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无名

我把大盘帽塞进书包，挤公车到还没拆迁的中华商场苦苦翻寻原装进口的披头黑胶唱片，那是强人时代的最后一年。

白碟遗事

十七岁那年，请了整学期的公假编校刊。大学学长们编的地下刊物令我们血脉偾张，披头的《白碟》则是我记忆中整个盛夏的背景音乐。

寂静的声音，一九六六

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一个叫做Diamond的学生乐团踏上中广音乐厅的舞台，唱起了赛门与葛芬柯的名曲。然而他们音量就算开到底，也难以打破这片岛屿坚冰一样的寂静。

遥望嬉皮世代的背影──《乌兹塔克口述历史》序

啊，Woodstock。许多长辈如今听到这几个音节，还是会双眼放光、脸泛潮红，尽管他们压根儿没能亲临那场轰轰烈烈的集会。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几个长发嬉皮搞起来的捷克乐团，竟然间接掀起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并且真的推翻了政权。

青春舞曲──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

那时，我们的耳朵犹然纯洁

李双泽、杨祖□、胡德夫，还有巴布．迪伦。关于那个时代，那群热血青年，和唱片里被画了一个大叉、禁唱多年的〈美丽岛〉。

「美丽岛」的前世今生

一九七七年，年轻的大学老师梁景峰和热血青年李双泽合作写下了〈美丽岛〉，开启了这首歌和台湾现代史紧紧相扣数十年的曲折命摺?

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民歌」小史

曾经有一段日子，横扫乐坛的是一群背吉他穿牛仔裤、自己写歌自己唱的年轻人。他们彻底改写了华语流行歌曲的历史，余震至今未息。

坐进时光机，挡下那瓶毒酒

你准备回到过去，改变你所知道的历史。身为摇滚乐迷，你该选哪一天、回到什么地方？

一本音乐杂志如何撼动社会？──从《滚石》杂志谈起

一九六七年创刊的《滚石》如何从一份摇滚同人志发展成呼风唤雨的媒体王国？记得七○年代台湾也曾经有过的那本《滚石》杂志吗？

西雅图故事── 一则广播稿

西雅图中年男子和台北青年阿芳的故事－－他们相识的时候，阿芳还在左营当兵，西雅图男子则跟老婆住在这个冬天会下雪的城里，听着巴布．迪伦的唱片。

拥舞的诗神与厉鬼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七日，刚满廿五岁的巴布．迪伦踏上巡回演唱最后一站：伦敦皇家亚伯厅的舞台－－这差点变成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

那柄火焚的红吉他

我总悄悄希望，哪一天能遇见吉米．韩崔克斯的鬼魂（我相信他将是个和善的鬼）。我总幻想他会带著被焚的那柄火红色Stratocaster电吉他现身。

这一夜，摇滚乐失去了童贞

再荒唐、再堕落的青春，仍然是青春。「滚石」一九六九年在舞台上创造了让你打从灵魂深处颤栗起来的音乐，而那就跟你我的青春期一样，注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光环毁弃，美梦骤醒── 关于《蓝侬回忆》

一九七○年，约翰．蓝侬早已对昔日的「披头」身分和所谓所谓六○年代神话深恶痛绝。身为这桩神话的创建者，他决定当著万千观众的面，亲手揉碎它。

我所知道的柯恩

唱片封面上，一块穿衣镜占满了画面，映照出一个全身墨黑的男子，表情严肃，像要去参加葬礼。他跟我所认识的「摇滚乐手」形象完全不相干，那挂著花布窗廉的房间，是另一个次元的世界。

深邃南方升起的吟哦

老蓝调，这种音乐当初是如何引我中蛊？或许是那些流传已久的怪异传说，或许是那些盲眼歌者的枯索面容。总之，这些粗砺苦涩的音乐，让我愈陷愈深，不可自拔。

那些寂寞美丽的噪音

摇滚乐看似热闹，实则无处不浸透著寂寞。而那撼动了整个世代的、真正了不起的摇滚乐，便是找到了那条纽带，把千千万万人的寂寞和萧条，串织在一块儿。

有一陣風──《地下鄉愁藍調》後記

青春舞曲：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按】替自由时报的台湾流行音乐专题而写。

1981年夏天，我十岁。全校小学生去阳明山郊游，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著风，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气，便唱起了李建复的「渔樵问答」：

喝一杯竹叶青／唱一声水花红
道什么古来今／沈醉嘛付东风

老师说：马世芳，你怎么这么来劲啊，唱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24年后，为了制作「天水乐集」复刻版专辑，重听这首歌的录音，蓝调吉他、梆笛与弦乐呼应交响，李建复的声嗓清澈嘹亮，编曲的创意与完熟令我惊诧不已。这才憬悟当年自己唱著的是什么样的歌，当年那群二十郎当的音乐人又是多么有勇气、多么有才华。

