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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将担负更多减排责任
2007年12月17日10:48
上周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近190个国家签署了新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抗这一全球性威胁中担负起新的责任铺平了道路，这是与《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重要不同。
经过数天紧张会谈后达成的新协议号召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来减轻气候变化。这样的条款暗示出像中国这样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发展中国家将因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而面临更多的减排责任和压力。
但是在为期12天的联合国大会结束前最后一刻艰难达成的协议未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
77 国集团(Group of 77)主席穆尼尔•阿克拉姆(Munir Akram)在会上表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接受排放限额，而是说我们会竭尽全力走一条不给气候造成负面影响的发展之路。我们会尝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式。无论如何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做出努力了。”77国集团代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约150个发展中国家。
该协议制定了一个初步的路线图，以便在未来两年中为新的全球气候条约谈判设置时间表和其他限定因素。新的条约将代替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副国务卿兼代表团团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称该框架协议揭开了气候外交的新篇章，并表示美国致力于制定一个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
但是对布什政府来说，巴厘岛联合国大会达成的框架协议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方面做的还不够。白宫长期以来一直在辩称，除非具有约束力的排放限额同样适用于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碳排放国，否则将有损美国经济。在上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白宫表示对框架协议的某些方面非常关注，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做出的承诺水平。
《京都议定书》认为，工业化国家对几十年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负有责任，因此应该在减排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而没有要求贫困国家减排。但是因为缺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性降低，并且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议定书实施后反而迅速上升。与中国并列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该议定书未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减排要求。
巴厘岛框架协议号召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但没有明确指出应该做出哪些改变。但是一些观察人士称，这些改变可能包括做出在某些行业进行减排的承诺，比如钢铁和发电领域。
美国起初反对该框架协议的部分条款，这些条款号召工业化国家提供资金和其他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以减少对煤炭等污染严重的能源的依赖。在巴厘岛大会结束前，这些条款成了美国和威胁要中止协议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团之间争论的焦点。
许多人认为，这次大会作为一场联合国级别的磋商而闹至“翻脸”局面实属罕见，在最后一场会议中，美国简直成为了众矢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驻联合国大使凯文• 康拉德(Kevin Conrad)对美国代表团称，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全世界也将继续推进减排工作。康拉德说道：“若美国不愿意带头……那就麻烦你把路让开”。
之后不久，此前曾承诺要以开明态度与会的美国代表团令人意外地突然调整了立场，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美国要在清洁技术上拿出更多资金之类的要求作出让步。
尽管遭到欧盟(European Union)方面的强烈反对，但美国代表团还是在谈判中成功抹掉了关于工业化国家具体减排目标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最终协议体现出的灵活性仍得以让一些环保组织为取得的进展叫好。这份协议为美国在拟于2009年签订的最终公约中接受强制性减排规定留下了空间，届时美国将是另外一位总统当政了。
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旗下机构Pew Environment Group的副董事经理飞利浦•克拉普(Philip Clapp)称，这已经是布什政府在这次大会上的让步底线。
巴厘岛大会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一是拿出了一套向发展中国家保护森林提供信贷的方案，而这套方案最终会纳入下一份全球气候公约。砍伐热带雨林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五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因此而产生的。此方案将以各项优惠条件来促使印尼和巴西等热带国家通过保护森林的方式而实现减排。
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发展中国家因为气候变化而受到的各种负面影响最大，其中包括海平面上升、极端恶劣天气和缺水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在大会上称，气候变化会对所有人造成影响，但并非每个人受到的影响都相同，那些对产生这一问题所负责任最小的人却要承受这个问题造成的最严重后果。
例如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就已经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受到洪水和淡水污染等灾害的困扰。据联合国的预测，若全球气温继续上升，图瓦卢将被海水淹没，其居民将成为全世界第一批“环境难民”。
图瓦卢副总理塔沃•泰依(Taavau Teii)称，图瓦卢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初就在向世人求救，气候变化将意味着图瓦卢连同它的文化和生灵在地球上消失。在图瓦卢看来，巴厘岛大会乃关乎存亡的大事。
图瓦卢的代表们在会议期间一直住在一家远离会场的经济型酒店中，原因是他们负担不起招待代表的酒店每天300美元的住宿费。
一些学者认为，巴厘岛草案缺乏实质性目标非但不会阻止人类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前进，反而会使各国政府在今后的谈判中获得更大灵活性。
哈佛国际气候协议项目组(Harvard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s)的学者们在大会期间一直游走于场外，并劝说代表们跳出《京都议定书》的框框进行思考。
该项目组成员约瑟夫•阿尔迪(Joseph Aldy)称，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人类可能要另辟他径，而不是复制《京都议定书》的模式。他说，《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之一在于，它将全球各国简单地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将乍得这样的穷国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归为一类。
Jane Spencer

中投参股摩根士丹利幕后的中国关系网
2007年12月21日11:09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将5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给中国的交易可谓意义重大，这是其首席执行长麦晋桁(John Mack)的一个大胆举措。如果再看远一点，麦晋桁的坚定副手、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核心人物孙玮(Wei Sun Christianson)的丰富经验和在当地的关系网络也功不可没。
这桩出人意料的交易于周三公布，在摩根士丹利正因冲减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而步履维艰之际，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 CIC)拥有了这家美国投资银行最多9.9%的股份。虽然是由麦晋桁提出的，但这份协议也巩固了孙玮作为中国最重要交易达成者之一、可能也是中国最卓越的女性投资银行家的地位。
现年51岁的孙玮生于北京，属于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最先出国留学的一批人，后来回国帮助改造了中国的金融体制。20世纪80年代末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学习时，就在纽约结识了中国同胞高西庆。当时已是律师的高西庆毕业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后来帮助建立了中国的股票市场。高西庆现任中投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长，该公司于今年9月成立，任务是管理中国1.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2000亿美元。
孙玮孙玮和高西庆在这桩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还不清楚，周三公布交易时二人都在纽约。孙玮拒绝就此置评，而记者未能联络到高西庆。但两人都投身此交易这一点反映出，随着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这一代中国人在全球金融行业的姿态也日渐鲜明。
中投公司的投资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不过它也引起一些美国政治家的猜疑，认为这个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是在企图控制战略性资产──这一点一直为中投管理层所否认。对摩根士丹利来说，这笔交易提供了其所需的资金注入，而对于中投，如果这家美国投资银行能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笔投资就会很合算。
楼继伟在高西庆和他的上司、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领导之下，中投的战略似乎混合了机会主义的大手笔行动和更为谨慎的投资组合。打理着2,000亿美元资金的中投管理层强调说，他们计划“被动地”进行投资，将他们划为用于海外市场投资的670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交给中投之外的投资经理去操作。与此同时，高西庆及其同僚也显示出对重大交易的兴趣，比如此次收购摩根士丹利股权和今年早些时候收购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 LP) 30亿美元的股权。
孙玮的职业生涯大半都在追随麦晋桁。2002年她随麦晋桁离开摩根士丹利，加入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2004年麦晋桁被瑞士信贷集团撤职，她也挂冠而去；麦晋桁重回摩根士丹利后，她又在2006年初再次加入这家公司。其间她在花旗集团 (Citigroup Inc.)担任了14个月的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
英文名随夫姓的孙玮并非一开始就想成为银行家。在中国发展陷入停滞、全国一片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至1976年）成长起来的她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机会上大学。她进了北京的一所语言学院，学习英语，本来会按部就班地成为外交部的一名翻译。
渴望继续深造的孙玮在20世纪80年代抓住机会去了美国。1985年，孙玮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艾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后又拿到了奖学金，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她与丈夫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结识，两人育有三子。
当时的纽约聚集着为数不多但关系紧密的一小群学习法律和金融的中国留学生，对在毛泽东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这些科目几乎是全然陌生的。1986年毕业于杜克大学的高西庆当时在一家名为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后者现已不复存在。
高西庆的朋友、1990年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的李晓鸣现在是美国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北京代表处的执行合伙人。李晓鸣说，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志在学理；当时在华尔街的公司里大约有10位中国律师，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虽然孙玮在投资银行界大展拳脚，而高西庆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步步高升，但两人一直都是朋友。
在帮助建立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后，高西庆出任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旗下投资银行业务的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后来又先后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孙玮曾短暂任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在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她决定换个职业，转投金融行业。1998年，摩根士丹利给了她第一次机会。早先在一次采访中，孙玮说自己涉足投资银行界时是愿意去尝试、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如今，孙玮、高西庆和其他同代人延续着他们帮助建立的传统，大力从海外招募中国人才。比如中投公司最近聘用的李英如（音）就是曾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曾在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工作。
