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九歌：祖国看似并非太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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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九歌是海归网网友，好久不来了。在海纳百川上看到了这篇，好象不太反动，就转过来。
元旦前我因家事突然回国。这次在祖国呆了十天。其总的感觉是“祖国看似并非太糟”。
我是从名古屋飞往香港（因为不知道上海办不办理对外国护照的落地签证）。一抵达香港，从机场就有去澳门的气垫船，而且港币人民币通用 (比过去方便多了) 。我交了200人民币一船到了澳门，两块五港币一公共汽车就到了拱口海关。通过中旅办了个落地签证就进入了珠海。
一进入珠海，不到20几分钟，就连连碰到我在欧洲和日本20几年没有碰到过的事情∶首先是被抱着孩子的妇女要钱。本以为给10块钱就算了，想不到给了一个，引来一大群。接着是被骗子当成靶子，只是花招太古典，即前面一个老板模样的人从口袋掏手绢带出一大叠美金，后面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捡起后叫我不要出声。我哪能不出声，一声大吼“抓骗子”把那两家伙吓得撒腿而逃。其实我那一吼，与其说是吓骗子，不如说是给自己壮胆子。我右手按住胸前的钱包，左手按住挎肩包，提心吊胆走了一段路，在一个路口被年轻的女性服务工作同志们团团围住。被强迫塞进我大衣外口袋的电话条子总有几十（此故事另文《新中国的性气象之2》）。突破重围，在去酒店的路上又连连碰到打工妹模样的女青年声称打工没有拿到工钱问我要钱买饭吃。
从过海关到酒店这前后20来分钟的经历，都让我想起海外的各路媒体和一些中文网站对祖国的各种描述∶“中国啊，真是糟透了！”
但这种“糟透了”的感觉从我在酒店住下后开始逐步改变。我住的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因为普通间香烟味太浓，我要了间豪华间（普通间180人民币，豪华间220人民币）。房间虽不能跟日本的比，但相当不错。最不错的是每一层楼已经没有值班员（看守），也没有时不时来人敲门给你“送开水”（侦探）。应该说，至少酒店的服务是开始有些与世界接轨了。
住下来接着是吃饭。酒店走出去几十米就有一家小笼包店。我要了一份我喜欢的干炒牛河16元，其分量足够喂养一支军队。接下来的炒菜小笼包当然只好打包，出门顺手就给了问哥哥要饭吃的打工妹(妹模样的人)。
紧接着是去网吧，在日本炒的股，岂能不看。网吧环境比想像的好得多，宽敞、安静、空气也过得去。一小时3块4块。匆匆打开网，嘿！又挣了几万日圆！！遗憾的是，我的九哥网仍被挡在国墙外。我这小小的日本九哥网，在江主席手里存在了十三年，一进入胡主席就给胡掉了。希望胡主席得闲时能纠正这个误会。
饭吃好了，网上的事情也办好了，正好是晚上9点，离睡觉还有两个来钟。干什么呢？当然是去散散步。在步行街，有一排小露天酒吧。我选了一家不太人气的酒吧，坐下来，10块钱一杯西瓜汁，与老板娘一席话，学到了好多靠自己学不到的常识。然后是让性工作同志们现身说法，精选三位后帮助她们各人解决了一个小时的就业问题（具体见另文《新中国的性气象之2》）。
第二天一大早，乘7点的机场巴士去机场。巴士非常准时。为什么说“非常准时”呢？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在祖国，“准时”往往是“非常”的。
在机场拿登机牌时，那机场工作小姐给了我一个陌生的笑容，那笑容熟悉得让我情不自禁说起日语来。
飞机也是“非常准时”，准时得差点让我错过了来机场接我晚到了几分钟的3亲戚。
说起我那个3亲戚，过去一直是我们家的弱势群体，当过知青、教过书、最后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记得过去我在剧团每月拿60元工资的时候，哪怕口袋里只剩下5块钱，与他见面都一定是要分给他两块五的。在我出国以后，每次回国也都是要优先接济他。而这一次，想不到对我的提问∶“要不要搞点钱用？”的回答居然是∶“不用。”他是坐在他自己刚刚购买的小汽车里边转方向盘边说这两个字的，那使得这两个字显得格外真实神气。
