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Hai

这一天一位同事拉着我看网上的一张图。那是世界地图，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上面画了 一个圈，下面文字写道“世界人口，住在这个圈里面的比圈外面的多” “is that amazing?”同事惊叹道。那图上还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更何况圈内大部分面积是海洋”。

世界人口图, 世界人口最多的13个国家，7个半在这个圈子里。读者跟着的评论就更快乐了“懂了， 现今世界人口大多住在水下城市”， “99%的熊猫也住在这个圈子里” 。。。

受到启发，我也作惊人语，告诉那位同事，不止今天，大概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中国的考古这些年遗址发掘的结果显示即使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原一带的人口已相当稠密，在陕西渭水流域，当时村落的密度与今天不相上下。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人口历史估计，6，000 年前的世界人口大约不到1，000万。 当时中国除了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还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 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等。人口之众，出乎想像。也令人失望， 那种旷古蛮荒， 万里独行的想像看来脱离现实久矣。 再如3，000年前，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世界人口历史估计为5，000万。当时中国是处于一种“天下万邦”的状态。 所谓邦国，是人口数千到数万的部落群，有领袖，有血缘关系，有数十大家族为基本结构组织。 《淮南子。修物训》说“（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 至于（商）汤而三千余国”。 史学者多认为不可信。史学者认为可信的数据来自《逸周书。世俘》，因为这是西周原始文献。《世俘》记载武王伐商的战争（公元前1046年 ）“凡憝(灭)国九十有九；…凡服(投降)国六百五十有二”。加上周武王一边的数百邦国，中原一代的邦国有一千多，人口应当在一千万上下，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如果讨论历史如何血腥，那么《逸周书。世俘》里的记载武王伐商的战争是“馘磿（斩首）亿（十万）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这还是号称尊崇王道的周武王。如果加上自己方面的伤亡，四十多天的讨伐殷商战争，战死的人就有二，三十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

小时候一位同学的父亲是历史系的老师。他给我们讲过一些埃及学和亚叙学的故事，听得晚上都睡不着觉，觉得考古学和史学是极伟大的学问。后来老师去了干校，他家里两架子的书，让我们囫囵吞枣，附庸风雅地读了若干遍。 从苏联版的四大卷世界通史到单本的罗马史和希腊史。从伯罗奔尼撒战史，到布匿战争史。读到的皮毛日后渐渐忘了，可是种下的兴趣种子总也没有枯萎;以后顺着对城市起源的题目。就城市的大小，建造年代，有没有城墙，城里的建筑等等比较华夏和其他文明的异同成了很娱乐的事。城市是人类生活的容器，所以对之最完整的解释还是来自考古和人类史学。

中国传统的史学在二十世纪初受到来自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算是其一。传到中国后，反对的人就说这是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国情不符。拥护的人说这是科学，就象物理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史学理论是中国传统史学闻所未闻的开天辟地之说，它部分源于摩根的《古代社会》，原始社会部分对美洲易洛魁人研究，奴隶社会以后以欧洲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为主。这其中的原始共产主义似乎与中国的三皇五帝传说相近，封建社会中国也很典型，资本主义，科学共产主义，不知祸福，反正中国都没发展出来，无从考证。唯独这个奴隶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大相径庭，连郭沫若在写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中国历史后都觉得自己过于教条主义了，这些年来，古代史，人类学学者比较公认的中西不同有很多，比如，