Jason Leow and Rick Carew
本文涉及股票或公司
摩根士丹利
英文名称：Morgan Stanley
总部地点：美国
上市地点：纽约证交所
股票代码：MS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221/chw113228.asp?source=email

地产大佬戴志康的资本“赌性”
02/26/2004/
　　总额高达22亿元的两项投资“赌注”会把戴志康——这位“2003年内地百富榜"排名第43位的富豪带上新的事业巅峰抑或跌入深谷
　　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经过长达数月的思考和酝酿，作出了两项极具风险性的投资决定。
　　这位野心勃勃的40岁富豪，计划投资人民币16亿元，打造一个上海的新地标：“上海证大艺术大酒店”。该项目毗邻世纪公园，位于浦东国际博览中心对面。这个由日本的矶崎新大师设计的建筑，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五星级大酒店和世界级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相融合的新颖综合性公共建筑，开发规模近15.6万平方米。这个项目将在2004年动工，2008年建成。
　　同时，证大还与上海爱建信托合作，建设“证大·大拇指商业广场”，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内设大型超市、主题性商场、精品购物、四星级酒店等多项生活娱乐设施。该项目已于2003年6月动工，预计2005年完工。
　　两个项目加起来，总投资高达22亿元。而在胡润推出的“2003年内地百富榜”上，戴志康排名第43位，身家15亿元。
　　可以说，这两个项目的成败，将决定戴志康是跃上一个新的事业巅峰，或是跌入深谷。
　　无疑，这是戴志康思考很久才作出的决定。“上海证大艺术大酒店”和“证大·大拇指商业广场”完全与证大集团的转型战略吻合：从一家房地产企业，向一家以酒店业为主的不动产投资、经营与管理的公司转型。
　　这一回，戴志康有多少胜算呢？
　　折戟资本市场
　　戴志康1964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四。童年时，“家中十分清贫，常常吃不饱，要饿着肚子。童年时的活动就是干活、劳动。”
　　或许与贫家出身有很大的关系，戴志康经常以一种特立独行和冷傲的姿态示人。2003年7月22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上海期间，单独会见了8名上海商界精英，戴是其中之一。那一天，戴志康穿了一身白色的唐装，是中国男性企业家中惟一没有穿西装的，格外抢眼。戴说：“我知道今天大家都会穿西装，我也穿西装，多没意思，所以就穿唐装。”
　　198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系毕业后，戴志康又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
　　戴志康创业初期很不顺利。1988年，戴志康辞去了中信实业银行的秘书职位，南下海南创立了“国际金融公司”，半年多没有一笔业务，落得一文不名，被迫回到北京。戴志康转身进入德累斯顿银行中国代表处。
　　1990年，戴志康受到研究生同学、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张志平的召唤，第二次来到海南。
　　这一次，他仿佛找到了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我们一帮兄弟们在一起说：我们来发股票，没有股份公司，我们创建股份公司。”
　　1992年，戴志康受命组建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富岛基金公司。戴担任总经理。富岛基金第一次募集了6000万元，主要是用于炒股票和房地产。这一年，戴志康28岁，在投资金融界声名鹊起。
　　然而好景不长，1993年，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股票雪崩，海南泡沫破裂，戴志康不但赔光了利润，还搭上了6000万元本金，输了一亿多，赔得差不多快破产了。
　　冲浪证券业
　　1995年，是戴志康最困难的时候，当时，证券市场非常萧条，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少的只有几千万。但是，戴志康认定应该是做证券。
　　据戴志康讲，证大从“327国债事件”中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候管金生做空头，我们做多头，管金生一家输了几十个亿，培养了估计几百个几千个百万富翁。”
　　此时，戴志康把十几个行业里的投资收拢回来，筹措了2000万元资金，集中力量进入资本市场。
　　戴志康先用手中已有的2000万元现金借贷3000万元，这样，就有了5000万元的资金。他再找到一位在深圳认识的国营公司老总，劝说其与自己合作。这位老总拿出了5000万元，并派出一个领导班子同戴志康合作。伙同合作伙伴的5000万元，再拿合起来的现金去透支。此举等于他手里控制了2个亿的资金。
　　戴志康动用资金购买了市场上苏常柴80%的股票。当时承诺1995年8月投资，年底收回。从1995年10月开始，戴志康的团队先后在《中国证券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文章：《增长十倍的股票》和《一面红旗插天下》，详细论证了苏常柴的发展潜力。
　　但是一直到1996年初，戴志康依然没有“解套”。这时，合作伙伴内部产生了分歧，但那位国营公司老总还是坚定地支持了戴志康。
　　1996年春节过后，股票市场开始回暖。1996年2月，证大集团持有苏常柴转配股1000万股，占其总股本的5.95%，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到了6月，股票市场达到了一个顶峰，苏常柴更是一匹领涨的大黑马。戴志康开始慢慢地“吐货”，涨一点卖一点，总共挣到两个多亿。戴志康自己赚到了一个多亿。
　　转而，1996年下半年，戴志康集中投资价值被低估的四川长虹，并持有至1998年初。
　　市场上至今依然在流传说，为了查明长虹虚实，戴志康曾派人去了倪润峰那里做了半年卧底。到1996年，戴志康的团队已经对当时80%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普查调研。
　　“1996年，所有的股票都涨，就四川长虹不涨，再看看它的报表，四川长虹是绩优股而且是最好的股票，为什么不涨呢？就是因为它盘子大，盘子大别人说不好炒作，炒不上去。但我相信价值规律，便宜的肯定会有人买，你盘子再大，跟中国老百姓储蓄存款相比差得远呢。所以，今天没人买，明天会有人买，后天总有人买，我们等了一年，才往上哗哗涨，1997年再涨。”戴志康说。
　　1998年下半年，戴志康敏感地意识到，新经济在证券市场会有一波大的行情。1999年5月，戴志康集中投资电广传媒、中信国安、上海梅林等网络股。再次大获全胜，收益在100%以上。
　　2000年3月，戴志康判定网络股已普遍被高估，逐步减持网络股，并从股市中抽出大部投资。
　　2000年左右，戴志康还投资了上海天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几家互联网公司。2002年，戴把上海天阙卖给了新浪网，安全实现了前期对IT的风险投资。
　　在网络股的复苏中，戴志康又嗅到了钱的味道。他目前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简称中人网)的董事长。2002年1月8日成立的中人网，目标是提供各种基于互联网的e-HR解决方案，目前会员数近15万人，日均浏览量近10万人次。2003年，中人网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合办 “2003年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调查”、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办“第一届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案例竞赛”，在业内很有影响。
　　抢滩浦东
　　1992年，富岛基金募集了6000万元。在寻找项目的过程中，戴志康模糊地感觉到海南房地产可能不太健康，有“炒作”成分，就想在长江三角洲也投一点。选了半天，选择了杭州。当时戴志康觉得，杭州是一个好的人居地方，投资房地产成功率可能比较高。于是，1992年，戴志康就在杭州西郊圈下了 261亩的农田和池塘，开发“湖畔花园”项目。
　　1993年，受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湖畔花园”陷入了半死不活的窘境。
　　1998年下半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整个房地产复苏，并很快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上扬行情。杭州房地产的价格更是疯狂上涨。
　　由于浙江项目原来是由富岛基金投资的。1998年，戴志康花了3500万元，把它买了过来。
　　“湖畔花园”在1998下半年销售形势已经非常好，被誉为杭州为数不多的几块金字品牌之一。
　　在房地产业的大好形势下，证大集团进一步在杭州开发了“莲花港家园”(1998年底立项，1999年开始动工，1999年7月开始销售)，正好赶上了这一波高潮，又获得成功。
　　“杭州跟上海不一样。”赵杭生对《新财经》记者说，“杭州房地产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复苏，1999年开始高涨。但是上海，1998年还在下滑，1999年还在探底，2000年到了底部，之后才开始回升。”
　　1998年时，上海浦东开发已经很热了，但是上海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地价相对很便宜。从1998～2000年，上海市的土地供应方式还是协议转让。戴志康来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并不着急开发项目，而是以非常吸引人的价格拿到了浦东大面积的土地。
　　“实际上，我1999年就开始投资了，但那个时候没有多大财力。敢于去投资它，是因为感觉它能够升值。比如说，我投一块地，它价值4个亿，我给它签一个能几年分期付款，那时候能这样签，是因为地随便挑，没有人跟你竞争，它那时候能卖掉一块地算不错了，不像现在大家打破了头去抢地，那个时候别人是抢着把项目卖给我，所以，我谈的条件会非常好，4个亿的土地，我可以先付4000万定金把它拿下来，然后后面的地后面的钱逐步付，但是等到我第二笔钱要付之前，这地可能就涨，如果我有后续的钱我就会继续投，如果没有后续的钱我就分一半给别人，那时候已经升值了，我4000万可以马上就赚4000万，放大胆地去做。”
　　2000年开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回暖，继而不断上扬。上海的土地供应方式也很快就改变了，开始公开挂牌，招标拍卖。手里握有大量土地的戴志康，财富得到了又一次迅速积累。
　　到了2000年，证大才开始了在上海的真正的大规模开发。陆续开发了证大家园、水清木华等项目。
　　登陆香港资本市场
　　2002年，戴志康又重返资本市场。
　　6月10日，戴志康出任香港上市公司四海互联网(0755.HK)的首席执行官。7月18日，四海互联网更名为上海世纪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世纪，注册地为百慕大)。
　　而四海互联网董事局主席贺学初，曾在香港华润任职，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洗壳高手”。
　　2002年11月20日，戴志康接任上海世纪主席职位，接替辞任的贺学初。一周后，上海世纪以7000万元人民币购得上海证大置业65%股权。
　　2003年2月21日，戴志康出资1.5亿元全购上海世纪，称在2003至2005年发展内地地产项目，注入上海世纪。
　　“内地概念+香港资本”，戴志康初步勾勒出资本联动地产的蓝图。
　　在2003年5月6日公布的上海世纪(0755.HK)年报中，戴志康详细披露了证大集团的发展思路：未来五年实现“投资经营物业概念”——不单自己开发房地产项目，也会收购具有发展潜力的物业投资项目，自己经营管理，从单一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角色转变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经营管理的角色，并形成连锁经营模式。
　　“上海证大艺术大酒店”和“证大·大拇指商业广场”，都是这一策略的具体步骤。
　　证大集团将逐步树立以酒店业为重点的“大旅游、大地产连锁”概念，这一发展方针可以带来多元化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戴志康的目标是，证大成为上海数一数二的地产商。在上海十年规划中，未来五年，每年将开发1200万平方米，五年就是6000万平方米，浦东占1/3。
　　在戴志康的设想中，证大每年在浦东开发20万平方米的房子，未来五年总共开发100万平方米。这个数字是浦东新开发房地产面积的5%。
　　戴还有一套未雨绸缪的设计。“住宅是一种‘短平快’的项目，开发以后迅速卖掉，再开发再卖掉。这对公司资产经营来说不是太好的。因为没有足够资产作为支撑，公司发展就会波动比较厉害。打个比方说，有项目销售时，公司现金流比较大，万一项目销售完了新项目还没拿到，就等于没有现金流了。”浙江证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杭生对《新财经》说，“但是，如果我有酒店、写字楼、商场，这样一批经营性的物业拿在手里，我的现金流就比较稳定。然后再根据形势变化，适当加大某些品种的开发。这样对整个公司的发展是很好的。”
　　另外，把房子卖掉变成现金了，但再去买地不容易了。戴志康预测说，尽管上海房地产的住宅业还有一个5～10年的增长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土地越来越困难，而且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手上土地资源就显得非常宝贵。如果开发住宅项目，等于把土地连同住宅一起卖掉了，就享受不到土地资产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上海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土地价值也与日俱增。如果都卖光了，就不可能跟上海一同增长。
　　戴志康的如意算盘是，一部分要卖掉，一部分要保留。用什么方式来保留呢？就是通过酒店、写字楼、商场来保留。这样，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提升，随着整个上海城市土地价值的增值，证大集团也一道成长。
　　对于“上海证大艺术大酒店”和“证大·大拇指商业广场”的22亿投资如何筹措，证大内部人士告诉《新财经》，主要靠销售回笼资金就可解决。“现在市场销售形势好，资金回笼非常快。”
　　当然，深谙资本之道的戴志康可能不会很犯愁。三年前，戴志康提出一个梦想：到2008年，证大公司的净资产实现100倍增长，达到35亿元 (1998年，戴志康花了3500万元把杭州地产项目从富岛基金买过来，上海的投资主要是从浙江过来的，所以，起源投资是3500万元)。
　　当时，面对部下的一片质疑声音，戴志康特别充满自信地说：“如果这35亿纯粹去卖房子，可能挣不了，你们只要完成一半，另一半我去挣。我挣这个钱，不靠卖房子得到，而是靠资本经营。”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们做到第三年(2003年)，我们当年利润达到2个亿，前年的利润1个亿，你这个公司利润是100%增长，销售额也是 100%增长。你这个东西拿到证券市场上去卖，是属于高速增长的公司，能卖到20倍的市盈率，2个亿的资产可以卖到40亿的市值。我如果把其中的30%股权卖掉，我就拿回了在做的项目的全部投资。通过卖给人家，通过很高的市盈率，把将来的期望卖给别人，有可能达到十年百倍增长的目的。” (《新财经》袁宏明)

Chinese New Gear
Art’s New Superpower
http://www.vanityfair.com/culture/features/2007/12/chineseart200712
A few years ago, names such as Zhang Xiaogang, Liu Xiaodong, and Zhang Huan might have drawn blank stares from Western collectors. Now, with an explosion of museums, galleries, and prices, China has become the hottest stop on the international art circuit. In the emerging cultural capital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