车进入市区，远远看见一堆人，像是出了什么事情。具有新闻意识的记者亲戚立刻把车朝那堆人开去，但不靠近而停在远远的地方。3亲戚叫我呆在车里不要出来，自己拿了个小小的照相机朝那堆人的外围走去。他停在外围有相当距离的地方，边问旁边的人，边颠起脚拍照。这时，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冲上去抓着我的亲戚。我一看不好，赶紧跨出车门朝他们跑去。等我来到他们附近，看见我亲戚正在往那保安口袋里塞一包烟。他示意我原地不动不要出声。这时，那堆人群里又发生一阵骚乱，那保安便放开我亲戚朝人群里挤去。
我亲戚赶紧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拉着我就往车里跑。
“那保安抓你干什么？”我问。
“问我拍照干什么。”他答。
“你为什么不亮记者证？”我问，因为在我记忆中，中国的记者在外面是最最闪光的职业。而对我的这个提问，3亲戚的答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怕挨打。”他答复到，停了停，见我二丈摸不清头脑，又解释到∶“我很少出示记者证。现在，记者已成了一种危险的职业。身边再跟着个假洋鬼子，就更危险了。”
接着，3亲戚把话题一转，问我中午想吃点什么？然后深深感叹到∶“如今，挣点钱是可以的，只要不去惹事。”
午饭桌上，亲戚都到齐，唯独象征着一家之主的大亲戚迟到。据说他是在赶着出一批照片。大亲戚在一所学校当摄影师。每月工资只有千把块。太太早早退休（下岗），每月只拿150块活命象征费。就这两口子，还要供一个儿子读大学。因此，大亲戚一家人的经济一直是我的担心。
一家人边等大亲戚边聊天。
“你那辆国产车还好意思去接外国贵宾。应该开我的进口车去接才对。”说话的是我们家小亲戚的太太。她过去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调到教育局去了。
“你也有汽车？”我惊讶地问。
“嘿嘿，她不但有车，而且比我的车贵十倍。”3亲戚自卑地说。
“车呢？”我急着想看。
“停在家里。我还没有办驾证呢！”。小亲戚太太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小亲戚的太太是因为自己为小学生编写了什么教材，为出版社创了收入，而那辆进口车，是出版社给她的感谢。其实，如今在中国有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据某国内报纸报导，去年全国教育界给处级干部买车的费用是全体教师工资的6倍。自教育产业化以后，学校基本就成了公司的运作方式，其他行业就更加，处级以上的单位都有相当的独立经济处理权。“工资基本不用”的阶级似乎在不断成长壮大。
等了半个小时，一家之主的象征大亲戚终于到场。刚坐下，大亲戚太太就侧身问他∶“今天搞了多少？”
“还不知道，千把来块吧。”
什么！一天，不，是半天就搞千把来块？
听大亲戚一解释，才知道他是在利用休假日给毕业班的同学们拍集体相。得来的利润当然自己支配。他们摄影部只有两个人，除去成本费，关系费，剩下的两个人分掉。当然，拍集体相只是大亲戚的业余业务之一。那么，只拿150块活命象征费的大亲戚太太呢？当然也在外面工作。甚至连他们读大学的儿子，也在校外兼课，据说一堂课收费100块。这么看来，我大亲戚一家人的官方收入，只是他们实际收入的一小部分。中国大多数的家庭，是不是也都这样？别人我管不了，至少我们家是脱贫了。
在老家长沙呆了个把星期，每天不是你请客就是我请客，再是他回请客，基本就没有在家里做过饭。去餐馆，自然餐餐都是大鱼大肉。对我这个正宗的假洋鬼子而言，最可怕的就是菜太油腻。鱼肉泡在油里不算，连蔬菜夹起来都掉油。虽然打包文化已经被国人普遍接受，但餐桌上仍剩下不少。在最后扬厂长请客的那一顿，（他们厂过去曾穷得发不出工资）我多了句嘴∶“如果现在的有钱人在饭桌上少浪费点油水，祖国的经济应该还要好一些。”
“有钱人？”扬厂长自嘲地笑笑∶“穷人才在这里吃馆子。有钱人早到乡下吃农民饭菜品山中野味去了。”
“现在还吃什么饭，连‘请玩（按摩洗澡）’、‘钓鱼’都快过时了。现在的时尚是打高尔夫球了。”我那3亲戚说。做记者的，说的应该接近事实吧。
对了，还是应该交代一下我这次突然回国的理由。那理由便是我那年迈的母亲情况不佳，是该为她老人家准备后事的时候了。说起老人家的后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她老人家辛劳一辈子，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债务，所以没有什么麻烦，有的只是她一直用她微薄的离休金支助读书的那几个贫穷孩子。我立刻表示愿意继承母亲的那份“多事”。
