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世博会，国家形象，和民族形式 (上)
前一段时间大家在这里议论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构思问题。我来凑个热闹，借题发挥，聊聊古建，世博会历史逸闻，和国家形象。
先说说斗拱和中国传统木构架。中国传统木构架分大木作和小木作，老百姓住房的小木作没有斗拱，官式建筑的大木作才有。大木作可以看成由柱网，斗拱层，和屋架三部分组成，斗拱是中间的一部分，位于柱网之上，屋架之下，宋《营造法式》中称为铺作，清工部《工程做法》中称斗科，通称为斗拱。顾名思义，斗拱主要由两种零件组成，斗是斗形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这样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斗拱最初孤立地置于柱上或挑梁外端，分别起传递梁的荷载于柱身和支承屋檐重量以增加出檐深度的作用，同时还有保持木构架整体性的功能
传统大木作构造和斗拱分解。
斗拱
大同善化寺辽代建筑的斗拱。非常清楚的设计。
藏族建筑斗拱。
日本岛根县·日御碕神社。中国大木作是个复杂的工程体系，传到外族去，在古代，想要改造，增减一二，没有几百年逆向工程的实践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上士大夫阶层是不屑与工匠阶层为伍的。斗拱上得殿堂还得是民国以后1920，30年代海归们回国办起中国第一批建筑学院后。他们以西方市民社会中建筑师的社会地位自许，拉平了‘海归工匠’与中国社会文人的地位。再反过来以传统文人的的意味来把玩国故。斗拱那种方圆相济，遒劲内敛的造型就被他们从大木作中孤立出来成了既有时代感，又有历史感的审美对象。这种审美感如此持久，以至中国建筑学会至今仍以斗拱为会徽。
孤立出来的斗拱成为学者把玩的案头摆设，右下角为中国建筑学会会徽。
中国馆是不是形自斗拱?我以为尽管上大下小的斗拱在中国建筑师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可这只是潜意识而已，设计人和团队都未提及斗拱是灵感源泉，现在这个造型也是在努力与斗拱划清界限，而希望形成更单纯的形式。所以我认为这个造型无论初衷如何，后来并不是以形似斗拱为设计方向的。
中国馆
再一个问题是中国馆的木构架造型是不是源自古建?是不是抄袭安藤忠雄的南岳山光明寺(2001)和1992年塞维利亚万国博览会日本馆?
这个问题得退一步看。把木头搭成井字形叠架，做成房屋外墙，各种文明的古建筑体系似乎都有例子，但都不是主流。中国民居有井干式，北欧，俄罗斯，美国都有井字圆木构成外墙的住宅传统。但这都是叠木为墙，叠木为梁虽然有，但都是叠梁层层缩小以建坡屋顶。层层出挑就算有，也应当极为罕见。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因为太浪费，这样盖房子，一个中等的殿堂，非大批巨木盖不成。二是这样叠出的屋顶是平的，古代没有有效的防水材料做平屋顶。如果在上面再加一层坡屋架，那这房子自己就先压塌了。所以南岳山光明寺和中国馆这样的木构架造型不是源自古建通例。
安藤忠雄的南岳山光明寺(2001)新建部分。
南岳山光明寺木构架。
安藤忠雄1992年塞维利亚万国博览会日本馆。
安藤忠雄的南岳山光明寺和塞维利亚万国博览会日本馆的手法虽于古建中无例，在日本现代建筑中却有迹可寻。丹下健三1958年设计的香川县厅舍当年就曾经以现代混凝土表现传统木构架精神名重一时。后来以现代设计手法重新诠解木结构传统的尝试就没有断过。安藤的构架并非完全天外神来之笔，前有往者，后有继承。况且叠木自身七分是构造，而构造在建筑中是不忌讳抄袭的。比如古罗马人发明了拱券技术，无论凯旋门，斗兽场，还是输水道，和大浴场都是拱券，不是设计工匠没创意，而是基本的工程构造就没别的招儿。
丹下健三1958年设计的香川县厅舍。
除了构造不算抄，设计概念也不怕抄。例如纽约建筑师彼得。埃森曼1992年设计柏林 Max Reinhardt Haus工程，第一次尝试让摩天楼调头折回地面的构思，工程没有实施。概念传到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北京央视大楼得以实现，然而央视大楼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的意义已完全不同，俨然自成气象。没人会认为它是抄袭的作品。由此推论，就算中国馆从安藤设计中汲取了灵感，然而工程尺度，构造，构图都相当不同。追究是否抄袭并非评论的要害。
左为彼得。埃森曼1992年设计柏林 Max Reinhardt Haus，右为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北京央视大楼。
不是斗拱，不算抄袭，中国馆是否就是个好设计了呢?正如没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不能保证就是好文章，上小学时语文老师就说，文章的关键是立意，我们后面慢慢分解。何况这篇文章的语法还真值得商榷。