最暴利的行当:艺术
2006-07-13 16:34:11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人人都爱开画廊
“中国的当代艺术历经20年的坎坷岁月，终于在世界舞台寻觅到了一个站脚的位置，因为市场突然红火，所有人都硬邦邦地乐观起来，所有人的画价都涨了，有的还翻了几番，而且像孙悟空折跟头一样轻松。”
记者◎钟和晏
美术大跃进
黄燎原正站在他现在画廊的中间，边抽烟边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话:“你不是还是大学生么？怎么会来买画呢？”他的语气中有点不太相信的意思，那个介绍自己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的年轻人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嗫嚅着解释说父亲给了他一笔美元作为理财基金等等。
送走了大学生，黄燎原摇着头回到他的办公桌旁，“你看，现在连学生都来买画”。提起当代艺术油画市场的热况，他说:“是很热，一直就很热，从‘非典’以后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天天价格在往上跑。我们仓库都清仓了，好多时候就属于呆在这儿没东西卖，我们总共十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供不上我们。”
在现在画廊不大的空间里正在举办张发志的个展，这位去年5月份才和画廊签约的年轻画家可能还名不见经传，之前也从来没有举办过展览。但是墙上20多幅大大小小的作品旁边，绝大部分已经贴上了表示售出的小红点。其实，张发志那些售价在1万美元到2 万美元之间的画作在开展前就已经卖掉了50多张，也就是说他过去的库存画已经全部卖完了，这其中国内和国外的买家各占了一半，另还有60多份预定在翘首等待他的完成（也包括刚刚离开的那个理工大学学生）。
从墙上挂着的那些画来看，张发志的作品大多数是一个穿白衬衣、戴红领巾、正气凛然的年轻男子形象，上面写着马克思“只有不畏艰难、努力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样的名言名句。因为怀揣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那个“鲜艳的红领巾飘荡在前胸”的张发志自画像形象显得面容坚定、正气凛然，好像慷慨就义的烈士。红领巾、白衬衣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领袖的语录一起构成了他的一套基础符号。
今年30岁的张发志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按照黄燎原的定义，是“我们自己一手培养的最年轻的艺术家”，画廊对于他的培养内容包括为他租住处和工作室，给他发保底工资、请他和他的女友（也是现在画廊的签约画家）去年去香港过生日、今年春节去欧洲呆一个月参观美术馆等，因此总投资额超过了100万人民币。当然，双方漫长的签约期限和画廊获得超过国际画廊五五惯例的销售比例分成保证了这笔投入的物有所值。
“当时我要做他的时候，有些批评家觉得他的东西没法做，说这要是能做出来就见鬼了。但我这个人比较拧，我会看准了一个东西，死命把它做出来。”黄燎原说，“现在他出来以后市场非常好，包括中国现在最火的几个艺术家都在订他的作品。”
现在画廊的正式开业时间是在2004年9月15日，挑选了以血肉横飞的暴力美而著称的杨少斌个展“9·11之后”作为它的开幕展。当时，杨少斌虽然已经有很好的国外基础并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但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举办过个展。好多人认为他那么暴力血腥的东西在中国没市场，说到后来连杨少斌本人也含糊了，他拦着黄燎原说:“老黄，你再好好想想，我在中国真的没怎么卖过画，我别把你害了。”
个展开幕那天，杨少斌的画被贴了9个红点儿，在这之前，他的最好成绩是在柏林亚历山大画廊展览开幕前售出了7件作品。现在画廊的合伙投资人张皓铭自己订了4张大画，艺术家张晓刚也慷慨解囊，从此以后，杨少斌的画开始在国内出一张走一张，直到供不应求。2004年时候，购买杨少斌2.1×3.5米的作品价格大概是50万人民币，而现在的市价是260万人民币，当时小尺幅的画是5万元，现在至少是 40万元。“杨少斌的画涨了5倍左右，可能还更多，和这个个展有很大关系，除了市场气候在好起来的因素，也是因为我们有些战略成功了吧。”当然，黄燎原不愿意详细解释他的成功战略究竟是什么。
现在画廊的出现时间恰好是和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与投资开始升温的年份互相吻合。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3.6亿元，创下了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2005年，全国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接近200亿人民币，如果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40倍。在去年5月份的北京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上，曾有Landmark收藏基金会花费近50万美元购买了刘小东的《十八罗汉》，当时被认为是天价，到了现在，根据去年秋拍的行情，这组画至少能卖180万美元。
“这两年，尤其是2005年，中国的拍卖会简直是疯了，很多艺术品的价格在拍卖会上以半年十倍甚至几十倍地往上打滚儿，地狱和天堂仅一步之遥。”黄燎原说。
黄燎原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了做画廊的想法，但那时候，方力钧跟他说现在开会赔死你。“听人劝，吃饱饭，我就没干。到了‘非典’的时候，我中学时的校友张皓铭来找我，他那时刚刚开始搞收藏，收藏一些写实的油画之类。我给他灌输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东西，他突然来了劲儿，说，‘燎原，咱哥儿俩一起做个画廊吧’。我知道这不容易，我身边做画廊做得愁眉苦脸、成天满地找牙的朋友着实不少，但我还是决定做。”
张皓铭和黄燎原之间的合作很简单，两人股份对半，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全部由黄燎原负责，因为在北京工体里面盖了个对着湖景的二层楼房，画廊总投资超过百万元。刚开始，两人都把画廊的经营设想得非常困难，至少5年之内都挣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通讯行业获得成功的张皓铭就挺身而出，自己购画来为画廊托底。但现实是现在画廊只用了大概5个月时间、通过3个展览就收回了成本，从开业第7个月起开始盈利。
有人说过，黄燎原是全中国认识人最多的人。在成为画廊老板之前，他已经在记者、编辑、音乐制作人、乐队经纪人等身份之间蹦来蹦去换过很多职业。“我的签约方式跟我原来签歌手的方式差不多，有时候还包括了肖像权，所有对艺术家的报道都要通过画廊等等，我看其他画廊没有这样签的。另外，经营画廊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就像我当初做唐朝乐队的经纪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发现你认识人多、人际关系好，联系事情就比较方便。”
支撑一个画廊最基本的要素除了画廊经纪人本身的品位和对艺术的鉴赏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团结一批收藏家。一个画廊成功与否，在一定比例上看它有没有一定规模的收藏家，这些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画廊最基本的情况。“有些我带他们入行的藏家刚开始是为了帮我，但几个月后，我就提出要把卖给他们的作品加价买回来，因为现在艺术家的价格涨得很快，有人买不到东西就会在画册上翻看，提出要买已经被卖掉的艺术品。所以，他们莫名其妙地一两个月挣了一倍的钱，到现在，不让他们买都不行了。”
虽然画廊在不到两年的经营过程中实在是一帆风顺，黄燎原对中国目前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和很多 “热钱”筑起的空中楼阁却有些担忧，他想起中国流行乐坛曾有过的辉煌:“1994年曾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大冒险、大丰收年，那一年发唱片的歌手，想不红都难，无数的资金在这一年洪水般泻入流行乐坛，把这个刚刚兴起的行业恶捧成一轮红日。但到了1996年，这个行业成了中国文化界最大的重灾区，原因只有一个 ——大跃进！”
现代艺术是画廊缔造的历史
当1994年的黄燎原在享受着流行音乐的大跃进辉煌时，北京世纪翰墨画廊的主人林松创办了一个“完全从理想出发、不考虑任何商业盈利、具有空中楼阁性质”的翰墨艺术中心。林松的空中楼阁设在离当时的中央美院不远的王府井红霞公寓，徐冰的《文化动物》的两位主角——徐冰从1993年就开始物色的两头猪，公的是美国约克种，母的是中国长白种——就是第一次在那里带着满身的文化符号在世人面前亮相，并且顾不上围观的人群和满地的经典书籍奋力“交流”的。在徐冰和他的两位雇员如此惊世骇俗之后，那里还举办过画家方力钧、刘炜、朱伟等实验绘画的展览。到了 1995年，这个当时被人称为“地下艺术中心”的地方就夭折了，除了频繁招来公安局的关注外，主要还是经济的原因。
“那时候，其实不能叫开画廊，因为你想卖也没人买，白送给人人都不要。但那时我们名气很大，大家都是美院的人，拿画也很方便，艺术家还送我们一些作品，当时的气氛很让人怀念。”林松说。
1993年，林松从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毕业。这一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拍卖公司—— 嘉德拍卖在北京长城饭店宣布成立，可以被视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式启动的一个标志。前一年，精明的上海人已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朵云轩，首次拍卖的成交额是829万港币。也是在那时候，吴冠中的《交河故城》在香港以280万港币成交，创下了中国当时在世画家的拍卖价之最。
林松记得毕业前有天在学校翻资料，见到一期美国《艺术新闻》杂志，封面上是一个瘦瘦的老头，身边围着一大堆像安迪·沃霍（Andy Warhol）、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罗伯特·罗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这样的大艺术家。这位名叫李欧·卡斯特里（Leo Castelli）的开画廊老头也是第一个卖安迪·沃霍的坎贝尔汤罐画的人，曾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当代艺术的面貌。那篇文章里说，现代艺术史是画廊缔造的历史。
后来，林松不止一次地向人提起这位画廊教父，有一回艺术家王功新告诉他:“我在纽约的时候，有天我开车看到一个老头在路边溜溜达达，我差点把他撞了，这个老头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如果刹车再慢一点，我就可能把这个历史给摧毁了。”
“当时，这些事情触动了我，我就想成为像卡斯特里那样的人，对很多艺术家有所帮助，当历史的一篇翻过去的时候，好多人跟你有关系。这样，艺术家用画笔创造艺术，我们用艺术家、用更社会的方式来创造历史。”
1997年，做生意攒了些钱的林松（他说，说白了没超过3万块钱）又继续追逐他推动艺术历史的梦想，世纪翰墨画廊正式成立。“其实，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市场，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人买。如果有人问这画多少钱，我们要想很长时间才说得出。因为你无法把一个跟商业没关系的东西跟商业价值联系在一起，画家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不像现在，多少钱、多少钱很方便，画家也很愿意和你谈钱，那时候我们对商业还有些不耻。”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像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这样的画家想用他的一张画向杂货店老板换一袋土豆，还经常遭到拒绝。所以，当卡斯特里1957年在纽约上东区开设他的第一家画廊时，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每月发给艺术家生活津贴，让他们不用再为买颜料或者土豆发愁。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类似的贫寒交迫的故事也不新鲜。方力钧的一张画被日本一家画廊卖了18万美元之后，他很高兴地请林松吃了顿饭，他那天说:“我把画卖给画廊了，所以这钱我也没挣着，但卖贵了我高兴。想想当年多穷啊，我住在圆明园的时候，一天就吃一包方便面，屋子里冷，生个炉子火灭了，早上起来看桶里的水，从上冻到底成了一个冰砣。”
在艺术家和全中国数量不多的画廊共同经历着当代艺术的寒冬季节时，世纪翰墨因为采用代理艺术家的制度存活下来。后来，世纪翰墨一直称自己是最早按照国际操作规范、第一个实行签约制度的画廊，并把自己的合约作为范本在其他画廊里流传。它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向签约画家支付5万元到10万元的基本费用，买断8到10张画，即使这些画一张都卖不出去，风险也是由画廊承担。除此之外，画家手中还有部分画作被售出后，画廊和他们按照五五比例分成，这样的合约期限一般是三四年左右。
如果说画廊与拍卖行以私人的资金运营一个公开的艺术市场，艺术作品的高下不是一时可以见分晓的，对艺术家的定论也要一个很长的滞后期，所以，收藏当代艺术品玩的是品位和眼力。林松说:“说白了你挣钱靠什么，靠的是眼睛，靠的就是判断。我有过几个很准的预测，2004年的时候有人问我谁会涨，我当时就说刘小东、刘野，结果这两个人真的涨了。因为刘小东是一个桥梁，是现实主义传统里的东西，又有很多当代的情绪在里面。刘野的画很幽默、很卡通、很纯真，是一种审美的转移，这些我都是根据视觉经验来判断的。”2003年，一位朋友在林松的建议下以2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刘野的一幅作品，到2006年售出时价格已经是370万元。
从艺术价值来说，一幅绘画基于画面形式、图像观念、趣味美感、文化内涵等一系列美术史衡量尺度形成了一个体系，而它的商业价值又取决于另外一个体系，与拍卖经历、成交行情、代理画廊的推广以及艺术家的官方地位等指数有关，商业价值的产生需要受到整个艺术系统的评估和估价，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一道难以解释清楚的谜题。当今年主持的纽约苏富比当代艺术专场拍卖的张晓明女士被很多人问到，张晓刚在1998年画的那个男孩为什么能拍到这样的天价时，她回答说:“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能够说清楚的，这幅作品是张晓刚画的大头系列之一，而且用的是照片一样的手法，整个画面都是模糊的。这个男孩是瓜子脸、丹凤眼，他的脸非常具有忧郁感，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国际性的藏家。”
世纪翰墨的第一个签约画家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夏俊娜，1997年时候，每年8万元的保底数已经让刚毕业的女画家感到满意，世纪翰墨把她从最初5000元到1万元左右一张的画价推到8万元。林松说:“当时我没想到翻了8倍，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等于做了一个期货。”3年以后，夏俊娜转到了其他画廊，到了现在，她的画价是在40万到60万人民币之间。
“所以，画廊的生意就是每个人各赚一段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艺术家在不断成长的话，就会有更有实力的画廊来和他合作，这个事才能玩下去。”林松说。
聪明人的高级游戏
环碧堂的主人李国胜现在经常对人重复的一句话是:“我今年52岁了，应该说我的余生就做这件事了，要是身体好，我希望能做到70岁以上。”在进入画廊经营之前，李国胜从事过邮票、生物工程、证券交易和古董家具等买卖，大多数和游资、投资有关， “因为我原来做过那么多行业，可能很多人认为我现在是想抓一把钱就跑了”。