千万不要以为九哥是位慈善家，因为我不是。我只是因为经常从海外的媒体听到国内城市贫民的孩子读不起书的故事。（听说国家已经决定在乡下实行9年义务教育。这是一大好事。）加之多年来我老也忘不了在我年少饿肚子的时候，要不是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肚皮压得更贴近背脊梁，挤出20块钱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把小提琴，就绝对不会有我九某人的今天。如今，既然三、五百块钱就可供祖国的一位贫困小学生读一个学期的书，我何不在日本少泡几次温泉，回祖国少“洗”几次“脚”少“休”几次“闲”，或者少买几件玩具给自己的孩子们，试试看自己的这点剩余爱心是不是真的能改变几个孩子的命运？
既然我不是慈善家，支助就会有选择。我想支助什么样的孩子呢？首先应该是些不甘贫困求上进的、其次是真正想读书又确实交不起学费的，还希望那是些比较聪明会读书的，如果再能长得漂亮机灵一点的就更好。
我并不是想再搞一个什么“九哥显微希望工程”，因此决不敢给祖国的政府添麻烦，所以想直接联系被支助的孩子们。我也不会把现金直接交到孩子的手里，（我还怕他她拿出玩电游或者被他她的父母抢去买酒喝或搓麻将呢！）我想委托我信得过的人拿着我的钱带着这些孩子去学校帮他她们交学费。
为此，我拜访了我堂爷爷开办的长沙市楚怡小学。与校长一见面，本以为立刻会有个把连队供我选助，却想不到校长说学校的确有很困难的学生，但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的毕竟不多；再说，对于特别困难的同学，学校以及各级政府还有其他慈善机构都在不断给予一些帮助。总之，一个小时谈下来，校方只答应与班主任老师联系，为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后再说，而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立刻需要帮助的同学。具体的事情那天只做了一件，那就是我自愿为堂爷爷的铜像捐了10000块钱，以迎接该校的百年校庆。
我不信找不到需要支助的小学生，便走访了一些过去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其中有几个还是在我印象中比较困难的同志。但一进屋，都住得不错。听了我“助学育才”的想法，都表示赞同，有的说也要支助一两个，有的说愿意帮忙做义工。最后干脆约好大家一起来开了个会。结果也是说好大家去找，而没有任何具体结果。散会前，有一位老兄说∶“说句老实话，如今只要不是丧失了劳动力，就是上街擦皮鞋也能挣钱生活。城市贫民中有些人就是懒，除了喝酒打麻将就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脏活累活不原做都给农民工包了去；也有的是因为还没有从大锅饭的梦境中苏醒，拿着那几个可怜的工资天天喝稀饭等着政府来救济……”
不管那位老兄说的有多少是事实，但在我所熟悉的范围内，城市贫民的孩子穷得读不起书好像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看着城市里一座座新高建筑，一条条新宽马路，马路上跑的新宝马奔驰，餐馆里前出后进的人群，娱乐场所不断上涨的营业额，女人们不断更新的化妆品，男人们不断更新的大哥大，孩子们不断更新的游戏机，这一切一切……总而言之，祖国看似并非太糟
经过我在祖国十来天极其片面的了解和肤浅的感受，我在想∶是不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开始在生效，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富起来呢？
希望是那样！
成丹 九哥
于日本名古屋提琴店
http://www.danielviolins.com/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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