当年的制作人李寿全回顾那张专辑，有感而发：「如果现在才要做，大概就不会做了。」七○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副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回首三十年来几波创作歌曲的风潮，其中最动人的作品，多少都是从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里发生的：七○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_印_恕鹉甏腌跗诹_大佑的摇滚黑潮、八○年代后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和轰动一时的「新台语歌」、九○年代由魔岩和独立厂牌带起来的民谣摇滚、原住民音乐和另类摇滚__这些音乐的火种，都是老早就在酝酿，只等适当的时机「从地下转进地上」－－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便有百花齐放的条件。

听听杨弦在1977年的「西出阳关」专辑那样虔敬地弹唱著胡德夫教他的卑南语「美丽的稻穗」，你很清楚「流行音乐」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未尝进入过他的脑海。它的录音和编曲是那样朴素，但是跨越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仍然能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动掉泪，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早已朽灭的许多「流行歌」。

杨弦在1975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的母亲陶晓清还不到三十岁。她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卖得比谁都好，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是我还在幼稚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著吉他，坐在我家铺著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我的同学知道家里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不过倒是有一张李建复亲笔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著，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著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画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告别乐坛。

回头想想，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时代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吧。

1980年的某一天，苏来在我家看中共「十恶大审」的电视转播，忽然回过头对我母亲说：听说政府考虑要解除戒严了，这个社会总算还是有点希望的。我妈没搭腔，我则纳闷著戒严跟社会希望有什么关系。那时苏来写了一首叫做「中华之爱」的歌，却因为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屡次送审均未通过，最后只好加写一段「要努力奋起复我河山」的「光明尾巴」，才获准出版。在那个「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有一阵子甚至连提到「故乡」两个字的歌都会禁播。谁能想像二十几年之后，国民党会变成在野党，当年的新闻局长会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握手。

我记得李双泽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常常是连在一起唱的，那个年头没有谁觉得奇怪，现在的青年人恐怕是难以理解的了。「美丽岛」的旋律真是漂亮，当时常常用作演唱会结束时大合唱的曲目。没有人知道这首歌会变成一本党外杂志的名字、变成地下流传的禁忌秘语、变成光芒万丈的认同符号、最后终于被大多数人遗忘。早在美丽岛事件之前，「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便双双被禁播，前者据云是「鼓吹分离意识」，后者又似乎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李双泽地下有知，恐怕会气得跳脚。

我记得1981年十月在高雄的「天水乐集」演唱会，22岁的李建复入伍当兵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全国成千上万的女歌迷都舍不得他。会后李建复在场外的一张长桌上替歌迷签名，众多迷妹大呼小叫挤成一团，连旁边比人还高的盆栽都被挤倒了，玻璃门也险些被挤碎。那是「民歌」时代的尾声，那天的迷妹们，如今有不少人的女儿可能正在以同等的热情疯魔周杰伦和王力宏呢。

后来，在「民歌」渐渐没落，KTV和卡拉OK还来不及发明的时代，最吊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罗□武、赵传、陈升、林强八○年代「滚石」全盛期的每张唱片，几乎都是一种新观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黄金岁月。

在漫长绵延、景气起伏不定的八○年代，流行音乐脱去了民歌时期的天真青涩，化身为整个社会的发声筒，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和青年人的狂狷梦想一块儿入了歌：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张艾嘉的「忙与盲」、陈淑桦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叶□文的「潇洒走一回」、陈雷的「风真透」、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每一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这是一个和七○年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色彩、节奏和情绪。就连彼时初兴、锁定年轻男女的偶像歌手，都充满了日系的摩登风情：杨林、林慧萍、方文琳、伊能静、红唇族、城市少女（多么理直气壮的团名啊），当然还有轰动一时的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因为这样的艺名，她俩拍照时非得一个傻笑、一个装苦脸）。

我记得摇滚乐悄悄在乐坛建立滩头堡。苏芮在国父纪念馆的舞台上一身亮黑奋力唱著「一样的月光」，李寿全弹着电吉他使出浑身解数唱著「我的志愿」。他唯一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集合了陈克华、张大春、吴念真和詹宏志的词作，和之前他制作的两张「天水乐集」唱片一样销量惨澹，如今却成为公认的经典－－说来有趣，这位王牌制作人最厉害的作品，似乎都是为了后世更成熟更聪明的耳朵准备的。