1994年，陈逸飞的巨幅西藏题材油画《山地风》以成交价286万元被拍卖，在当时是中国油画拍卖的最高价格，这幅画就是李国胜和另外两人一起买下的。他说:“刚开始纯粹是喜欢，就随便买，有罗中立、陈逸飞的，也有刘小东的，没有准确的收藏方向，也没想到投资回报。过了5年、8年，一看别人买的东西都涨了，一张齐白石70万元买的，可能都涨到1000万元了，就我买的东西不涨，所以就想，我真够倒霉的，眼光这么差。那时候油画不管什么全都没涨，后来我悟出来，它是被低估了！它的机会快来了！”
2001年，李国胜很偶然地见到了艺术家尹朝阳的“石头系列”和“青春残酷系列”，直到今天，他对那次遭遇的描述仍然充满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情感色彩:“我觉得很多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本血泪史，实际上你个人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画上那个抱着石头的男人，鼻子都流血了，还努着。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特别感动，这就是当代艺术的魅力，绝对不是画得像、画得漂亮，而是有感情、有观念、能和人沟通的东西。”当时，他以将近50万元的价格一次买了下尹朝阳的13张作品，并且成功地在北京为这位画家举办了一次展览。
一方面是股市在不断下跌赔钱，另一方面是以不到50万元的代价就等于成就了一位艺术家，在油画市场基本上还属于惨淡经营的2002年，李国胜以500万元注册资金创办了环碧堂画廊。在李国胜这样的年龄，对于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看不懂或者不喜欢的当代艺术，接受的时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去年，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张王广义的作品。“其实我非常反感那种大批判的题材，这能是绘画吗？可反过来我在想，我的判断有问题，当然也可能它今年的价格涨了，对我是一种冲击。”李国胜说，“为什么它会涨？实际上，‘文革’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同一个现象、同一个符号，都根深蒂固地留在我们脑子里，被他一个人所用了，他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别人没想到用。想明白了这个，我下回观察当代艺术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今年，李国胜在易构空间花费1000万元买下了二层楼作画廊，并从今年10月份开始在意大利的权威艺术杂志《Flash Art》上为他的画廊刊登两年的双页广告。大部分时候，他在滔滔不绝地游说别人，为了让人相信他是认真的，他显示出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今年4月份，当环碧堂和年轻艺术家仇晓飞的合约到期需要续约时，两人谈判了6个月。今年1月份，58岁的画家何多苓在非常谨慎地挑选合作的画廊并且最终和环碧堂签约之前，双方整整谈了两年。
李国胜说:“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市场的潜在机会来了，而且这个机会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时候，一定能给画廊业带来最大的机会。”
“艺术品和股票有根本的区别，艺术的魅力在哪里？就是有虚拟性和想象性。1万美元的艺术品，可以具有1000万美元的想象力。股票哪能这么去想，那不疯了吗？如果你选择了可以将他定位为一线艺术家甚至是未来大师的人，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1000倍的增长概念。”
作为从过去的证券交易转入艺术品行业的新玩家，李国胜的表述远比经济学教授们的理性分析要热情洋溢得多，他想起今年去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时看到停机坪上的那100多架私人飞机，感叹说:“你到巴塞尔得到一个什么感觉，那就是这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钱的人玩的一种高级游戏，而这个游戏是有游戏规则的，如果你不懂，你是进不了那个圈的，人家是不和你玩的。”■lion720

林明珠：所有的男人都会爱上我
2006年07月07日20:03 新周刊
　　她是富家女、画廊管理者、展览策划人、设计师、地产开发商……光彩的外壳之下，林明珠更骄傲自己“光彩”的内心。
　　文/朱慧 图/由被访者提供
　　坐在面前的林明珠穿着白色公主裙，茫然地自信地揪着自己的乱发，近乎自语，“
近都市别墅代表 北京东扩通州先行
庐师山庄院落别墅 有口臭口腔溃疡怎么办
是的，我时刻就是魅力焦点，我知道，可是一切就是自然发生的，我没有办法。”
　　林明珠，香港人习惯叫她Pearl。Pearl，香港新崛起的画廊“对比窗艺廊”的主人，同样她是上海著名的时尚地标“衡山路41号”的主人，香港著名富豪林百欣之女。个子小而匀称，梳一头亮丽服帖的“童花头”，一开口却完全不是那回事，笑声沙哑，大嗓门，说话如连珠发炮。
　　中法文化年，Pearl Lam的名字总被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在重要场合提及，因为“她是在中国的法国设计大使，许多人都得感激她”。我们可以这么描述Pearl，她是富家女、画廊管理者、展览策划人、设计师、地产
开发商……Pearl则毫不谦虚：“为什么不说我就是我自己呢？我很疯狂，我有很多才能和创造力。”
　　Party女一号
　　香港狗仔队热衷于追捕Pearl的踪影，很容易就看到这样的报头：“Pearl着YSL新一季黑色
透视装真空上阵”或者“她无疑是LV派对上最
性感的一个，她跳劲舞跳到得意忘形”。
　　当被疑问——为什么你的名字通常出现在最八卦的地方，Pearl的反应是不在乎的耸肩，“所有的记者很喜欢写我的一切点滴，如果我不能提供给他们更多有关我的想法。他们只能写这些。”当被画廊同行告知Pearl的名字在法国在艺术界大为出名的时候， Pearl的反应依旧是不在乎的耸肩，“我就是一个最有光亮和魅力的女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Party上，我都是焦点，这是最自然的。” Pearl记得在美国，自己随意套了条牛仔裤就去朋友家吃饭，莫名地被一家纽约杂志夸赞光彩照人，抓着陌生的她要做访问。
　　在Party之间连轴转着的Pearl声称从来没有为精心准备衣服而抓狂过，每一次她唯一关心的是Party主题，一同参加的朋友。“我一定有衣服的。通常我穿衣服和平时一样。但是我很喜欢衣服，有很多衣服，衣服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而 Pearl闭着眼睛穿的品牌是Jean Paul Gautier、 Alexander Mcqueen、 Alia、 Trash Couture。“我几乎不再看Fashion Show，即使是Jean Paul Gautier, Alexander Mcqueen这两个品牌，我都期待着每次去店里看它的新款，那一瞬间的惊艳和欣喜。如果偶尔看秀，我通常就看一眼，有没有我的，一眼就看得到，有我就买啦。”
　　在光彩的外壳下，Pearl更骄傲自己“光彩”的内心。“我的说法、想法和别人完全是不同的。话题对我而言，从来不是问题。每次和一桌人一起吃饭，总是我在不停地讲话，除非我给别人讲话机会。不知道我为什么始终有话说。”
　　Pearl认为这得益于从小的教育环境。父母并没有让Pearl去读贵族学校，把她扔在一个全班是鬼佬的公立学校中。“我从小就觉得我可以和任何背景之下的人相处。”
　　因此，所有有关Pearl的在场常常意味着“一桌子组合得不可思议却竟又合得来的伙伴”。上海“新都里”日餐厅的十人桌，永远可以挤得下Pearl的16位朋友。济济一堂是Pearl最热爱的景象，在一起的应该有设计师、艺术家、建筑设计师、银行家、作家，以及“朋友的丈夫、朋友的妻子，甚至朋友的朋友”。Pearl喜欢和新鲜的脑袋对话，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灵感。在她看来，总是与来自同一个背景的人呆在一起，是最boring不过的了，“假如那些人又打扮得不漂亮的话”。
　　在这样的场合，你才会理解，Pearl为何会创造出Contrasts Gallery那样迷宫般奇异的空间，让艺术、建筑、家具、设计相安于一室；Pearl又为何会想出“激醒”这样容易引起争议的中法艺术大展，把装饰艺术和纯艺术被搞在一起，让老古董和前卫作品并置；你更会理解，Pearl如今野心勃勃的艺术事业，是如何在点点滴滴关于差异的交流中诞生的。
　　与Shanghai Deco的致命邂逅
　　采访在Pearl的艺廊的进行。这是一个充满着富丽堂皇的金色、玫瑰色碎片与镜子的空间。从一个类似芝麻开门那样的旋转门进入画廊，时空隧道仿佛把你带入腐朽而梦幻的旧日繁华。Pearl会告诉你，从每一盏灯到每一面镜子，这是她设计的 “Shanghai Deco”的乐园。艺廊是包括希拉克夫人在内的“所有人”到香港必去的地方。Pearl骄傲极了——“因为，在香港，这是第一次我们不去拷贝别人，相反，别人在拷贝我们！”
　　Pearl原本拥有“会计与金融管理”学位和法律硕士学位。相反，除了5岁时私人教师教过她画画，她从未受过任何艺术训练。
　　高智商的Pearl，11岁离开香港去英国读书，考试对她从来不成问题。因为数学好，又对艺术有浓厚兴趣，本来大学想读建筑，可惜被父母严令禁止。于是大学读她痛恨的会计专业，唯一让她高兴的，是五比一的男女生比例。那时，如果让 Pearl在漂亮衣服和同等价格的艺术品中选择，她一定毫不犹豫地向衣服伸手。此后“为了在英国多玩几年”，她又去攻读了法律专业。
　　1993年，母亲催促她回香港参与家族事业。Pearl的父亲林百欣是香港著名企业家，拥有丽新国际、丽新发展、丽丰、鳄鱼恤及丰德丽多家公司。等待着她的是当时处在狂飙期的地产业。
　　而同一时间，因为要装饰在伦敦的家，Pearl对艺术家具产生浓厚兴趣。直到那一年， Pearl这只彻头彻尾的香蕉，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一把17世纪的黄花梨扶手椅，1930年代的Shanghai Deco风格的椅子，一只乾隆时代的彩色漆器，都让她爱不释手，她开始购买大量的中式家具和装饰艺术品。
　　Pearl一直记得当她从上海的一家破仓库看到那把Shanghai Deco椅子，一切仿佛梦境般定格。尽管仓库老师傅在边上好心和她说，“这不是好木头这不是红木椅子”，可是对她而言，一切都已经浑然不觉。她看到了对自己生命有意义的东西。“我最喜欢Shanghai Deco，因为那是1930年代的上海，对法国风格创新式的吸收。没有抄袭，而是重新发明衍生成一种新的风格。Shanghai Deco是一种创新混合的精神。我喜欢这个精神。”
　　因为那种精神，Pearl同样迷恋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的几年，Pearl几乎永远在飞机上，她几乎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我们明年会有10个博览会、25个展览活动。没有选择，因为没有等待的时间。现在是全球的 ‘中国热’、‘艺术热’。我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迷恋中国当代艺术，因为我知道我在参与创作一个实在的将来的语言。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影响将来的，将来？将来我在当代艺术长廊中留下痕迹、影响。”
　　因为Shanghai Deco的影响，Pearl曾经把她在英国的家设置成完全的Shanghai Deco的模样，刊登在各设计类杂志上。“现在，大家包括《WALLPAPER》都在等待我上海的新家。你不会在我的新家中，看到完全的‘纸醉金迷’式的 Shanghai Deco风格。因为如今我不能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太黑了。但是，依旧到处是Shanghai Deco的影子，我把它混合在其他风格中，把它的影子和不同家具融合在一起。”
　　没有建筑绘画基础的Pearl通常设计一个新家，只能画草图给设计人员，在设计人员完善的专业图纸上再作修改。“我的图纸做得飞快，因为我永远清楚地知道我要什么。什么样的家具，什么样的风格。我买衣服从来不试穿，从小就这样。”
　　我需要时间堕入爱河
　　永远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包括男人。通常Pearl在追自己的这堆男人中总能第一时间把心仪的一“款”挑出来，“我看这个好啊，一把挑出来。通常很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只是男人和衣服不同，相处一段时间，我会发现他们并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所以再见。他们说也许我只是爱上我自己的梦想。”
　　上一次见Pearl，记得Pearl玩笑般的告白——“这个展览结束后，我必须堕入爱河。”Pearl信誓旦旦。“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另一种创造的方式。整整一年，我没有时间想念任何人，一有时间，睡觉还来不及。”
　　她也毫无掩饰自己是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男人总对她说“我又不是你的奴隶”，她却说“你必须让我笑！要么我为什么和你吃饭？”
　　“有人爱我的热情，有人爱我的幽默……我的好处太多了。所以他们都会爱上我。”
　　一年过去了，一路着急往门外走去赶下场约会的Pearl一路跺着脚走了，“我没有时间恋爱，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人在什么地方？”她已经抱怨很久了：“我一天假期也没有。我在伦敦、香港、巴黎飞来飞去，没有情人可以抓到我。人要想恋爱，至少得知道下个月在哪里吧，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被克隆了，或者一天超过24小时，那会好很多。”

普洱茶：品牌背后还会制造多少千万富翁？
　　普洱茶之所以火热到被人当作股票爆炒与它背后的品牌战略是分不开的，云南普洱茶的品牌其实是云南马帮打出来的。马帮是曾经活跃在云南的运输生力军，随着公路铁路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马帮渐渐退出了运输的历史舞台，但普洱茶经营者却从中看出了商机――物以稀为贵，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马帮的稀有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马帮从云南出发到北京一种有多少媒体在免费为他们作宣传？而到了北京之后，本来几百元的茶叶却被他们巧妙地炒作到了100多万元，普洱茶的名气大振，品牌效应也开始建立了。这时，经营商又故意制造断货，激起人们的购买欲，然后又用利用拍卖再次提升普洱茶的价值。综合来看，普洱茶品牌建立的每一步都蕴涵超常规战略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普洱茶声名大震，价格愈来愈高，以至于被当作投票来炒作，这其中不能不赞叹经营商的品牌战略。但普洱茶的品牌背后还有一系列尚须规范的因素，否则普洱茶品牌能否长久持续下去可真的难说！
　　“存钱不如存普洱，买店就买茶叶店！”2007年，已持续升温一段时间的“普洱热”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一边是普洱传说中的诸多神奇功效吸引了老百姓的热捧，一边是普洱不断飙升的身价引发了投资人的兴趣。据统计，目前已有上千万人在炒普洱。普洱市场是否炒得过热，这种热度还能持续多久？它是否真有收藏价值和神奇健身益体功效？本报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透析普洱神话。
　　茶价飙升一天一价半个月涨两千
　　广东茶叶出口连续3年滑坡，但普洱茶却一枝独秀。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丁俊之提供的相关统计显示，广东茶叶出口在2003年达到 2.4万吨，但2004年～2006年连续3年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2006年茶叶出口仅为1.1万吨，与2003年比，下降超过一半。
　　但是，另一方面，2006年全年，广东出口普洱茶量价齐升，出口量达到3479吨，比2005年增长24.3%，出口均价高达4750美元1吨，比2005年大幅上涨48.3%。丁俊之称：“近年普洱茶市场火爆异常，这股风潮已由广东刮向海外。”
