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老人：暴戾小说

义气堪除暴，仁风可致和
一
到处弥漫着、蒸腾着、郁勃着、交织着暴戾之气。

农民市民弱势群体暴戾，商界政界强势集团更暴戾；学痞文痞御用文奴暴戾，民主自由阵营也暴戾；没礼貌没教养、言辞粗俗野蛮的人暴戾，有礼貌有教养、言辞温柔敦厚的人尤暴戾；没有宗教信仰、没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暴戾，有宗教信仰、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特暴戾…

欺人者与被欺者、骑人者与被骑者，迫害者与反抗者，都是吃狼奶长大的，都成了暴戾之狼，东海也不例外。出身底层、浪迹江湖，少年时也是很沾染了些野莽之风暴戾之气的。总算受过传统熏陶，有其气而没成“行”，没有犯下什么罪恶。在网上亦时有“语言暴力”，后来皈儒，逐步自我修改除暴致和，回首当年，常感自惭。

比起言辞暴戾，行为上的暴戾是更可怕更可恶的，而用“文明”包装起来的暴戾野蛮，尤为可恶。比如，客客气气地造谣撒谎、文质彬彬地坑蒙拐骗、以上帝的名义排斥异己、以自由的面目争名夺利等等。为一般暴戾之徒所伤，多少还有伸冤之望，被民主自由上帝博爱等名义所伤，被冠冕堂皇的伪君子真暴徒所害，连叫屈的地方都没有。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本着治病救人意愿和舍己利他精神，某些针对暴戾行为包括恶行和罪行的 “言辞粗暴”，不属于暴戾范畴。相反，那正是仁心义气和内在文明的特殊表现。如孔孟之骂，如历代仁人志士为暴政恶徒的抨击诅咒，骂专制特权为流氓强盗，真言直语，狮吼棒喝，非“暴戾”也，大仁爱也。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还有，儒家反对暴戾，强调制怒、不迁怒，但不是绝对不怒。何晏注论语说圣人无喜怒哀乐，是错的，将道家与儒家弄混了。孔孟和历代大儒都是至性至情、敢言敢怒之人。不同在于，常人喜怒哀乐出于私心，故不正不善，圣人则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谓之和”。圣人之怒不违中和之道，正义之怒并非暴戾之气。

二
利己主义哲学最容易引发暴戾之气。

杨朱的利己主义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但也不会、不许损人。但在事实上这个界域很难守住。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杨朱的利己主义只有理论价值而缺乏实践意义。

极端唯我，自我中心，专门利己，心目中没有他人，毫不顾及他人，在社会交往中，必然有意无意地给他人造成损害（另复须知，包括信仰和道德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会被利己主义者利用来作为利己的工具。）。易言之，利己不是恶，但如果成了主义、走向极端而没有利他精神的制约，利己很容易滑向损人。

在法律比较健全、制度比较文明的国度，利己主义弊少利多，于经济、科学之发展和物质之文明不无推动作用，但在转型期的社会，其危害性就大了。利己主义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专制主义等都只隔了一层薄纸，专制主义属于政治利己主义，即利己主义在政治上的极端表现，其余黑恶势力则是利己主义在社会层面的恶牲发作。政治上的专制暴戾，最容易诱发个人暴戾、社会暴戾乃至家庭暴戾，十年浩劫，殷鉴不远。

利己主义者不仅一切行为从自利出发，其对一切人和事的观察和分析也多从利益层面和恶的一面着眼，总是充满恶意猜疑，贼眼看人，任何好人好事，都会被他们从中“找”出“恶”来。（这类人可怜、可鄙又可厌，与之打交道会非常累，根本无法正常勾通达成良性默契，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得远些再远些，纵发慈悲帮助他们，也要保持距离，且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佳。）

不少人包括一些名家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性质大不同。两者都注重“个人”利益，但个人主义的“个人”指的是社会每一个人，个人主义不乏利他精神，利己主义则只有自己、只顾自己。

一个群体中，奉行利己主义哲学者多了，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者多了，必然充满暴戾之气，充满内部争斗和斗争。这种群体，不论打着什么招牌、从事什么事业，都很难成什么气候。