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奴隶数量很少，而且是非生产人员。他们一般是充作贵族的仆役。中文里“臣”，“妾”最初就是男女奴隶的称谓 。从事农，牧，手工业生产的是与贵族同一血缘的一般族众。而希腊罗马社会中外族血缘的奴隶占人口很大比例，是生产的主要力量，本族族众是战争的主力。
二． “公共权利”- 希腊城邦内部有所谓军事民主制，其主要内容为军事首长，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 有重要事情，贵族议事会召开人民大会，所有男人举手表决。这在联合本族，制止奴隶造反上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奴隶少，被奴役的主要是本族民众。类似的决策权利就没必要了。 当周武王的军队临近时，那六百五十二个邦国是如何决定投降的？那九十九个邦国是如何决定死战的？诗经上说“王兴于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是一切听王指挥。反对意见如何表达呢？不得而知。大概只好如牧野之战的殷商军队那样临阵倒戈吧。（从这里看，希腊的“民主”和中国的“大同”是整个的南辕北辙。民主的目的就是维持“不同”。而国人的自相刻薄也是古风）。
三． 在古希腊罗马，个人，小家庭的私有制远比中国古代发达。为维护私有制，国家形成的标志就是完成从“血缘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化。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就与中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以这个标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20 世纪前都称不上国家，岂不是谬误。
四． 考古学界对人类早期的国家形态有城邦国家，区域国家的划分。中国，埃及都是区域国家，那里个人从属于家族，家族从属于邦国，邦国听命于天子。中国夏商周 三代基本如此。希腊是城邦国家，各城邦有大的多的独立性。城邦加入退出城邦联盟有一定自由。区域国家地大城（占比例）小，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状。城邦国家地小城（占比例）大，社会结构是棋盘格状。
五． 战争目的在希腊主要是为了争夺财富，奴隶。战争掠夺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是另一类生产手段，也是经常化的行为。 在中国战争是为“争为王”，在春秋以前是不常有的，有夏一代，四百多年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
六． 希腊的城邦领袖多是战争“英雄”，个人能征惯战。中国的英雄“。。。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都是累死的。

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另一个效应是对传统中国史学的否定。二十世纪初中国有古史辩运动，1922年，在胡适支持下，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把《诗》，《书》和《论语》中所载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传说记载）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有的。越是起的后，越是排在前面，等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因此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依着这个理论，中国上古史基本是传说，没有事实。一时间，从三皇五帝到夏商西周，俱在证据不足之列，中华历史缩短了一千多年。

同样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现代考古工作也在西方影响下开始了。人们开始用考古来佐证史学研究。在西方，法国十八世纪的天才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2/23—1832/3/4）对失传一千多年的古埃及文字的破解曾是小时最向往的故事之一。后来才知道我们中国的王国维也是这样的人物。他的名声由《人间词话》这样的文学评论而著，但这位一百年前的海归在考古学上的成就更是伟大。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和罗振玉避地日本京都，致力于古史研究。罗振玉收藏甲骨数万片，王国维得以时时揣摩。1916年回国后，写成了著名的《殷卜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以甲骨文的記载以證古史，用古文字與古器物來考證古代史，用这种「二重證據法」,他从甲骨文中考定了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王国维，清华研究院 - 1925

历史上最早的疑古派大概就是司马迁，他位于可以接触商周战国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国家史官的位置，对于原始材料的可信性进行了大量的甄别，非绝对可信不用。 后人经常感叹许多原始资料由此没能传下来。但《史记》的信史地位也由此确立。两千年来华夏历代的学者把对《史记》的研究发展成足可称之为史记学的大学问。王国维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 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了对照，结果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裁，除在个别地方与卜辞记载有出入外，基本上是可信的，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例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为“振”的先公，依照甲骨文资料应当改为“王亥”。又如，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 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王国维 根据甲骨文资料予以改正。再如，根据甲骨文资料，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类似的还有《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均被王国维一一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甲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础。

祭祀刻辞龟甲(右)
商王武丁时期 长15.6厘米，宽9.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具商代龟腹甲，是当时的占卜工具，其上所刻内容涉及对商先公上甲的祭祀。上甲，名微，是王亥之子，曾为父报仇，杀有易氏，是颇有作为的商先公之一。
对于上述卜辞中涉及的商先公上甲及其父王亥，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王亥，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作“王亥”，《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亥”在《史记•殷本纪》中作“振”，《世本》中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中作“垓”，《吕氏春秋•勿躬篇》作“冰”，《世本•作篇》作“胲”。其中，亥为正字，核、垓均为其通假字，振当为核或垓之讹变。上甲即微，亦即《国语•鲁语》中“上甲微”。这些论证均为真知灼见。

王国维深知 借甲骨文这一时光机器所发现的伟大，当《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稿初成之后，即寄给罗振玉。罗读罢，神情为之大振，惊为旷世之作。他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写道：“昨日下午邮局送到大稿，灯下读一过，欣快无似。弟自去冬病胃，闷损已数月，披览来编，积疴若失。忆自卜辞初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因知继我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郭沫若对此的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抉发了三千年来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著名甲骨学者董作宾在其所著《甲骨学五十年》中所言：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上，能够把王亥二字看做一个人名，把孙诒让认为立字者，断定为王字，这已是不容易了。王氏更把《殷本纪》讹为振字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惊奇…这算是王国维氏在甲骨学研究的征途中，最为惊人的表现…可见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的，并不是绝无根据，这足以唤醒一般极端疑古人士好以神话解说古史者的迷梦了”。由此王国维跨越百代华夏最优秀的学者，直接坐到司马迁的书案前，考证商榷，无可辩驳的厘清古史。人的一生，有这样光耀千古的一刻，足以超越自身生命。而他后来与商博良一样英年早逝，不假天年，难道真是冥冥中某种力量对人类智力的管控抑制？