　　近年来，普洱价格疯狂飙升，已经到了“一天一个价”的程度。走在芳村茶叶市场，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圈内人”这样的对话：“今天那只××有没有货，卖几多钱？”“又升了100元，但已经没货啦！”行内人告诉记者，现在不仅是大厂茶价飙升，就连小品牌也一致看涨。
　　从记者4月份在茶叶市场搜查到的一线情报来看，今年的普洱行情确实很火爆：“下关甲级便沱”农历春节后仅为100多元/公斤，4月初已经升至300余元 /公斤，4月中则叫价高达380元/公斤；“黎明7540生茶(501批次)”农历春节后入货价为5000余元/件(84片/件)，4月中旬被追捧至 8000~9000元/件；“勐海7572熟茶(502批次)”去年11月底出货价为6000元/件(84片/件)，现在已经飙升至2万多元/件；“中茶 8991”3月中旬炒单价为2400元/件(42片/件)，3月下旬市场见货时已经升至4500元/件，4月上旬叫价再度飙升至4800元/件。
　　全民热炒普洱茶市日日人流如鲫
　　近年来，普洱茶不仅被茶商当成“发财之源”，就连根本不懂茶的人也“跟风”大量买进普洱茶收藏。丁俊之如是说：“一些人眼里，普洱茶已经不再是一种茶品那么简单，很多人把它当成越放越值钱的‘古董’，认为收藏普洱好过存钱入银行收利息，甚至好过炒股。据了解，在广东珠三角地区有数十万吨普洱茶被收藏。”
　　而记者在一份《广州市荔湾区普洱茶文化协会会员名册》上看到，协会会员有不少是政府办、人事局、建设局等单位的公务员。据行内人保守估计，现在热炒普洱茶的人多达千万，遍布各行各业，上至高官富人，下至平民老百姓。
　　最近，记者多次在芳村茶叶市场蹲点观察，发现从上午8时半开市始一直到晚上8时闭市，全天门庭若市人流如鲫，而且日日如是，其中很多人都是做普洱茶交易的。因工作关系，许多“炒茶人”都是在下午4～5时到达芳村茶叶市场，每天的这个时候，市场里可谓车满为患，想找一个停车位都很难。一些“熟门熟路”的炒茶人每次都会将车开到茶具销售区旁边的一条小巷里停泊。令记者大开眼界的是，停车场里名车多不胜数，奔驰，宝马，别克数量都不少。而车牌号更是五花八门，粤B、粤E、粤F、粤H、粤S、粤T、粤X、粤Y的都有。甚至还有车牌号是赣字头、渝字头的。记者还在现场看到有公检法专用车。
　　哄抢原料茶商麻袋装现金树下等新茶
　　面对疯涨的普洱茶，茶商们的抢“新”行动也更为疯狂：收茶的人是用麻袋装着现金，睡在茶农家里，等待着树上的春芽。
　　茶菁疯涨3倍仍抢崩头
　　4月，正是收春茶的季节，全国各地的茶商蜂拥到云南抢货，而云南本地各大茶厂也派人到茶山争抢茶菁(做茶的原料)。一大早，五六个采茶人同时爬上一棵茶树采摘，收茶人在树下或坐或站，焦急地等待春芽被摘下来。
　　在这个“疯狂”的抢菁季节里，买茶的人甚至比卖的人多，进山的土路从早到晚都是烟尘滚滚的。茶艺乐园(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璋刚从云南回来，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收茶的人是用麻袋装着现金，睡在茶农家里，抢收春芽的。”云南物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辉补充道：“很多时候是那边进账，这边立马刷卡的——买茶的人甚至比卖的人多，晚来了一步，即使一个月前交了订金也会被人抢走原料。我在老班璋茶区就亲眼看到有人为此大打出手。”
　　据了解，今春茶菁价格是比去年涨了200%～300%。“去年卖100元/公斤的毛茶今年4月中就卖到300元/公斤。老班璋(滋味最好的古树茶)甚至卖到1800元/公斤，而景迈、易武的古树茶也同样涨到450元/公斤”。勐库乔木茶卖200元/公斤，无量山乔木茶卖到250~260元/公斤。吴建辉向记者一一列举今年茶价飙的情况。据了解，售价最便宜的台地茶也从去年的10多元/公斤上升到现在的50~60元/公斤。
　　迫于无奈旧料制新茶
　　“太贵了，拿不下手”，老茶商杨老板抱怨，他这季并没有入大厂的新货，而自己做的品牌茶因茶菁价高收得少而产量小。马来西亚茶商李先生原本想做几十吨货的(自己挑选茶菁，找茶厂贴牌制茶)，结果因为一是茶菁太贵，二是好茶菁早被别人高价抢完的原因，所以只做了3吨货。陈国璋的做法似乎更无奈：“我今天新制的‘茶艺乐园’茶用的全部都是去年的料，今年的茶菁一分钱也没有收”，他更自嘲道：“有人想方设法造假骗年份，而我们竟然将去年的料压制成今年的茶，没办法，今年的茶菁实在太贵了。”
　　云南物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辉向记者吐苦水：“原料价以每年20%～30%的幅度增长是正常的，但高于2～3倍就不正常了。茶菁价涨，对茶农来说是好事，但却苦了茶商人。苦的不仅是成本高，更重要的是不知如何为新制的普洱茶定价。”
　　大财团入市冲击市场
　　普洱茶炒热了，茶商高兴了，但原料价涨幅大，出乎许多茶商意料。吴建辉分析说：“今年雨水不足，不仅春茶上市时间比去年晚了约20天，且产量减少了。”而《国际名茶专刊》总经理冯子民认为，过度采摘也是造成减产的原因。
　　此外，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燕平也表示：“做烟草、药材、房地产等高消费品的行外人，去年起纷纷涉足普洱茶行业，这些都是大财团，他们的进入对普洱造成了冲击和影响。还有些政府部门，他们喜欢玩茶，口袋有钱，拿起茶菁根本不与茶农讲价，甚至叫高价。如茶农开价75元/公斤，他们就以80元/公斤全收。这样一来，茶农也变得聪明了，根本不会给收茶人议价的空间，这样对我们这些真正做茶的人来说哪里吃得消？！”
　　广州茶市普洱占了三成多
　　2006年，茶业经营密度(含买进卖出)为67亿元，其中普洱约占1/3；就在六七年前，广州地区的茶叶经营密度为10多亿元，而当时普洱茶所占比例很少。广州不是产茶地，但是全国主要的经营茶叶和消费茶叶地。广东的茶叶经营地区为广州，近两年，逐渐加入了潮州、梅州等地，但仍以广州为主。
　　2003年至今，芳村茶叶市场每年经营茶叶店铺递增率为10%～15%；营业额每年递增约20%左右。而关于普洱茶的收藏与饮用比例：若将2003年至今的时间划分为3份，则前1/3时间为“饮大于藏”；中间1/3时间为“藏大于饮”；后1/3时间为“既藏又饮”。
　　“普洱茶成了神话，普洱茶成了钞票印刷机！”云南省茶业协会会长邹家驹在博客里面的这句话，道出现在茶叶市场排山倒海的“普洱热”。广州，作为全国规模最广、汇聚商家最多、交易量最大的茶叶集散地，普洱更是炒得热翻天，芳村一带茶叶市场99%的商户转而经营普洱茶，造就出不少百万、千万富翁。
　　超九成茶商铺转营普洱
　　广州芳村大道西一带先后建成南方茶叶市场、广东芳村茶叶城、山村茶叶城、承鸿茶世界等近10个茶叶、茶具以及茶工艺品销售市场，经营户近4000家，年交易额超30亿元，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辐射面最广、商户最集中的大型茶叶集散基地。
　　“一段时间没来茶叶市场，普洱茶的牌子这么多？”看着五花八门的品牌名，记者充满疑问。“现在的普洱茶牌子成千上万，加上品系型号、批次等更是多得无法计算。”与记者相熟的朋友感叹说，“炒茶人”一般是有余钱的人群，很大部分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外人”比较警惕，既是保护身份，又是防范同质化竞争。
　　据了解，由于普洱茶日益受欢迎，茶叶市场众多经营者转做普洱茶生意，连专营乌龙茶的茶店也兼营，普洱茶店(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据统计，芳村茶叶市场99%的商户已转而经营普洱茶。“2002年，普洱茶只占芳村茶叶市场15%，而现在几乎是‘无店不普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丁俊之说。
　　“千万富翁”比比皆是
　　现在，芳村茶叶市场已经成为广州“富人区”，其中“普洱热”贡献最大。“在芳村茶叶市场卖茶叶的，3年前几乎全部骑自行车，现在一辆辆宝马车停在档口。”丁俊之说：“这些可作茶商致富的印证。”
　　丁俊之告诉记者，2003年起，普洱茶的价格就像插上翅膀，一路飞高。10年前，一个普洱茶饼只要6元，现在100元都买不到，“从产区云南，到销区香港、台湾、珠三角等地，经营普洱茶致富的数不胜数，昔日廉价茶品普洱茶，如今一跃成为茶商和收藏者眼里的摇钱树。”
　　丁俊之举例说：“5年前，芳村茶叶市场卖茶的郑姓档主一家5口，还是挤在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2003年普洱茶市旺起来后，他就发了，2005年买下市区1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次性付款140多万元。”
　　“在这里做了10年以上的老商户，90%以上是百万富翁，预计千万富翁也有50%。”一位茶界老行尊如此形容。
　　月租不贵顶手费却走高
　　而且，“普洱热”让荔湾石围塘、山村等地的茶铺，成为茶界的“香饽饽”。南方茶叶市场一铺难求，周边茶叶市场铺位价普遍看涨。虽然茶叶市场铺面租金不算昂贵，但求租“转手费”高得惊人，尤其是“老字号场馆”。例如：南方茶叶市场、广东芳村茶叶城。记者调查发现，与广东茶叶城相邻的锦桂茶市场，一个面积为 18平方米的商铺，月租金只是2000余元，但顶手费高达7.5万元。
　　在南方茶叶市场做了10年生意的丰哥，也证实铺面租金不贵，1995年月租金30多元/平方米，现在70～80元/平方米。但是，记者听到“场外人”明仔抱怨说，“南方茶叶市场的铺位难求，上个月与人谈好一个 60平方米的铺位顶手费60万元，谁知他悄悄以80万元转给别人。如果他跟我商量，也许我愿意出100万元。”
　　利益诱人深入外行收藏普洱
　　富家女7日挣2万多元
　　阿韵既是“富家女”，也是一名“官太”。她爸爸是出名艺术家，丈夫是“头顶官帽”的国家干部，优越的生活环境造就阿韵贪玩、爽真、乐观而又好强的性格。看到身边的朋友玩起普洱，甚至连自己尊敬的长辈也加入普洱收藏、投资行列。完全不懂茶的阿韵3月中下旬入市，就拿10万余元收购普洱茶，短短一周纯挣了2 万多元。
　　自此，阿韵爱上了普洱，通过个把月学习，味觉灵敏的她略懂得了品茶，且眼光挺准。现在，阿韵不玩大厂货，入的是一些价位较低，名气不大，但茶底靓的“生饼”。阿韵说：“我不等钱花，房子也有的是，买批好茶回去放着，几年后一定大大升值”。
　　投资百万仅算“中等”
　　今年38岁的威哥，自己开公司做冷器设备。2006年11月，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在琶洲中洲中心举行，在好朋友盛情邀请下，他天天泡在茶博会，从此喜欢上普洱茶。
　　威哥懂得“经营”，让他“玩”起普洱茶比许多人有优势。看到普洱茶在茶博会备受欢迎，他迅速调入资金入市，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元。威哥说他玩的不仅是品牌大厂的茶叶，而且乐于参与那些“营销链”完整、灵活的小品牌。出出入入，几个回合投入百万元资金，已经全部回本，也就是说，现在压下的百万元茶叶货品是纯挣回来的东西。威哥笑着说：“投资百万元，规模在圈内算是中等水平，有的大户拿出近亿元收藏普洱。”
　　夫妻卖屋收藏普洱
　　看到朋友“炒卖”普洱茶挣钱快，超叔在朋友诱领下，2005年初加入普洱茶投资收藏行列。与妻子商量后，他竟然把父辈留下的房子卖掉，套现30万元活跃于芳村茶叶市场。
　　超叔告诉记者，2005年初，他用15万多元一口气入了勐海(即“大益”)、下关、黎明等知名品牌普洱茶近百件(通常84片/件)，结果普洱茶价7月份价格大跌，货值跌剩一半，直到2006年下半年价格回升，两夫妇咬着牙，等到10月～11月，各品牌普洱茶价陆续回升至市场受挫前水平，迅速“出手”。
　　现在，超叔坚信普洱茶走势强劲，升值前景向好，不断增加投资金额，累计购入普洱茶总值达40多万元，而且在佛山老家租下一间通风干爽的房子，专门存放普洱茶。
　　普洱词典
　　据载：濮人是云南种茶的始祖，商周时期云南以茶为贡品。三国时期南中茶子已有盛名，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并列。而普洱茶之名则始见于明代，云南有名茶出现，焙制方法未臻完善，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清代普洱茶名重天下，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钱粮。但到了民国时期，茶事则由兴变衰。由此可见，普洱茶的“第一次辉煌”在清代。
　　编号规则
　　第一、二码表示配方年份；第三码表示茶菁级别；第四码表示生产厂家所属地(尾码1为昆明的茶厂、2为勐海茶区的茶厂、3为下关茶区的茶厂)。例如：今麦普茶行销售的春海牌南糯早春七子饼0612，06表示2006年的配方，1表示1级茶菁，2表示生产厂家在勐海茶区。同理，中茶牌7542，75表示1975年的配方(并非代表75年生产)，4代表4级茶箐，2代表勐海茶区生产。
　　出厂价5000元/件的普洱茶几经转手，到了市场至少要价19000元/件。炒茶人是如何提升普洱茶“身价”的？时报记者化身“炒家”，在芳村茶叶市场“潜伏”一个多月，揭开茶厂茶商“坐庄”托价的内幕。捂货抬价，炒作宣传等是操盘手最惯用的手法。而在炒茶的过程中，取胜的永远都是大庄家，跟风的“小股民”难以预测市场风险，往往只赔不赚。
　　庄家三招炒高茶价
　　捂货：谎称没货炒至天价后再放货
　　记者在茶叶市场看到，某个牌子的2007年新茶，一到市场每件叫价就超过2万元。难道它的出厂价就这样高？茶艺乐园(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璋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秘密”：“据我了解，这个牌子的茶，茶厂与经销商(茶商向茶厂交纳一定的加盟费，即可成为经销商，据称加盟金额为1000万元)协定的规矩是：一手经销商稳挣4000元/件，二手经销商挣10000元/件，这样，如果一件出厂价为5000元/件的普洱茶，到了市场至少已经要价19000元/ 件。
　　东江茶香居酒楼负责人宋鑫林介绍，经销商“炒”价的巧妙在于：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推20%份额的茶品，然后不断通过吹捧叫价，进行炒作宣传，待价位升至理想阶段，再将其余80%的货推出市面。“等这些价格‘泡沫’一一破灭后，最后接手的小市民将会被套牢，而这时经销商、大户们已经挣得盆满钵满，安坐看‘热闹’了”。至于如何造价？宋鑫林说：“先推出的20%份额茶品，实际上只是在厂家与经销商内部运转，他们通过不断的‘出手 ’和不断的‘回收’，价格就100元、200元、1000元、2000元地被‘叫’上去了”。
　　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燕平说：“现在的茶市如同股市一样，由茶厂、经销商联合做庄，操控大盘，小买家只是跟着大户跑”，她直言：“茶根本没有卖到消费者手中，更不用说被喝掉了。而是一直在经销商手里，他们甚至不用转仓就大大咧咧地喊‘没货了’。通过不断的吹风叫价，把茶炒至天价后，这些人才大量出货换钱。”
　　记者在茶市场就有这样的经历。4月中旬，记者在芳村茶市场碰到一个来拿货的福建炒茶人，便跟他搭话：“你拿的100件货，2400/件，现在已经升到 4500元/件了，发啦。”不想福建人一脸无奈：“是升了，又怎样。他们现在才给了我12件货，其余的都压着没给，能挣得了多少？”“有的人更惨，同样是订100件，现在才拿到5件。我能拿到这么多，已经算是给我面子了。”原来，一开始广筹资金“做货”的人(或称：总代理)现在又打了个“后手”——货到手，自己先卖个开门红，喝“头啖汤”。当市场快到“饱和”程度，总代理商才给“买单人”发货，这时候“买单人”想出货挣钱也不是一件易事了。
　　假拍：卖家付费买家举牌抬价
　　“拍卖、评选‘茶王’，是普洱茶能够迅速增值的一种有效方式。跑拍卖市场多年，记者亲身看到普洱茶在不断创造“价格神话”：2004年2月，由鲁迅及其夫人许广平共同珍藏的“百年清宫普洱茶砖”在广州拍卖，3克普洱茶拍出1.2万元；2005年10月，张国立捐赠给云南希望工程的一筒普洱茶拍得160万元；2006年11月，在“2006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上，进行慈善义拍的编号为888的“长征英雄纪念茶”拍出了120万元高价；2007年 4月10日，在第八届中国普洱茶节拍卖会上，有百位名人亲笔签名的纪念茶“百星捧茗”以28万元高价拍出……
　　“所谓拍卖，有‘真拍’和‘假拍’两种方式。‘假拍’不存在真的买卖。只要卖家和拍卖行谈好交易条件即可，通常是卖家付给拍卖行一定手续费，‘买家’应和举牌应价，而无需真的付钱——普洱茶市场刚刚在内地兴起的时候，一些厂家用这种操作赚得了名声”，东江茶香居酒楼负责人宋鑫林向记者讲述了他了解的情况。
　　“真拍也有玄妙。手里有货的是实力雄厚的大厂家，货品供不应求，对经销商有相当的控制力。厂家卖普洱茶，靠的是走量，一般来说利润并不高，到了经销商手中，价格成倍攀升，所以经销商都求着大厂家。厂家要举办拍卖会，事先跟经销商通风，让大家都来捧场，分别以高价购得拍卖的好茶”，宋鑫林如是说，“这样经销商出让了一部分利益，厂家赚得个面子，大家都得利！”
　　炒作：古道开光“圣茶”身价倍增
　　去年10月，由 70余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组成的“2006茶马古道国际文化之旅”踏上征程。历时40余天的茶马古道国际文化之旅从景洪出发，途经中国的昆明、大理、香格里拉、盐井、芒康、八宿、林芝、拉萨、日喀，到达尼泊尔，再回到中国的那曲、西宁、四川、昭通，然后回到昆明，行程12000多公里。
　　旅程中，在蓝毗尼的“中华寺”，当地高僧还为随行的普洱茶举行了开光仪式。据悉，开光圣茶还在香港进行慈善拍卖，拍卖所得捐赠给慈善机构。
