义原则也被牺牲掉了，东西方犹太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第三，开拓者的一代正在老化，他们掌握了权力，逐渐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保守势力，丧失了原有的激情、创造力和使命感。第四，阿以冲突已经渐渐显示出旷日持久的迹象，难以看到阿以和平共处的希望。远离了欧洲反犹主义的烈焰，以色列陷入了阿拉伯世界反锡安主义的深渊。他们沮丧地发现，阿拉伯人跟欧洲人一样拒绝接纳他们。曾经急于摆脱隔都（Ghetto）生活的犹太民族悲剧性地重新面对一种马萨达（Masada）式的困境。
在劳工锡安主义的衰落的同时，“犹太意识”却在不断抬头。为了在一个人口多元化的社会中增强凝聚力，尤其团结国内外信教的犹太人，处于领导地位的工党淡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重视运用犹太民族历史之根的感召力，将新生的以色列与《圣经》时代的以色列相连。本·古里安本人就经常引述《圣经》中的话语。以色列众多的考古发掘也不断提醒他们的“犹太之根”。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党政府还推行“犹太意识教育”，也增强了国内外犹太人的犹太认同。此外，50年代的教育改革在整合全国教育体系时，工党向全国宗教党（NRP）作了重大让步，同意其保留单独的宗教学校体系，政府对之提供财政支持。这个以色列国民教育体系中独立王国吸纳了全国生源的1/4，成为以后宗教狂热势力兴起的沃土。
“六日战争”（1967年6月）是以色列社会意识形态剧变的分水岭，它使“启蒙和《圣经》的不平衡发生逆转”。[6] 战争前夕，以色列处于高度焦虑和孤立无助之中，大屠杀的阴影笼罩了整个犹太民族。但突如其来的旋风般的胜利使以色列人陷入狂喜、沉醉和盲目自信。总参谋长亚丁宣称：“我不相信在我们这一代还会爆发另一场类似于1948年和1967年的战争”。[7] 西岸、加沙尤其东耶路撒冷等众多圣地的“复归”在教徒中激起了强烈的弥赛亚情绪。他们把以色列的胜利看作神的奇迹，看作神手的大能；看作拯救时代已经到来的明显的迹象。世俗人士中也出现了向犹太传统的急剧回归。以色列士兵——那些坚强的“沙布拉”
——抵达西墙，面壁而泣的图景感动了整个国家。一种新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人们急切地向犹太教、向历史文化之根回归。许多著名的基布兹成员、飞行员和成功的商人都纷纷成为“再生犹太人，重新皈依正统派犹太教。如何处置被占领土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尽管工党政府希望将之作为以后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但兼并部分领土以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高，即使工党内部也大有人在。战争也导致了以色列孤立主义抬头，以色列人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迅速增强。战后以色列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曲称：“整个世界反对我们。……让全世界见鬼去吧”。[8] 1970年一位以色列法官还写到，“我们是独处的民，我们孤军奋战。……除了她自己，以色列没有朋友”。[9] 以色列可以依赖的只有她自己的力量。这种孤立主义和“大以色列”主义受到外部世界更强烈的反感。战后几年之内，西方世界的新左派将以色列作为帝国主义者进行猛烈抨击；苏联阵营也抛弃了以色列工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疏远了以色列。另外，战后以色列经济繁荣也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在以色列年轻人中泛滥成灾。许多人丧失了精神追求，不再愿意为整个国家、民族作出奉献和牺牲。长期掌权的工党自身腐化，内部也陷入激烈的权力争夺。其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也使以色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使自身的威信受到空前打击。
以色列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更未成为“照亮世界的灯塔”。锡安主义意在使犹太民族摆脱贱民民族的地位，结果以色列却陷入了贱民国家的处境，成了国际弃儿；欲摆脱流散地犹太历史的重负，实现“去犹太化”，但“犹太性”却急剧复兴；本欲塑造一个使命感厚重的社会，但理想破灭后广泛传播的是放纵、颓废和迷茫。这样，工党在意识形态上破产了，在政治上也丧失了领导力。工党变得无所适从，全国也陷入了迷茫和失落。宗教狂热势力“推进神圣拯救”并夺取锡安主义领导权的时机终于成熟。
二、信仰者集团崛起的过程
信仰者集团的前身为“火炭”。50年代初，十余位13—15岁的男孩结成了一个称为“托拉学习先驱者核心”（Gahelet）的秘密群体，简称“火炭”。他们头戴无边小圆帽（Knitted Skullcap）用以与其他人相区别；恪守犹太教规；举行定期聚会，热情坦诚地彼此倾述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他们就学于一所犹太教正统派创办的经学院(Yeshiva)，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火炭”的第一份简讯中，他们宣称要“点燃火炬，引领未来几代人走向那一天，每一个以色列人将……完全信守以色列的托拉。”还宣称，他们要“爱所有犹太人民，为所有犹太人相互负责”，“忠于国家和民族”，“愿为民族利益自我牺牲”。[10] 三十年后，这十几位青少年都成了“信仰者集团”的重要领导成员。
信仰者集团的精神领袖为小库克拉比（ Zvi Yehudah Kook, 1891-1982）。[11] 与小库克的“相遇”也许是“信仰者集团”形成过程中关键的一步：这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们想要的精神导师。从一开始，他们就为小库克拉比的个性和思想所折服，可谓一见钟情。“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他）是老师、领袖、父亲；对他而言，他们是门徒、孩子、公众”。[12] 在他的吸引和指导下，这些年轻人纷纷转入他所在的经学院（B’nei Akiva），埋首读经，淡出政治舞台，成了“戴小圆帽的好孩子”。