最难忘的，当然还是罗大佑。1984年的最后一天，罗大佑在还没被烧掉的中华体育馆办演唱会。那年我13岁，刚上国中，自觉不再是「小朋友」，于是努力要装出世故的表情，跟著满屋子大人大喊、拍手。罗大佑仍然是招牌的黑衣墨镜爆炸头，配一双白得刺眼的爱迪达球鞋。唱完最后一首歌，他把手上的铃鼓远远一扔，台下掀起一阵尖叫，上百双手高高伸出去。那只在空中旋转著划出一道漂亮弧线的铃鼓，是记忆中那一夜最鲜明的画面。办完这场演唱会后不久，筋疲力竭的罗大佑离开台湾，暂别歌坛。他再度回来开「音乐工厂」的时候，台湾已经解严，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就在罗大佑「出走」的那几年，我冒出青春痘、长出喉结和胡渣、戴上了眼镜。急着想长大，却又不清楚大人世界是什么模样。回头去听罗大佑的旧专辑，赫然发现他的作品洋溢的伤逝、压抑与世故，正好是我们想像中的大人世界最完美的主题曲。

1989年暑假，大学联考放榜之前，几个相熟的哥儿们，约好到北海岸谁家的别墅去玩三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夏天整个滨海社区空无一人，一整排的别墅里只有我们这几个刚考完大学的孩子。有人因为没考好而心情郁闷，有人因为不知道算不算恋爱的情事而心情郁闷。入夜以后，我们把罗大佑的录音带塞进卡拉OK机，音量开到最大，用灌过台啤的喉咙，向着远方的大海和满天星星卯足了气力唱「将进酒」：

多愁善感你已经离我远去／酒入愁肠成相思泪

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

十七岁的我们真有那么多的愁绪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让我们自觉长大了，却又不至于一下子被大人世界吞没。是啊，我们如此年轻，却又不复童年的懵懂，我们有了值得流泪叹息的回忆，有了多愁善感的资格。就像大佑唱的：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我总觉得，关于青春，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动人的描述了。

大一快开学的一个黄昏，我把原本要用来买丑得要命的「大学服」的钱，换了一件手染的Jimi Hendrix恤衫，垮垮地穿在身上，自觉很有浪荡嬉皮的风情。经过台大旧体育馆，听见里面传出极有韵致的蓝调shuffle节奏，电吉他不愠不火，大为惊奇。于是跑进去听这个正在排练的叫做China Blue的乐团，然后就一路待到了半夜。那是水晶唱片办的第二届「台北新音乐节」，玩蓝调摇滚的长发眼镜胖子叫做吴俊霖，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场正式演出。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比较小的眼镜胖子叫做林□哲，激昂万分地唱了一首叫做「民主阿草」的歌，并且向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大喊：「台湾ㄟ枝仔冰，站起来！」我于是知道，新的音乐时代彷佛又要开始了。

台下的观众之一，是同样留著一头长发的薛岳。我记得他看着台上的伍佰说：「这家伙还可以，不过要再多练练」。当时薛岳并不知道自己只剩一年多可活，更不会知道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灼热的生命」，竟成为台湾摇滚史上最动人的绝响。伍佰当然也不晓得再过三年他就会变成全台湾最红的男歌手，而且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娱乐版最前线的摇滚吉他手。

那时候，「摇滚」还是一种带著秘密结社气味的极小众乐种。一头长发的薛岳和刘伟仁都恪于新闻局的规定而不能上电视，更别说本来就不喜欢上电视的「小孩」罗□武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挡雄心壮志的老岳、阿仁和小孩，早在伍佰出道前好几年，老岳做出了「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阿仁做出了「离身灵魂」，都是极为动人的摇滚经典，而小孩摧肝裂胆的「坚固柔情」，更是无法重现的历史巅峰。这些专辑当年都卖得不怎么样，如今疯魔著五月天和ＦＩＲ的年轻乐迷，恐怕也不太有机会认识它们－－直到现在，这几个名字都还是带著秘密结社的气味。然而若是在适当的时刻对适当的人提起这些名字，你会遇见一对湿润的眼眶，还有一番关于青春记忆的激切倾吐。

在新生训练的社团联展摊位上，我拿到一份叫做「台大人文报」的刊物，四版头条的文章标题就是「站起来的台湾枝仔冰」，作者是比我大两届的黄威融。后来我加入那个社团，学著编刊物、写文章、交朋友、谈恋爱，而且认认真真听了很多很多音乐。回想起来，之后十几年的「人生主旋律」，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悄悄「定调」的。

我有幸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见证了一整个世代创作歌谣的勃兴，如今则意外踏上了母亲三十年前走过的道路－－做广播、写音乐文章、参与创作歌曲的催生。我相信再怎么不景气，每个时代都还是需要动人的歌。只是在这个时代，做音乐这一行的，心里最在乎的事情，往往早已不再是音乐了，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能像大佑说的「抛开一些面子问题」，让歌回归到音乐的本质，新的燎原大火，其实随时都会烧起来的。那捧火种，也许早就「捂」在那儿，闷烧很久了。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当初那个「没想太多」的状态里面。或许，我们终将发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仍然会诞生25年后足以让我们的儿女感动落泪的作品－－就像现在我们还在时时重温的那些老唱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