三
暴戾之气伤己。医学证明各种负面情绪及意念都是健康的毒药，这还是表层的自伤，佛教认为恶意恶念即造恶业，那才是深层的自伤自误。至于暴戾之言、暴戾之行造业更大，伤已复伤人，严重者还会犯法犯罪。害人必害己，因果有报应，自他非截然，良知原一体。智者不可不知，仁者不可不慎。

暴戾之气显化为暴戾之行、恶习恶性恶意恶念显化为恶言恶语恶行罪行，很容易。良法良制可以限制恶行罪行，但对于恶习恶性恶意恶念乃至某些恶言恶语，法律制度就无能为力了，那是文化和道德管辖的范围。

暴戾作为一种人文病毒，源于更深刻的人性病毒：贪嗔痴为三毒。瞋直接导致戾气暴行，贪痴导致利己主义、引发暴戾之气。三毒相辅相成，一而三，三而一，皆无明所致。所以对于暴戾，只有直指心性的文化和道德才能“治根”。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有优势，儒家的仁义、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清虚，都是直指本心的，都是除暴戾致和谐的妙药。

儒家尤为标本兼治、内外兼顾、身心兼修的无上大药。如孝道、恕道、王道、中庸之道、诚信原则、节欲思想、和谐思想、人道主义思想等等，都非常对症。好借仁风驱暴戾，须凭义气致和谐，此之谓也。

四
儒家最能对治和消化个人家庭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暴戾之气。然须说明一下，秦汉之后专制主义不断强化，对儒家的扭曲利用和负面影响不断加大，历代儒家群体对儒家经典和孔孟之道不同程度地有所选择、有所偏离甚至有所违背。有学者指出“秦汉之后，儒者解经多暴戾之气。”并举例说明：

［《春秋公羊传》隐八年三月有云：“郑伯使宛来归陃。”陃为郑汤沐之邑，郑以之予鲁，固非礼也。何休解之曰：“归陃书者，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叛当诛也。”《论语》之“八佾”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朱熹集注引范氏曰：“孔子为政，先正礼乐，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又引谢氏曰：“季氏忍此，则虽弑父于君，亦何所惮而不为乎？”

经书或无“当诛”之言，圣人或无“不容诛”之心，而注者以必诛之罪阐发之，此经书注解中俯拾皆是者也。圣人之言，唯多“吾不知其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不与语矣”诸语，何尝有逾礼必杀之言？盖秦汉之后，士大夫多暴戾之气，卫捍名教之心拳拳，护维三纲之情切切，故于逾君臣礼者，多以为犯必诛之罪，此与圣人之意远矣。读者能不慎乎！”］

“后儒解经有暴戾之气”，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无奈，却值得当代儒家及政治家警惕。

五
儒家学说以道制势，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及具体的人物人群身上，也往往会“为势所制”、“道屈于势”，这是发生在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现象。之所以“秦汉之后，士大夫多暴戾之气，卫捍名教之心拳拳，护维三纲之情切切，故于逾君臣礼者，多以为犯必诛之罪，此与圣人之意远矣。”根本原因，就是儒家“为势所制”、被政治权力“反作用”了。

好在后儒解经虽不无暴戾之气，非常轻微，儒家源头清根子正，无论怎么被“反作用”，被沾染了暴戾之气，都有限，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原则上的真理性、文明性和先进性，更正亦不难。换了别的学说，比如法家马家乃至基家（基督教），早就一发不可收拾矣。法家姑不论，马家基家殷鉴不远，中外历史当代史的事实昭彰着呢。

对于法、马、基诸家而言，暴戾之气不是外来、不是后起、不是被沾染的，而是深藏在它们的经典、教义及原则性思想之中，是一种先天性的存在。略有法马基诸家常识、读过它们的经典者，当知东海所言不诬。制度的文明进步可以克制法马基诸家的暴戾之气，不让转化为恶言恶行和罪行，但无法根除之。

儒家不妨“原教旨”，甚至孔孟之道“原教旨”比后来的儒家更宽容、开明和广大，而马家基家就不能原教旨，要坚持或信仰，就必须搞修正主义，道理就在这里。但修正主义治标不治本，亦无法根除其暴戾之气。只要它们的经典、教义及原则性思想没有得到更正，只有外在条件合适，其暴戾之气仍然发作出来。
东海老人2009-9-6首发《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