通过小库克对其父思想的阐发，“库克主义”成为信仰者集团的指导思想。跟绝大多数正统派人士的反锡安主义立场不同，老库克不仅不反对锡安主义，相反，他从宗教框架出发对之提供支持和补充。他认为锡安主义“出于神圣源泉的激励”，“乃神圣民族从长睡中苏醒，向正当习俗回归”。[13] 在他看来，犹太民族正处于一个拯救进程业已开始的阶段，弥赛亚时代正在到来。而世俗锡安主义及其进展正是这一进程的迹象。他热爱那些回归圣地的世俗的先驱者们，将他们看作“神救赎的彰显，是建立人间神国的伙伴”。[14] 他也坚信犹太民族的特殊使命论，反对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提法。此外，老库克还坚信“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地是完全合一的。”而“以色列地”包含所有圣约(Covenant)神授的历史性的领土，（被占领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更是这历史性领土的中心地带。[15] 因此，向“以色列地”定居就成为推进拯救进程的神圣的行为。显然，他将锡安主义和犹太教看作互为表里的矛盾统一体，锡安主义正是复兴犹太教的中介。至于重获救赎而产生的新犹太国的理想形态，当然应是一个依据犹太教法（Halakhah）治理，人人信奉《托拉》的国度。
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正是新形势下“库克主义”的延续和扩展。信仰者集团的核心理念为Hitnahalut ——它“综合了定居和弥赛亚主义，要求犹太人从宗教义务出发，回归以色列地”。它是“拯救的前提”，高于民主、和平，也高于社会形态的选择，还是医治以色列社会病症的良药。[16] 对于“六·五战争”后的被占领土，它主张使之“以色列化”，提出“以色列历史性的领土现在必须归于犹太民族之手，这不仅要通过军事行动，也包括定居和政治行动，即行使以色列主权”。[17] 至于巴勒斯坦人，信仰者集团并不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相反，它为他们指出了三种出路：公开承认（信仰者集团版本的）锡安主义理念的合法性以换取完全的公民权；不承认锡安主义，但遵守法律以换取侨居权（无政治权利）；提供经济激励使他们移居其他阿拉伯国家。[18] 信仰者集团还以先驱者精神的承继者自居的。为推动弥赛亚拯救，其成员乐于自我牺牲；即使其领导人，也愿意像先驱者那样在一种极其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定居。他们“自视为一场复兴运动，以复兴历史上的锡安主义，这种锡安主义在50—60年代的以色列已经消亡”。[19] 相对于历史上的锡安主义，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就被称为“新锡安主义”。
这股宗教狂热势力真正登上政治舞台是在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1968年4月，有10个家庭在Moshe Levinger拉比的领导下，打着瑞士游客的旗号，来到新占领的阿拉伯城市希伯伦，并在一座阿拉伯人经营的旅馆中入住。他们很快占据了这座旅馆，并宣布他们再不离开希伯伦，并拒不服从以色列政府要其撤离的命令。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辩论。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即使在工党政府内部也有众多的同情者。最后，犹疑不决的政府与定居者妥协，允许他们在希伯伦建立一座经学院，但人数须受限制。这一事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狂热分子不断制造“既成事实”，然后与政府周旋，最后政府让步，定居点建立。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运动一发而不可收。到1974年1月，“赎罪日战争”后不久，“信仰者集团”正式建立。如果说，它所推动的定居点运动在工党时期还属非法活动从而受到种种限制，那么，在1977年“利库德革命”后，信仰者集团完全掌控了右翼政府，[20] 其扩张主义政策就获得了最高的合法性，工党的谨慎政策被彻底抛弃。由此，信仰者集团迅速壮大起来。
信仰者集团与全国宗教党关系密切，其重要成员大多来自该党“青年卫士”。即使在80年代初它从该党分离出来以后，两者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它主要是一个正统派的“西方犹太人”的青年运动。8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表明，其成员90%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1/3在30岁以内。2/3的成员为以色列出生的、居住在城镇“西方犹太人”后裔。他们受过教育的良好，高学历的比例很高；而且2/3出于以色列宗教教育系统。[21] 其中，还有数量可观的定居者来自美国犹太移民或其后裔。它与世俗的“大以色列”、超级民族主义势力也沆瀣一气。1979年曾一起组建“复兴党（Techiyah）”。它修建的定居点也吸纳一些世俗的定居者。只要支持在被占领土定居，就是它的盟友。至于是否严守教规，它并不特别在意。另外，信仰者集团高度重视以色列国防军等国家机器的作用，将之作为掌握全国领导权重要途径。在日益变得个人主义的以色列社会，以色列多数人参军的积极性降低了，而信仰者集团成员日益成了军队的中坚。
三、信仰者集团崛起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信仰者集团的崛起对以色列社会乃至中东局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信仰者集团在被占领土狂热推动定居运动，完全改变了被占领土的人文地理状况，制造了新的既成事实，形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严重障碍。制造既成事实是锡安主义运动的惯用手段，而信仰者集团则变本加厉。工党执政时期，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建设往往进行控制和选择。而利库德集团上台，则通常放任甚至借助信仰者集团扩建定居点。其中，沙龙本人正是扩建定居点的最狂热的策划者和推动者。从1967年到2000年底，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共建成定居点180个，其中西岸的“注册定居点”为139个，“非法定居点”为25个，加沙地区为16个。