建筑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决定一个建筑成败的因素很多，而且多是非建筑的因素。这种情况到纪念性建筑尤甚。世博会建筑是建筑类型中的一个另类，一方面它要承载国家形象的沉重道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临时性建筑，又伟大又好玩，又沉重又轻巧，所以建筑师都跃跃欲试。很多上海世博会参观者抱怨一些馆空空如也。岂不知这也是世博会建筑的一个特点，即展馆自身为唯一展品。192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的德国馆是后来被尊为现代主义大师的德国建筑师密斯.凡德罗的早期杰作。当时德国仍在挣扎着从一战失败中爬起来，执政的魏玛共和国无心树立什么大国形象，世博会经费一拖再拖，甚至考虑过不参加。因为无国家形象的重负，无参展实物，设计倒放开了手脚。密斯当时深受De Stijl (1920-30年代荷兰一艺术杂志及艺术流派，主要实践在绘画，图案设计，建筑，和家具设计。可称为风格学派)影响，他索性打破方盒子，让墙相互脱开，错动。屋顶也漂浮起来。整个空间流动串连，墙，地板，屋顶都是极单纯的材料，和几何形体。简约的节点构造彰显德国工艺的精美。此馆一鸣惊人，开百代之风气，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里程碑。过了60年，人们觉得总从几张黑白照片索骥实在不过瘾，索性在巴塞罗那原址复建了德国馆。此时距密斯逝去已二十多年了。
192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
1986年复建的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
192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室内。
1986年复建的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室内。
右为密斯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设计平面图，左为De Stijl 画家，建筑师Theo van Doesburg的画。
但是世博会国家馆大多时候还是被要求表现国家形象的。别看现在上海世博会上西方国家馆一个个斯文秀丽，当年他们也曾张狂过。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德国和苏联两馆在塞纳河北岸相对而立，剑拔弩张，表达了两大强权的崛起，也预言了以后的血腥抗争，在世博会历史上非常经典。当时德国馆的设计人是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阿伯特。斯庇尔( Albert Speer)。德国馆的设计一脉相承普鲁士古典主义大师辛克尔的理性主义词汇，但冷峻中又加上一股子傲气，直拔云霄。而苏联馆由建筑师 Boris Iofan设计。 Boris Iofan 曾在1932年苏维埃宫的设计竞赛中获得头奖，是当时苏联风头正健的建筑师。苏联馆的设计是比较Art Deco的风格，造型充满动感，如同飞奔的列车，一往无前的气势。加上顶上25米高的年轻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雕塑的形象，更加强了扑向德国馆的动势。当斯庇尔到德国馆视察工地时，望见对面苏联馆，沉思良久，决定拔高德国馆的体量，并在上面加了纳粹的老鹰徽章，恶狠狠的俯视高举镰刀锤子冲来的工农。两个馆的设计都赢得了是次世博会的建筑金奖。
1937年巴黎世博会会场，左面为德国馆，右面为苏联馆。
苏联馆。
德国馆
斯庇尔到德国馆视察工地时，望见对面苏联馆，沉思良久，知遇劲敌。
当年苏联馆的这张照片是摄影史上的名作。
巴黎世博会后建筑都拆了，阿伯特。斯庇尔后来设计了一系列纳粹德国的纪念性建筑，巴黎世博会前他就设计过Leni Riefenstahl著名影片‘意志的胜利’的背景建筑，可容纳34万人的纽伦堡纳粹党会场，堪称著名的纳粹美学的创始人之一。世博会后他又设计了帝国元首府，做了大柏林改建计划。斯庇尔不但是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还是能力超群绝伦的组织者。1938年他设计并组织施工的帝国元首府，历时仅九个月，在原办公楼照常工作运转的条件下，完成新建134米长的雄伟大理石建筑。他后来在战时转行负责组织德国的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卓有成效，使德国1943年在盟军猛烈轰炸下，依然实现了坦克产量翻番。这也导致他成为纽伦堡法庭受审的战犯之一。他的儿子子承父业，至今仍是一家很大的德国建筑师事务所的老板。该事务所据说还参与了北京奥运会馆区的总图设计。前年一家杂志采访他时问起对希特勒的印象。战前希特勒与斯庇尔和其他几个家庭过从甚密，经常一同郊游。此子说‘印象中他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
阿伯特。斯庇尔1946年在军事法庭。
阿伯特。斯庇尔和他的唯一客户。
阿伯特。斯庇尔设计的纽伦堡纳粹党会场。
纽伦堡纳粹党会场在影片‘意志的胜利’中。阿伯特。斯庇尔用130盏探照灯构成‘光的大教堂’，容纳34 万人。比老谋子的场面刺激多了。
阿伯特。斯庇尔设计的大柏林改建计划。
柏林1945，一切灰飞烟灭。
苏联馆的雕塑巴黎世博会后运回了莫斯科，并为它的设计人薇拉( Vera Mukhina)赢得了斯大林奖章。2003年俄罗斯申办2010世博会，人们又重新修复它，把它安放在莫斯科。世博会花落上海了。可是这座薇拉当年从巴黎凯旋门浮雕得到灵感创造的雕塑自1947年被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用作片头标志后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见证了二战的惨烈，胜利的荣耀，冷战的骄傲，和国家四分五裂的失落。其历史意义的积淀不是上海任一座雕塑可比较的。
Boris Iofan1932年设计的苏维埃宫。
修复中的工农雕像。
一只大脚，踢翻一切帝国主义。
芦笛老兄估计比较认可这张。
吊装中。
重新矗立莫斯科街头。
帖子下一半还没写好。想评评中国馆的设计造型，民族形式，和相关的艺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