华夏文明的历史由此又证据确凿的推回到了夏商。然而二十世纪疑古派也不是一无是处。顾颉刚后来提出推翻信史必须具备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些都是开放，有见地，而且意义深远的提法。一再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也一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当然这些观念放在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日本学者的中华文明外来理论的背景下就更好理解了。

中华文明外来说 ，如果不算早期传教士附会圣经的编造，始作俑者当推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 died 1894/10/11)）。在他1894年发表的论文《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0（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中，拉克伯里通过比较古代中国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的近百种相似之处。包括汉字与Akkadian文字(Akkadian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字，后来亚述文和巴比伦文的源头)的同源性，中国和巴比伦相似的六十年循环纪年法等等，提出假说，称黄帝是约公元前2282年左右率领部众迁至中国的一位巴克族（ Bak - 古闪米特人一支）首领，巴比伦典籍中称其为奈亨台（Nakunte），而中国人之自称“百姓”实源自“巴克人”自称。他坚称这次史诗性的民族迁移在华夏文明的深层记忆中持久存在，《山海经》《庄子》《淮南子》《竹书记年》都有痕迹。中国人持久的西王母传说也是 对美索不达米亚故国的记忆。 1900年，日本人Shirakawa Jiro, 和Kokubu Kaneroni 在其所著《支那文明史》中进一步阐发， 考证中国神话人物与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人物的一一对应。 推论仓颉是乌尔第三王朝 国王舒尔吉（Shulgi，在位48年，2029 BC–1982 BC），神农是Akkad的国王Sargon （在位2270 to 2215 BC）。

Akkadian文字，可与中文有几分相似。

舒尔吉的父亲，乌尔第三王朝国王Ur-Nammu

左边是4000年前的Sargon青铜塑像，右边是现在中国的神农塑像。是一个人吗？

当时这种理论产生的一个背景是欧洲考古学已经对欧洲大陆，环地中海，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广泛的发掘调查，证实一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后人类活动在所有这些地区，建立新石器文化。而中国虽然公元前1500-1000年的商代以高度青铜文明著称，但再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付之阙如，让人怀疑华夏文明的本土性。加之当时正值亚述学的鼎盛时期，所以言必称美索不达米亚。这种看法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结束了。那是第一次在东亚大陆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以这个文化就称为仰韶文化。安特生也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创始人（真应该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西至甘、青的广大地区发现了一千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时间跨越公元前5000-3000年。由于仰韶文化分布的广度和密度，也由于其后在同一地区及其更东面的黄河中下游有继承关系的龙山文化(2800-2000BC)在晚期实际上是夏代，所以人们对仰韶文化有一种华夏文明嫡派正宗源头的认同。

仰韶文化遗址分布。

在1920 年代，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比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东地中海地区在种类，精度上都有相当差距，发展时间也较晚。要知道石制工具对后来的紫铜，青铜，铁器工具是工具母机的性质，应当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因为如此，当安特生面对仰韶文化简单的石器，却拥有高度工艺水平的陶器和极为成熟自信的彩陶图案设计，他就惊呆了。随后的几年他又陆续考古调查和试掘了甘肃，青海的齐家窑、马厂、辛店、寺洼、沙井等一系列古文化遗址，使他认为越是西面的遗址，年代越早，图案与中亚的越接近 ，于是他在1925年发表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之中，认为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中亚。这是最后一次著名的文明西来说，但很快被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先生通过严格的考古学理论证实了安特生分期的错误，并同时提出了科学的分期法。这次文明西来说的根据也就消失了。

安特生在甘肃，青海的考古调查地点。

左边是公元前4000年巴比伦陶器，右边是公元前2000年西亚的陶器。

马家窑文化陶器，公元前3500年。现在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部分。

篇幅长就不好读了，建筑和城市的中西比较，西方人类史学的“酋邦”理论，“海未归”的哈佛人类史学教授张光直等等就放到下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