定居者总数达203067人。[22] 信仰者集团并不拥有所有定居点，但它是扩建定居点运动中最顽固、最强大的势力。尤其众多深入巴勒斯坦人居住区的小型定居点主要就是他们所建。这些定居点蚕食了大片被占领土，建成了众多住房、工厂和工事，修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占用了很大比例的被占领土自然资源（如水、土地等），还将巴勒斯坦切割得面目全非。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回避的新的现实。撤出这些定居点的经济代价将极其高昂、难以承受。而且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主张永久性地兼并其中对以色列安全有重要意义的定居点。而强大的定居者利益集团本身也成了反对撤离定居点、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强大的政治势力。信仰者集团将向巴勒斯坦方面让步的领导人视为损害犹太民族利益、阻碍“神圣拯救”进程的“叛徒”，并根据犹太教法对其进行“审判”。他们经常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暴力抗警、通过拉比唆使士兵抗命、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恐怖袭击、甚至暗杀以色列领导人等种种手段破坏和平进程。1995年拉宾总理被刺就是该集团中的极端分子所为，并在该集团内部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此外，信仰者集团推动的对外强硬和扩张路线，使得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进一步的孤立和被动。
其次，信仰者集团的“新锡安主义”挤占并填补了工党锡安主义衰落后出现的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社会的意识形态图景。尽管信仰者集团主张复兴锡安主义和先驱者精神，并且也以在艰苦条件下定居并推进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化”为己任，但这种“新锡安主义”只是他们推进“神圣拯救”进程的手段。它以“犹太特选论”和神圣孤立取代了主流锡安主义的民族独立、“正常化”和融入世界的愿望；以一个依据犹太教法治理的神权社会的理想取代了世俗、民主、劳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的理想。从根本上来说，“新锡安主义”主要不是为了拯救犹太民族，而是要拯救同样处于危机之中的犹太教，乃是出于正统派阵营的焦虑。它在劳工锡安主义已经无法为改变了的现实提供指引的情况下，为以色列社会提供了一种最挈合以色列人心情和愿望的方向；它在一个日渐颓废的社会里重新唤醒了对锡安主义运动早期英雄时代的景仰。因此，它在以色列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同情，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而担心犹太民族特殊主义膨胀的左翼精英坚持普世主义、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对锡安主义本身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样，以色列社会又出现了一种很有影响的“后锡安主义（Post-Zionism）”思潮。
第三，信仰者集团的崛起加速了以色列政治力量的重组。尽管1977年“利库德革命”主要原因在于工党自身的腐化、分裂以及“东方犹太人”的不满，但是，对待信仰者集团扩建定居点问题上的分歧则加剧了工党的分裂，也削弱了其在以色列政坛的威信。而在全国宗教党内，信仰者集团的影响力也迅速上升，到1972年，它已拥有1/4的席位。[23] 在其压力下，全国宗教党改变长期以来在内外事务中都保持低调、与工党长期合作组阁的温和姿态，转而采取富有攻击性的立场，反对以色列政府在谈判中作领土让步，扩大犹太教法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应用。同样持鹰派立场的利库德集团将信仰者集团视为天然盟友，极为推崇。1977年，贝京一获得组阁委任，就从总统府直奔小库克拉比家，以获得拉比的祝福。[24] 信仰者集团的政治行动主义也带动了整个正统阵营的政治行动主义的抬头。原来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塞法迪超级正统派社团也投身政治舞台，于1984年建立了沙斯党(Shas)。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扩张主义势力的抬头还引起左翼对以色列前途的担忧。1978年，主要由“后锡安主义”者构成的“现在就和平”（Peace Now）运动应运而生。它“是和平阵营对信仰者集团的回答”。[25] 这样，到20世纪末，以色列从原来左翼、世俗力量占主导的社会转变成中左、中右、宗教三大阵营三足鼎立的格局。以色列政治力量结构呈现双重转移：左翼衰落，右翼上升；世俗势力衰落，宗教势力崛起。
第四，信仰者集团助长了以色列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威胁了以色列的民主政治。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内部就充满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建国后，在强大的工党的领导下，以色列建立起有效的民主制度，国家机器的权威获得了尊重，内部纷争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但20世纪末以来，以色列民主政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个民族以武力长期占领并统治另一个民族、剥夺其民族自决权利的行为无疑有损民主原则。一些极端势力无视法律和行政当局命令、频繁制造既成事实、公然以暴力抗法、策动军人抗命、借神的名义对巴勒斯坦人甚至以色列民选领导人进行恐怖袭击、推动神权政体的建立等行为也威胁了以色列民主制度的运行。威胁以色列民主的势力有多种，但信仰者集团就是最危险的一种。
余 论