　　近年来，普洱茶价格飙升，还要“归功”于这样的公关炒作，正是这种炒作一步一步把普洱茶的价格推向高峰。广东公正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练认为，适当炒作能让广大群众对普洱茶有更多的认识。
　　福建省茶叶学会会长冯廷佺称：“适当的宣传炒作、操作是一种市场推广行为，属于正常的经济规律，能促进茶产业发展”。冯廷佺向记者举例：“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福建铁观音、乌龙也是供不应求，天价频现。在1984年到1985年期间，铁观音就曾在日本拍出了25万元/500克的高价。现在，好的铁观音也要卖到5000元～10000元/500克。所以，普洱茶出现的热捧现象、价格飙升现象是正常的经济规律。”
　　而广东省文化学会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建璋赞同适当“炒作”的同时，也提出价格与品质相适应的要求：“适当的宣传炒作可以让大众对普洱茶有更多认识，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茶的价值不能与茶的品质相背离。”
　　小股民入市凶多吉少
　　团体玩货：茶商作中介内部互买卖
　　聪明的小市民“炒”茶也有自己的一套，就是结成小团体合作入货，共担风险。记者所结识的两个“圈内人”良哥和强记就是这样一种合作伙伴。他们还特意在广州市郊租了一个通爽的仓库来存放普洱茶。
　　良哥和强记这样合作伙伴关系属于“小团体”式，有些“小团式”人数多达10多人。再扩大一点，还有“大团体”。就是像会员制这样的机构，小的有20～30人，大的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这些人多数玩的是同一牌子的货，可以相互交流分析市场走势，也可以内部转让货品。
　　但是，据记者一月来的暗访，了解到更多的炒茶“大团体”是隐性的，众人互不见面，实质操作权在茶商手中。出货入货由茶商作中介联系、协调，这样茶商除了可以先挣第一重利润外，还可以再挣货物“中转费”。
　　明知茶商吃了“中转费”，为何炒茶人仍乐于被吃？这是因为炒茶人都知道，货物只有流通才能营利，他们看中的是“营销链”。“营销链”越大，货品越容易流通，炒作、运转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我们都只是为了挣点快钱，‘营销链’大，出手快，省心”，炒茶人源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散户跟风：买错坏茶一年亏了两万
　　目前的普洱茶品牌有成千上万个，加上品系型号、批次等更多得无法计算。“行外人”想入市不太容易，但就算入得了市想赚大钱就更不容易了，往往会“陪了夫人又折兵”。
　　华仔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2005年初，在朋友的介绍怂恿下入资茶市。由于华仔对茶叶一窍不通，所以听从了朋友的推荐，入了一种叫“××青”的普洱茶。华仔说：“当时，我看到朋友及其一帮朋友都说这种茶好，而且说这种茶有强健的‘营销链’，可随时以市价进行回收”。于是华仔满怀信心掷4万余元入了10件货(84片/件，约为40多元一片茶)。然而，事实上，华仔入的是一种坏茶，味苦气霉，是典型的温仓茶，实际价值为4～5元/片。
　　据华仔介绍，2006年底，茶市经过一轮低潮后全面复苏。大市有好价钱，而华仔入的这批“××青”普洱茶的叫价也上升到80余元/片。于是华仔想出手这批茶，挪出资金来入其他品牌茶。但当华仔欲通过原经销商出货时，经销商却不兑现承诺，不回收茶叶。逼于无奈，华仔找其他茶行帮忙出货，这时候他才知道这批茶是坏茶。最终华仔是连欺带骗其他不懂行的人，终以20元/片的价钱转手了这批茶——但华仔最终还是亏了2万多元。
　　与华仔同时期入市的芬姐同样因误信熟人言，入了坏茶。更为可怜的是，芬姐入的坏茶压仓3年，至今仍未出手。
　　据了解，芬姐入的是一种叫“××砖”的普洱茶，2005年初，她以4万多元入了18件货，入货价为18元/片(144片/件)。当芬姐知道该批茶为坏茶 (只值3元/片)，想转手的时候，却始终没有“水鱼”接手。结果这批茶一直压仓至今。讲起这段经历，芬姐还不忘告诫我这个“后辈”：“千万别相信所谓‘熟人’言，一定要自己懂行、觉得好才进货。”
　　普洱词典投资存茶要点
　　一是原料中不能拼入烘青、炒青茶和其他工艺加工的绿茶和红茶。干燥过程中出现高温，改变了茶叶中多酚类化合物的特性，结束了茶叶在某种意义上的生命，越存放越苦。
　　二是关注原料中的农残含量。要考虑到几十年后茶叶市场准入标准可能提高，普洱老茶虽然市值高，但一旦农残含量过高，存了也白存。

上海一信用卡诈骗团伙自办公司刷卡套现731万
2007-12-23 09:37:24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东方早报12月23日报道 由14名男子组成的信用卡诈骗团伙，利用他人名下的境外信用卡，多次在其控制或使用下的POS机刷卡套取现金或消费，累计骗取人民币731万余元。
日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一诈骗案作出一审宣判：纪礼明等14人分获有期徒刑15至2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至5万元。
经审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现年44岁的纪礼明是本市一无业人员。2004年10月，纪礼明从朋友口中了解到，利用境外假冒信用卡能在国内消费套现。随后，纪礼明以每张3500元的价格从上家买来伪卡。
2005年7月，纪礼明在仙霞路一家会所的POS机上利用上述伪卡成功刷卡3张，并套得现金5．4万元。
见得手容易，纪礼明先后纠集张建平、陈龙宝、程国樑等13人，逐步建立了一个信用卡诈骗团伙，并由自己提供境外假冒信用卡。而为方便诈骗，纪礼明等人甚至承包经营了一家乡村俱乐部，并由陈龙宝、张建平分别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方便在POS机上刷卡套现。经查明，2005年7月至2006年4月间，由纪礼明提供他人名下的境外假冒信用卡，伙同被告人张建平、程国樑、施枫等人利用POS机消费。即冒用信用卡真实持卡人的名义，虚假消费。随后，银行根据POS机上形成的消费数额，将钱款打入“俱乐部”等10家单位。
依靠这种手段，这伙犯罪分子先后多次在本市10余家单位的POS机上刷卡套取现金或消费，共计人民币731万余元，其中诈骗未遂130余万元。
14名被告人中，纪礼明参与信用卡诈骗731万余元。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对张建平、陈龙宝等13名被告人的诈骗金额分别作出了认定。

包二奶指南
带三个表 @ 2007年08月23日4:03
　
这本书我看了两个晚上，太好玩了。我无法抗拒，特别是夜里……
托朋友从台湾买了一本《美丽爬强——包二奶密集》，作者是一位女性，杨玉帆，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因报道经济口，所以认识很多台商，在些经济报导之余，积攒了不少台商包二奶的故事，遂撰写成书。视角当然是台商眼中的大陆二奶。其实两岸在政治上没达成统一之前，商人们早就一国两制了。
二奶现象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它是过去三妻四妾的变种，大陆开放搞活，首先搞活的是二奶，谁来搞活呢？肯定是有钱人，港商、台商来大陆投资，带动了二奶的兴起，所以，深圳、东莞、中山、福建沿海等地是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之外非国务院指定的二奶特区。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香港台湾经济的萎缩，包二奶已不是港台商人的专利，我们大陆，在小平同志倡导的先富起来的人带动下，有钱有势的大陆人，也将包二奶本土化。你看，包二奶的轨迹也是跟着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变化的，它先是东南沿海，然后长三角，后来，随着各地GDP全面提高，包二奶已变成了全国人民的行动，就像今天我们准备奥运会一样。反正这么说吧，政府把经济杠杆撅到哪里，二奶就出现在哪里。Dang绝对是指挥奶的。
这本书是一本经济学方面著述，虽然说的是包二奶，带有性暧昧意向，但这本书里我没看出有什么风情，虽然很多文字看着直想乐，但说到底它是关于经济学的，包二奶也是投资啊。作者用比较通俗、风趣的笔触，告诉天下有钱男人如何去包一个二奶，也告诉天下所有美丽的年轻女孩如何去做一个二奶，不论你是大学生还是打工妹，不论你是女模特还是娱乐场所的小姐，只要你有一些姿色，就有可能成为二奶。不过我相信，看过这本书的女人都有想去做二奶的冲动，因为这门职业太诱人了；可是看过此书的男人，都不想去包二奶了，估计那些包过二奶的人都后悔没先阅读此书。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这，大概就是作者真正的用心。虽说这本书是给台商看的，但如今也适合大陆某类人阅读。
本书适合这几类人阅读（针对本博客的读者）：你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爸爸看看，让他出门小心点；你要是有做二奶的愿望，不妨仔细精读此书，太多做二奶必杀技在里面；如果你是大奶，也不妨看看此书，一方面可以知道你老公是否有包二奶嫌疑，另一方面，也跟二奶们学学妇人之道。
http://www.wangxiaofeng.net/index.php?p=1398

十年十人，台商西进演义
发表日期：2006年3月19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杨方（台湾）
引言：
“戒急用忍”的10年挽歌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 这句话曾经以白纸黑字写入李登辉1995年发表的《两岸关系六点主张》，一年之后，他却自食其言，为使两岸渐行渐远，李登辉从古人泛黄的故纸堆里，翻出“戒急用忍”来冷却两岸经贸交流，严管台商西进。
但人往高处走，钱往利处流。10年来台商和资金络绎于途、绵绵不绝。百万台商成了世界上最弱势的商人，他们在政治对峙的夹缝中寻找商机，在台独寒冰下破冰“登陆”。百万台商又堪称世界上最强势的商人，他们翻过“戒急用忍”的高墙，以中国人的坚韧和精明，与台当局打起金融地道战，每年赚进数百亿利润，却让阿扁、李登辉之流作茧自缚、无可奈何。
如今在大陆台资企业近7万家，而据台湾“央行”测算，10年来流向大陆的资金高达700多亿美元。台商的心境和财富如落叶一样，在“登陆”中完成了从“归根”到“生根”的变迁。 流水10年，在此我们撷取10位台商的人生一页。因为，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注脚，是一个社会的倒影。他们个人在商海中的10年沉浮，其实正是两岸经贸10年融合的缩影。
2006年，
霸气十足的儒商——罗智先
罗智先，这个“统一”集团的执行副总，行事霸气十足，骨子里却是一个爱读历史的儒商，枕边常放着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读三年，他从明朝的兴衰中顿悟企业成败的谋略。
奉行美式管理的罗智先，2006年却在大陆开始了“乡村包围城市”的商业布局。这迥异于一般台商最擅长的“点、线”结合的大陆布局模式，即在京、沪等大都市落子，然后朝一二级城市辐射。
高达8亿的农民将是政府“十一五”规划中重点扶持的对象，对于这一点罗智先沉卒于胸。迅速致富的大陆已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未来如果不能深耕正在崛起的农村市场，“统一”就难以达到成为亚洲最大食品集团的雄心。罗智先打算透过加强与地方经销商的合作，奠定从都市辐射到农村的基层营销网络，带动“统一”产品走向乡村。“如果不能拿下大陆市场，统一很难达成亚洲第一的目标。”美国《商业周刊》分析。
“大陆约有六七个经济圈，每个经济圈的人口密度都很惊人，人口加起来等于欧盟，如果真发展起来，很难预期会有多少精彩。” 罗智先雄心勃勃地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大型世界地图，他明白“统一”全球化的开端将始于布局大陆广阔的乡野。
罗智先所代表的2006年两岸经贸趋势：大陆农村市场将成为百万台商争夺的新目标，一场农村商战正硝烟四起。台商正展开全面迁徙，由大陆沿海向内地推进，由东部向西部渗透，进而完成“点、线、面”结合的两岸经贸生态。台商的心境和财富也如落叶一样，完成从“归根”到“生根”的变迁。
2005年，
他把农业变成休闲行业
——林宝森
有一个台商，他把360行中最苦、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变成了一个休闲行业，他叫林宝森。连他的热带观光农场都有一个和农业遥隔千里的浪漫名字：“伊甸园山庄”。2005年8月1日起，大陆开放台湾农产品进口，给予15种台湾水果进口零关税待遇，同时批准福建、山东、黑龙江等地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作为台湾农民“登陆”的先行者，林宝森听到这个消息感慨万千。记忆把他带回到12年前的那场改变一生的“登陆”。
1993年，海南成为大陆最大特区，大批资金一齐投向房地产开发领域，形成了一个最大的“经济泡沫”。林宝森也在拥挤的争渡队伍中，庆幸的是，他没有把和数百亿元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资金投到房地产这个“黑洞”里，这个在台湾本来学法律的市民，到海南当起了农民。
海南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台湾相似。“伊甸园山庄”占地1500多亩，林宝森从台湾引进了十几种优良品种：柠檬、莲雾、番石榴、杨桃等。经过10年耕耘，伊甸园山庄现已成为台湾与海南农业合作的典范。而他把传统的农业转型为休闲观光农业，山庄里约800亩山林和湿地，经过10年种植，已经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生态链，来此栖息的野生动物很多，甚至可以见到濒临灭绝的凤冠啄木鸟。伊甸园山庄里还有一个“鸳鸯”区，经过林宝森介绍，再进行电脑比对，已经有数十对海南姑娘和台湾籍小伙子结为夫妇。
林宝森所代表的2005年两岸经贸趋势： 2005年两岸经贸最新的亮点是农业交流，如把台湾成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大陆广阔的市场、土地结合起来，将产生无限商机，达成双赢。
2004年，
“独派金主”“脱绿”
——许文龙
2004年5月24日，国台办公室发言人张铭清明确表示，对于在大陆赚钱又回到台湾支持“台独”的人，我们是不欢迎的。其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点名奇美老板许文龙为不受欢迎的“绿色台商”，消息传出令奇美电子股狂跌6天，单周市值缩水约500亿新台币。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4年全球10亿美元富豪榜上，台湾有10人上榜，许文龙排在第六。在台湾石化领域，许文龙的拳头产品ABS的年产量居世界第一，许文龙因此被吹捧为“世界ABS大王”。他自己曾表示：若不是到大陆投资设厂，奇美根本无法做到今天的规模。
然而，得益于大陆市场的许文龙竟称：“大陆有点像台湾的经济殖民地。”许文龙和陈水扁曾沆瀣一气。“3·19”枪击事件”中，陈水扁中枪后舍近求远，直奔奇美医院，就是因为那是许文龙的地盘。一年之后，许文龙政治理念突然180度左转，发表退休感言，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说胡锦涛的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使他心里踏实，引起“独”派哗然。无独有偶，陈水扁邀请“独”派人士谈“废统”的席间，许文龙提醒陈水扁，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许文龙出现。
许文龙事件反映两岸经贸依存关系：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以及第一大外贸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存度逐年提高，大陆需要台商，但台商更需要大陆的市场和廉价劳力。许文龙的转变是“经济改变政治”的标志。在许文龙的先行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绿色台商”主动走上“脱绿”之路。
2003年，
倒闭台商成畅销作家
——陈彬
2003年2月12日，投资大陆的各地台商协会负责人春节联谊活动在澎湖结束，100多名台商座谈后预计，如果5年内还不实现“三通”，台商将会因成本负担过重而丧失竞争优势，不少台资企业会倒闭。同年，一个倒闭台商陈彬最新出版的大作《上海商机》问世，这是一年半时间里他出版的第四本书。
