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从来惯胡解

黎文生驳刘清平文《博导也胡解儒学》，有理有力，唯标题不好。五四特别是文革以来，学者、名家、教授、博导胡解儒学，早已普而遍之、习以为常，不胡解的少之又少，能正解有真解的，简直屈指可数。

学绝道丧的现状，相当程度上乃拜此辈所赐。且不说马列派、自由派、猫派知识分子，便是冠以儒家的学者名家教授博导们，又有几个是真儒者？多数连作儒家学者都不够格。当年与前辈友人京门宴聚，说起利用而又奴视儒家的状况，友人冷笑：也要有儒可尊呀。

当然，友人将儒学与儒人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尊儒，首先要尊重儒学的文明性、普适性和真理性，至于具体的儒者真不真、大不大、值不值得“法外”尊重（在法律的意义上，人人平等，都应尊重），因人而异。

真儒的养成有一个过程。儒家刚刚历劫新生，门内投机者、假冒伪劣小者众，是正常现象，也是暂时的。随着儒家振兴的加速，真儒名儒大儒会乘运而来，假冒伪劣小者会被淘汰，也不排除有些人在儒学的熏陶下转伪为真、转劣为优、转小为大的可能。2009-7-22东海老人

附黎文生：博导也胡解儒学
近来看了一篇刘清平教授（哲学博导）的文章《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发现博导也如此胡解儒学，颇让人感叹。
其实“儒学伦理”与社会公德不仅不矛盾，而且非常圆融实在。儒家确实很强调血亲情理，有子感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孟子》中“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等等，都认为人之育德应该从“事亲”、“爱亲”开始。扩将开来，儒家“明确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儒家血亲情理和“公德规范”一体同仁，十分符合人情事理，哪有什么深度悖论？刘清平教授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显然，根据这些命题，在道德生活中，只有事亲尊亲的血亲私德才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之下，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只是处于派生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在道德规范体系中享有‘为大’的终极意义。”这反映了刘教授不懂儒学的根本——仁，也不懂公与私一体圆融的智慧。简言之，事亲尊亲及“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都是仁的体现，但爱有差等，事有先后，而无局限，这正是“义”之所在。连血亲都不爱，奢谈爱人，不亦伪乎？但不是血亲至上，不是违背公义以事亲。血亲违仁悖义，不从并力争使其合乎仁义才是真正的尊亲，才符合“仁”这一至高无上的原则，但不能取消亲情而积极的公开批亲灭亲，如果那样做，是极端不仁。在极端情况下如父亲犯罪时，舜如果选择不违公义而兼顾亲情的“窃负而逃”行为，是最好的两全办法，正体现了儒家在处理极端问题时的智慧。亲人犯罪，自己亲手灭亲，难道靠这样的风气能够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德？
刘清平教授误解儒典的地方很多，如“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刘解为“他（孔子）在这里却明确主张：哪怕‘父之道’是违背仁义的‘非道’，人们也应该出于孝子之心，在三年内无条件地坚守‘父之道’”。这实在不应该是一个教授应该说的话。按照刘的理解，明仁宗在其父没后不足一年，就改了朱棣迫害建文帝部下的“道”，明仁宗这个“仁”字岂不是因此要被儒家取消了？
刘教授还说：
最后，孟子指出：“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本来，就在这一命题之前，孟子还积极肯定了“仁者无不爱也”的社会公德；但为了突显事亲从兄的至上地位，他却立即补充说“急亲贤之为务”，明确主张“遍爱人”的社会公德并不具有高于“急亲贤”的团体私德的优先权。结果，在孟子看来，就连尧舜这样的圣人，也完全有理由为了“急亲贤”而牺牲“遍爱人”，即依据“事亲为大”的儒家精神“舍仁以取孝”。
居然读出急亲贤会牺牲遍爱人的意思来，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了。
刘的文章附后，不一一辩驳了。刘清平教授是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但这样乱解儒学，即使真心要建设“后儒学”，也只怕根基不固，效果不好。
另有一点感叹，刘清平教授对儒学是误解，毕竟“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值得一定程度的尊重。想起一些专家教授“公然”提倡拍马学、厚黑学，说什么“三十岁后不要只讲是非，更要讲利益”等等而“大受欢迎”，简直让人晕死了！
黎文生2009-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