阿以冲突之所以久拖难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教旨主义势力卷入其中。在西方话语霸权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被塑造成应该为破坏和平负责的唯一一种原教旨主义势力。但是，卷入阿以冲突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不是一种，也不是两种，而是三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卷入冲突的主要方式是“圣战”，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犹太教原教旨主义卷入的主要方式是“定居”，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以美国基督教右翼为典型）卷入的方式是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三者均认为自己正在完成神授的使命，推进神圣拯救的进程，并且都要求建立符合神意的社会。人道、民主、和平乃至生命等世俗的价值观在神圣进程中都是次要的，甚至微不足道的。在他们看来，节制和妥协并不是美德。
——————————————————————————–
[1] 以色列一方称之为撒马利亚（Samaria）和犹地亚（Judea），是古代犹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区域，因此在历史文化上与整个犹太民族有深厚的渊源。
[2] 【英】沃尔特·拉克著：《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84页。
[3] Amnon Rubinstein, the Zionist Dream Revisited: From Herzl to Gush Emunim and back,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4, )P.20.
[4] 【英】诺亚·卢卡斯著：《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彭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295页。
[5] 【英】沃尔特·拉克著：《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版，第351页。
[6] Jerold S. Auerbach, the Trial of Gush Emunim, Midstream, Oct.1984.
[7] Amnon Rubinstein, the Zionist Dream Revisited: From Herzl to Gush Emunim and back,(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4, )P.79.
[8] Ibid. P.80
[9] Ibid. P.80
[10] Gideon Aran, From Religious Zionism to Zionist Religion： the Roots of Gush Emunim, in Peter Medding (ed.),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 其父即为以色列首任阿兹肯那齐拉比Abraham Isaac Kook(1865-1935），为宗教锡安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犹太宗教民族主义的精神领袖。
[12] Gideon Aran, From Religious Zionism to Zionist Religion： the Roots of Gush Emunim, in Peter Medding (ed.),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Gershon Winer,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Israel, (New York: Bloch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233.
[14] David Morrison, the Gush: Center of Modern Religious Zionism,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4,) P.122.
[15] David Newman (ed.), the Impact of Gush Emuni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PP.29-30.
[16] David J.Schnall, Gush Emunim: Messianic Dissent and Israeli Politics, in Judaism, Vol.26, No.1, winter 1977.
[17] David Newman (ed.), the Impact of Gush Emuni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P.38.
[18] Ibid. P.32.
[19] Ibid. P.30.
[20] Amnon Rubinstein, the Zionist Dream Revisited: From Herzl to Gush Emunim and back,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4, )P.107.
[21] David Newman (ed.), the Impact of Gush Emuni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PP.184—186.
[22]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5月版，第351—352页。
[23]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VolumeⅡ,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3.
[24] Ibid, PP.93—94.
[25] Yossi Beilin, Israel: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