陈彬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经济系。在上海开过不锈钢厂、面包厂、餐厅、快餐店、火锅店等，因经营不善、竞争激烈或上当受骗，这些店逐一倒闭，陈彬一共亏了2000万新台币。 十多年搏击商海的失败者干脆躲进书斋，拿笔写书：“我把教训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希望后来大陆者别重蹈覆辙。”
当时台湾正在“大选”，书店里畅销的全是政治人物的书。他的书一直被冷落，连上架机会都没有。正当陈彬穷途末路的时候，李敖的助理打电话给他，请他上李敖的“秘密书房”节目当嘉宾。
在节目中，李敖感兴趣地问：“你写书为什么不去教别人如何成功，光谈失败？”陈彬在节目里心酸地回忆自己的屡败屡战：“我只想告诉大家如何避免失败。”陈彬还大骂一些台商热衷在大陆包“二奶”。李敖听了哈哈大笑。结果节目一播出，陈彬的书很快卖光。
第二本书《移民上海》出版时恰逢台湾股票大跌，岛内经济下滑，很多人想移民上海，陈彬的书再次意外走红。后来他写的《我的上海经验》再版达28次之多。
陈彬代表的2003年两岸经贸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大陆本地民营企业的崛起，和外商加速投资大陆，一些中小台商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倒闭。广东东莞市厚街镇有条“台干流浪一条街”，聚集着被炒的台干、倒闭台商约1000多人，凸显了台商在大陆市场化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优势地位逐渐弱化的事实。
2002年，
“指针性人物”登陆
——张忠谋
“张忠谋是台湾经济到现在还没破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业界这样评价这个台湾“IC教父”。张忠谋1931年生于宁波，童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硝烟，深刻体会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安危荣辱与共。1949年底，张忠谋随父母迁居香港，后赴美国留学。
《张忠谋自传》道出了滋养他的两大精神源泉：一是对民族救亡的激情，二是对中国文学的爱好。1980年代，他54岁才单枪匹马回台湾创办台积电。其一手缔造的全球半导体“帝国”台积电，纽约交易所估计总市值超过400亿美元。
2002年，大陆市场芯片销售总额为1100亿元，增长23.6%，而且大陆IC产业还处在萌芽期，台积电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庞大的市场。张忠谋曾向陈水扁提出，开放8英寸芯片登陆，而岛内重点发展12英寸产品。但由于陈水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以致错失商机。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一般要经过台湾“投审会”审核，像台积电的投资案要由“经济部长”等亲自审核。台湾当局一直认为，芯片产业代表着台湾经济的最后一根命脉，不让台积电来大陆投资，可以阻滞大陆芯片业的发展。
在当局的敏感神经下，2002年1月，张忠谋扬帆西渡，到南京、上海等地考察。由于害怕台当局派人监控，张忠谋曾在高速公路上数次换车。2002年5月5日，台积电在上海与松江科技园区秘密签定投资意向书，台积电准备投入近10亿美元。李登辉亦加紧阻挠张忠谋，煽动“能晚一天去，对台湾都有好处”！张忠谋以罕见的严厉口吻抨击“戒急用忍”政策，他表示以安全干预企业决策，会损及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岛内安全，适得其反。 一直到2003年2月，台湾当局才正式批准台积电在上海的投资计划。
张忠谋所代表的2002年两岸经贸趋势：一是台商突破“戒急用忍”障碍，投资由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转向芯片和液晶等高科技产业，台湾的半导体开始跨海西进；二是投资逐步向大型化发展，包括数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最终台湾上市、上柜公司有一半以上在大陆投资，在台湾形成“大陆概念股”。
2001年，
小学毕业生写万言书
——王永庆
2001年9月4日，一个80多岁高龄的小学毕业生发表长达4万多字的文章，严厉批评在“戒急用忍”政策的禁锢下，台湾等于自我束缚和冻结，就像一潭死水，业界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这个小学毕业生就是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拥有近7万员工、近3800亿元新台币营业收入的王永庆最初竟是一个卖米的，15岁小学毕业后，王永庆便到小米店做学徒。第二年，他用父亲借来的200元开了一家小米店，从此一步步起家。
随着台塑集团规模的迅速扩大，岛内早已不能满足需要，用王永庆的话说：“弹丸之地，已经难以容下石化王国”。可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当局死守“戒急用忍”，石化产业也在禁止投资大陆之列。王永庆在万言书中指出，“戒急用忍”不但错误而且无情，李登辉在其12年执政期间，将台湾经济带入目前的惨境，主要原因就是采取“戒急用忍”的错误政策所致；台湾共有10万多家加工业者迫不得已迁至大陆，凡事只好偷偷摸摸，采取非正式方式进行。
万言书同时指出，王永庆到大陆兴建漳州电厂，怎么能够产生“媚共”的效果呢？对于被李登辉污蔑为“媚共”，他觉得不可思议。王永庆向“政府”强烈要求开放“大三通”，其掷地之言，有如巨石击浪，在台湾企业界引起共鸣。
王永庆所代表的2001年两岸经贸趋势：岛内石化业等传统工业的优势源于过去低廉的生产成本，但随着岛内工资的迅速提高，台湾的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传统工业外迁已不可避免，大陆成为台湾生产基地外移的首选之地，但迟迟不能“三通”以及“戒急用忍”政策迟滞了传统工业外移的步伐。
2000年，
上海打拼的台湾军人
——张振德
张振德曾经在军队里呆了20年之久，在一声声“反攻大陆”的演习枪炮声中模拟抢滩登陆。退役以后，张振德接手“真锅咖啡”，不久就策划以一杯杯香醇的咖啡反攻上海民众的胃口。
2000年开始，台商对大陆投资出现第三次高潮，许多以投资服务业为主。同年，“真锅咖啡”在上海一枝独秀的局面因激烈的竞争开始动摇。张振德打算常驻上海。
第二年，张振德携妻子带二女儿到上海定居，大女儿则留在台湾，一个家庭的聚散也从此融入“真锅咖啡”的味道，甜中含着淡淡的苦涩。
张振德所代表的2000年两岸经贸趋势：2000年开始，台湾越来越多老百姓到上海投资移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成为台商投资发展最快的地区，并形成上海市以高科技业、服务业与房地产业为中心、周边地区为生产配套基地的发展格局。这一波上海热被称为台湾第三波的移民潮。
1999年，
率先跑到香港上市
——陈森田
原籍台南的陈森田和陈水扁是老乡，留着平头、皮肤黝黑。大学读书时陈森田因热衷赚钱而休学，后自行创业开了一家邮购公司，因扩充过速公司倒闭，仅剩30万元台币。1987年，正是台湾股市最旺时，由于用功研究线路图，买卖精准，他在台湾股市淘到第一桶金。接着，陈森田抓住大陆股市与房地产兴起契机，投资股市、房市和旅游产业，资产从30万暴增至50亿，20年资产放大了千倍。
1999年，陈森田以台资高科技企业乾隆科技主席的身份，成为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第一个台商。他认为，虽然日本及台湾都有意推动创新企业市场，但只有香港创业板有机会发展成为亚洲区的纳斯达克。陈森田透露，不少台湾高科技企业都准备去香港创业板上市。由台湾研发针对大陆市场产品，再通过香港金融市场走向国际化，将是未来两岸和香港的经济合作模式。
陈森田所代表的1999年两岸经贸趋势：从1999年起，愈来愈多台资企业赴香港挂牌上市，俨然成为一股风潮。为什么台商要跑到香港去上市？台商在大陆耕耘之后，想融资或扩大规模，这时股票公开发行是一个及时的策略。但台湾在相关法规上不松反紧，税制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相较之下，香港一方面没有外汇进出管制，另一方面税制非常低，香港自然成为台商上市的最佳据点。香港股市诞生了很多优良台企，台商在大陆耕耘，最后收割在香港，加速了台湾资金外逃。台湾本地投资人把钱汇到香港买股票的金额很大，这也是台股不涨的关键因素。
1998年，
投身两岸证券的美女
——涂玉慧
1998年，一个证券业的台湾美女背着行囊，步履轻盈，单枪匹马杀到深圳。她所在的台湾京华国际收购了香港山一证券，拿到了深圳B股席位，于是，涂玉慧就被派到大陆筹备办事处，任务是找一些高科技的台企到香港上市。
涂玉慧跑了一些台企后发现，1998年在大陆投资的高科技台企还非常少，多数是传统加工业，并不适合在香港上市。适逢香港创业板准备上市，涂玉慧意识到更大的市场在大陆企业，开始为高科技大陆企业寻找风险投资。而她也凭借丰富的海外资本市场运作经验，为大陆企业获得资本搭桥。
15年两岸三地证券业的打拼经历使她在证券界游刃有余。涂玉慧认为，不少台资企业正准备在大陆A股上市。“大陆一直在变，一直在进步，我也要不断进步，才不会落伍。”
涂玉慧所代表的1998年两岸经贸趋势：在台湾服务业、制造业大量“登陆”的背景下，岛内金融业的业务也逐渐向大陆延伸，其中证券业是两岸金融往来较早与合作进展较大的领域。
1997年，
“投机商人”的谦卑——于曰江
“投机是上帝不愿意签写真名时用的笔名。” 好又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曰江认为，投机是对胆量、眼光、勇气和智慧的另一种挑战。1997年他在广州开出了第一家量贩店。 “当年大陆人为了购买一件日常用品，许多商厦的采购员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很多消费者为了购买一件日常用品，排队都排成了罗圈腿。正是这种不能忘记的历史，让我萌生了创办一个大型物美价廉的连锁超市的构思，为生产者减少流动环节。”
好又多的扩张步伐越来越快。此时国内零售业竞争激烈，好又多在面临机遇时也面临挑战。
“我们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于曰江说。 于曰江熟读介绍沃尔玛的书，那是零售业的“圣经”。其中一个细节他常常津津乐道：沃尔玛和他的太太等到大家聚餐结束之后，两人亲自动手洗盘子。“这叫什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谦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核心价值。”当一个企业领导人能够为众人洗盘子的时候，他就在心底为众人留下了重要的位置。
于曰江所代表的1997年两岸经贸趋势：继制造业前进大陆之后，台湾零售业更瞄准大陆广大消费市场，蜂拥西进。前有欧美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围堵，后有大陆本土超市直追，台商抢商机，零售业商战日渐白热化。

上海富豪周小弟涉嫌雇凶案原委
《财经》记者 杨海鹏 陈中小路 实习记者 程亮亮
《财经》杂志 [2007-12-22]
世博园区附近逾2000亩土地的炒卖与连环交易，最终以血腥收场；上海大宗土地多年灰色运营模式揭开一角
　　在上海地图上，方圆近两平方公里的三林镇懿德居住区，如一片落叶飘落在浦东新区和闵行区之间。错落的水网和低密度的交通标识，显示这里尚是一处未经充分城市化的近郊区域。
　　将于2010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展区即选址于三林镇紧邻的黄浦江下游两岸。得规划之利，此处土地近年骤然升值。“懿德居住区项目”亦是上海世博会主要动迁基地之一。
　　2007年7月6日，“懿德居住区项目”开发方、上海新世纪懿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懿德”）股东代表尹明华遭歹徒袭击，重伤垂危。十天后，新世纪懿德原控制人、上海周氏集团董事长、民建中央委员周小弟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刑拘。
　　这起耸人听闻的富豪“雇凶伤人”案震动沪上，血案起因旋即指向“懿德居住区项目”2600亩土地六年来的幕后交易。当年，周小弟以一纸批文获得巨幅土地开发权，由于缺乏资金实力，遂引入多家合作方，其中即包括尹明华所代表的杭州西子电梯集团（下称西子集团）。2002年以来，伴随地价飞涨，“炒地者” 周小弟试图毁约赶走合作方，最终却在压力下拱手交出控制权。
　　《财经》获悉，周目前已向警方承认自己为凶案主使，其司机则具体负责买凶和现场指挥。知情人称，周的行凶动机，正在于因土地项目出局，迁怒于被害人尹明华。而“懿德居住区项目”土地交易过程实为变相炒地，西子集团等外地合作方所遭不测之险，亦揭开上海大宗土地多年灰色运营一角。
雇凶伤人
　　11月6日下午2时许， 西子集团委派到新世纪懿德的股东代表尹明华，从浦东三林懿德居住区工地驱车返回市区途中，突然遇袭。
　　多名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勾勒了发案情形：当时，尹明华的轿车尾部突遭一辆重型卡车撞击，尹以为发生车祸，遂下车查看，不料重型卡车下来三人，手持铁棍冲上来，先打断尹的手足，使其不能反抗，随后重创其头部。凶手行凶后即弃车逃逸。
　　气若游丝的尹明华随后被紧急送院，大量输血方暂时脱险。此后一月间，医院数度发出病危通知。诊断显示，尹氏头部粉碎性骨折并伤及脑部，左手、左脚各三处严重骨折，即便保住生命，也将留下严重后遗症。
　　凶案后，西子集团立即报案，直指新世纪懿德原董事长周小弟、总经理徐建刚为幕后主使。11月15日，周小弟被上海警方传唤。次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现年51岁的周氏，浦东杨思镇人。据称早年是工人，后曾走私香烟，又曾与同乡合伙养猪，一度成为上海滩知名的“养猪状元”。
　　上世纪90年代起，周开始发迹，但外界难明就里。后因一项投资失败，逃到海南避债。待其数年前复出时，已是一副富豪排场，成上海慈善界名人。
　　此后不久，周小弟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案发之时，他已是民建中央委员。从《财经》调取的周氏企业工商资料来看，其旗下大部分企业利润有限，难以维持其和家属的奢靡消费，以及大规模的捐赠——自胡润编制慈善榜以来，他一直位居榜单前40位，每年的“公益捐赠”在2000万元至6000万元之间。
　　近年来，周曾获得“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2006年中国公益事业十大功勋人物” 、“2007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富人物”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正因为周身份特殊，且案情重大，上海高层在案发后，当即指示“803”（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主导此案。
　　相关人士透露，周小弟被传唤后，不久即承认为凶案的主使，负责买凶及现场者则系其司机。由于周氏同时被举报“合同诈骗”、“侵占挪用公司资产”、“行贿”等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也介入侦察。
　　警方消息称，除周小弟、其司机及三名行凶民工，另有数人也被刑拘。其中包括“下海”前曾任浦东新区公安局基建处副处长、现职为新世纪懿德总经理的徐建刚，原新世纪懿德监事，与六年前土地转让有涉的一名前上海县官员。
　　知情人告诉记者，围绕懿德项目2600亩土地，尹明华与周小弟相斗五年，在地方国企上海环境集团接盘新世纪懿德项目后，周小弟实已出局，但心犹不甘，多次派人袭击项目公司高管，试图以暴力威慑，谋取更大“补偿”。尹明华则被周视为联合各方针对自己的“主谋”。
　　与周氏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称：周多次对外表露，尹“让我没有活路”。
合作开发
　　新世纪懿德项目最新公开的规划面积达177.78公顷，合2666.7亩。此地距上海市中心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是上海近郊最大的待开发地块。
　　因世博会召开在即，近年懿德项目所在地块先后架起多座大桥与浦西连接，两条在建地铁线穿行其中，商业价值数以百亿计。
　　相关资料显示：1992年，三林辖区由上海县划归浦东新区，上海县则撤销并入新成立的闵行区。区划调整前夕，当地政府突击批地，将该项目地块批租给下属的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2001年，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改制，为安置人员，清理债权债务，将此地块开发权以近7亿元的价格，转予周小弟的上海新世纪创业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创业）。其时，新世纪懿德现任总经理徐建刚从浦东新区公安局辞职进入公司。知情人称，徐即为周小弟获得土地的“掮客”之一。
　　2001年4月，项目公司新世纪懿德成立，新世纪创业、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及另一政府背景的上海中星集团（前身为上海市住宅建设办公室），分持项目公司85%、10%和5%的股份。
　　当时，一举拿下土地开发权的周小弟无力支付约7亿元转让款。2001年9月至次年9月，周先后引入上海阳光集团公司、西子集团和上海君颐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懿德项目，三公司分别投入3.335亿元、3.344亿元和2.7亿元。
　　根据当年所签协议，三家合作方“阳光”、“西子”、“君颐”分获900亩、800亩和500亩土地的商业开发份额，并共同承担300亩动迁房的开发成本。各方将分别成立项目部，开发各自获得的土地份额。
　　上述“合作”方式其实极不规范：对外，上述三幅总计2200亩的地块仍挂在新世纪懿德名下，须由后者统一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对内，三家“带资进场”的合作方仅是组成项目部开发相应地块，并未成立项目公司，因此相应三幅地块的产权归属尚未完全明晰。
　　新世纪懿德拿地之时，中央政府已明确土地转让的“招挂拍”程序，但一位曾参与项目的律师告诉《财经》：当时上海土地市场上，真正经过“招挂拍”程序转让的土地为数寥寥，且多为小幅地块，大幅土地基本掌握在政府背景或有政府关系的地产商手里。这些地产商，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得数以亿计的收益。由于在公开市场几乎无地可拿，西子集团、阳光集团这类外地企业，多以前述“项目合作”方式曲折进入，产权并未明确到位。这种“变相炒地”的潜规则模式，日后一旦出现合作方利益冲突，便难免纠纷诉讼。
“一女两嫁”
　　依据周小弟此前与三家合作方所签协议，三家合作方承诺“带资进场”总计9.38亿元，而作为项目公司的新世纪懿德须向政府支付土地转让代价总计近7亿元。若周小弟如约退出，本可坐收差价两三亿元。
　　但2002年之后，上海房地市场走出低谷高歌猛进，冷僻的新世纪懿德项目更因接近世博会园区身价陡增。面对飞涨的地价，周小弟随即后悔卖价太低，声称政府要求“不能以三家公司分开开发，只能以新世纪懿德名义开发”。而此时，尽管懿德名下的三幅地块业已被三家合作方“瓜分”，但新世纪懿德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仍为新世纪创业、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和上海中星集团三家。由此，周小弟要求三家合作方折资入股。
　　三家合作方被迫就范。按照新的协议，阳光集团旗下的煜德置业入股新世纪懿德 36%，西子集团占32%，君颐置业占20%，周本人的新世纪创业获得剩余的12%股份。同样依据此协议，项目公司的两名老股东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上海中星集团将退股。
　　与此同时，在获得三家合作方带来的数亿元资金后，周小弟已向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付讫懿德项目的全部项目转让费用。因此，此时三家合作方理应得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明晰其在项目公司新世纪懿德的股权。但周小弟却迟迟不给三家合作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在阳光集团和西子集团的反复催促下，直至2004年1月，方向两家公司各转20%股份。
　　此时，合作方君颐置业、原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已相继退出。项目公司新世纪懿德的股本架构变更为：大股东新世纪创业持股55%，煜德置业、西子集团各自持股20%，小股东中星集团依旧持股5%。
　　此后，任凭阳光集团和西子集团如何交涉，控制新世纪懿德证章的周小弟一直拖延应对，以保持对项目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并时刻伺机甩掉“阳光”和“西子”，为项目寻找新买家以牟利。与此同时，因长年股东纠纷，资金难以到位，新世界懿德项目开发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就在2003年底，周瞒着几家股东，与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下称交易市场公司）洽谈合作。“周小弟答应我们，很快就会把小股东清理出去。”交易市场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财经》。
　　2004年2月，周小弟与交易市场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后者投资4.5亿元启动土地拆迁和项目开发，“五五”分享利润。为了取信对方，周将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交予交易市场公司。交易市场公司在浦东开发房产经验丰富，更“带资进场”，周小弟就此幻想踢走旧日合作方，坐享项目半数利润。
　　由于阳光集团、西子集团拒不相让，周小弟便拖延土地开发进程，并通过媒体放风，要将土地交还给政府，以此逼迫两家股东出局。
国资接盘
　　2004年至2005年间，阳光集团向上海本地法院状告周小弟侵占巨额资产、偷税、合同诈骗。并通过香港商人、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向全国政协、公安部等单位举报。全国政协派员调查后，周小弟迫于压力，在上海高级法院调解下，与阳光集团单独和解。承诺返还股本金，并给予赔偿。
　　此时，周显然并无偿还阳光集团数亿元巨资的能力，只得将项目股权转予国企上海环境集团。环境集团原属上海环卫系统，2006年后被移交给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不过，环境集团的入局方式颇令外界质疑：环境集团并未直接参与收购，而是由一家民企春岚房产出面，收购新世纪创业、阳光集团旗下煜德的股份——春岚先收购了新世纪创业90%股份（另10%股权由周小弟之妻钱莹持有）；再与新世纪创业一起，收购了煜德置业100%的股权。因新世纪创业、煜德置业分别持股新世纪懿德55%、20%的股权，由此，春岚实际间接控股新世纪懿德达七成。
　　至于环境集团与春岚房产之间的关系，外界至今难窥其实。表面上看，二者之间并无持股关系，但环境集团却在春岚房产派驻了董事，由此进入了新世纪懿德的董事会。而环境集团董事长金纪昌，随后也成为新世纪懿德的法人代表。
　　春岚房产法人代表黄小根向《财经》解释说：“我原来即与金纪昌认识，所以帮他们用我的公司名义出面，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直接操作不是很方便。”
　　知情人士透露，环境集团为此支付阳光集团5亿余元，这当属执行前述周小弟与阳光集团间的和解约定。另外，为入股新世纪创业，环境集团则另投入6.2亿元，其中2.7亿元付予周小弟，作为后者退出合资公司的补偿；另3.5亿元则存入“交易市场公司”共管账户，实为增资开发。
　　至此，多年来争执不断的阳光集团、周小弟尽皆退场，新世纪懿德实际掌控于环境集团、西子集团和交易市场公司之手。三方形成合作开发的共识：先启动项目，彼此利益分配“慢慢细谈”。
　　据悉，交易市场公司已实际投入3.4亿元，用于搬迁地块上的860户农民和57家小工厂。此番三方迅速启动回迁房项目，也是为了争取主动，避免土地遭政府收回。
　　至此，周小弟一番机关算尽，却非但丧失了控制权沦为微不足道的小股东，且所获利益并未多过当初的“合作开发”。恼羞成怒之下，周小弟便一再使用暴力手段阻碍项目开发。早在2006年7月6日，环境集团相关负责人汪建玎被不明人员袭击头部；2007年8月27日，周小弟还带领数几十人冲击“懿德居住区项目”回迁房开工仪式。
　　至于此次对西子集团的股东代表尹明华下手，则是因为他将自己出局的责任归之于尹。现年54岁的尹明华为上海本地人，在浦东工作多年人脉颇丰。知情人士称，在周小弟看来，在阳光集团的那场官司中，西子集团虽未出面，但尹明华却向阳光集团提供了大量材料，最终迫使周小弟归还阳光集团本金。故而周小弟多次对外表露：尹“让我没有活路”。
　　当懿德项目争夺战以血案告一段落后，浦东新区政府亦传出消息称，将考虑收回懿德项目地块尚未动工的部分，以确保世博会动迁计划及时完成，并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行政诉讼。

加拿大二板：买壳、造壳
2002年10月2日
为了发展风险投资，加拿大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和艾伯塔证券交易所在99年11月29日合并为加拿大风险交易所。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建立于1907年，曾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和最大的二板市场，该交易所1997年的成交量为71亿股，成交总额为87亿加元（1加元约合0．68美元）。艾伯塔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14年，过去主要从事石油股票的交易。
新成立的加拿大风险交易所目前有上市公司2300多家，这些上市公司主要是一些高科技、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等中小企业。
电子交易
加拿大风险交易所成立后股市成交活跃，其股票指数不断飙升，这家交易所目前完全采用电子交易，股票的买卖完全通过电脑网络来进行。
合并后的加拿大风险交易所仍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和最大的二板市常加拿大的第一大证券交易所是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目前，它是北美的第三大证券交易所，也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10家证券交易所之一。前温哥华证券交易所为使中小公司便于上市，曾开创了买空壳和造壳上市的方式。合并后的加拿大风险交易所自然也保留了这两种特殊的上市方式。
买壳上市
所谓买空壳就是买一个已在交易所上市的招牌，利用这个已有的招牌，使你的公司能够在交易所上市。如某个在风险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赔本了，其股票大幅下跌，自然也就无人买，但公司的名称还在，在交易所还未摘牌。如果你想让你的公司上市，这时你就可同这家公司进行商量，看能否把它的股票全部买下来。如果对方同意卖，你买来后就可把你的资本放进去，使你的公司达到上市的目的。收购原公司的股票有两种办法，一是低价直接收购，二是通过换股。
买空壳需要经过交易所由59个成员公司组成的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要审查买空壳公司实际资产以及运作等情况，以判定新公司上市是否会对股民有利。买空壳的公司，在购买时一定要看空壳是否干净，也就是要了解原来的公司是否有什么欠债等问题，如欠债，债方可能要向新公司讨还旧公司所欠债务。造壳上市
所谓造壳上市，就是造一个使公司上市的招牌。造壳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称自己有公司，想上市，但你的资本很少，不够上市的条件，这时，你就可通过集资筹款和寻找股民，然后，你就可成立一个上市的空壳公司，使你的公司达到上市目的。在加拿大风险交易所二板市场上市，股金至少要有100万加元，股民至少要有300人。
造壳上市的另一种方法是，你自己并无公司，你可以去寻找投资人集资，造一个上市的空壳公司。这个上市公司没有具体的生意，只是一个在交易所挂着的空招牌。然后，你看到有合适的公司再买一个来，放到空招牌下上市。因为造的空壳干干净净，不会像买的空壳那样也许不干净。同时，买空壳，如何收购原有上市公司股民的股票也是很麻烦的事。所以造壳上市被认为是较好的上市方法。为了防止上市公司诈骗股民，申请上市的公司首先要有推荐人，而推荐人必须是交易所董事会的成员。推荐人要调查其所推荐申请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公司运作等情况，然后向董事会提出报告。如果是非加拿大的海外公司申请上市，推荐人更要对公司的有关资产、运作和盈利等情况进行认真调查。

巴厘路线图诞生记：谈判曾多次陷入僵局
2007年12月20日15:51 三联生活周刊
　　拖延了一天，联合国气候大会终于在代表们疲惫的掌声中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份《巴厘路线图》，为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表。
　　◎袁越(发自印尼巴厘岛)
　　科学子弹
　　12月的巴厘岛，只能用湿热来形容。当地人说，今年气温并不比往年高，但现在本应是雨季，却几乎不怎么下雨，很反常。
　　从12月3日开始，来自世界19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大批记者齐聚这个度假胜地，商讨全球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1.5万名与会者将因此而排出1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非洲小国乍得一年的排放量。”英国《泰晤士报》请来咨询专家计算了代表们的“碳足迹”，给出了一个惊人数字。联合国同意拿出10万美元为其雇员的碳排放付“碳税”，并将这笔钱贡献给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气候变化而设立的“适应基金”。
　　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气候问题的前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喻捷参加过5次气候谈判，她肯定地对我说:“这是全球媒体最关注的一次气候谈判，来报道大会的记者人数远远超过往年。”中国派了大约10名记者，大会第一天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WMO)新闻发布会上，气象学家们反复强调了科学的重要性，“科学为气候谈判提供了子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提供的证据促使WMO联合“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创建了一个由世界顶尖气象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世界范围内共同研究气候问题。IPCC成立两年后，他们发表了第一份评估报告，并于两年后催生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于1995年，两年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的减排赋予了法律约束力。
　　但是，签署公约的仅各国政府代表，尚不具有法律效力，还必须交由各国国会通过。于是，为催促各国国会尽快通过《京都议定书》，IPCC于2001年发表了第三次评估报告，间接促成了《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谈了8年才谈完。为了保证2012年底以前完成一份新的“××议定书”，UNFCCC 认为必须在这次巴厘谈判后制定一份进程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俗称的“路线图”。今年，IPCC发表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把“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从以前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了“几乎可以肯定”。
　　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设立“适应基金”，并委托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这项决议被普遍认为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政治较量
　　第一天的UNFCCC缔约国大会于12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始。在首脑们例行公事的讲话后，正式议题磋商前，澳大利亚代表突然要求发言:“大家知道澳大利亚刚刚有了一个新政府，陆克文成为我们的新总理。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宣布，澳大利亚将立即签署《京都议定书》，成为京都家庭的一员！”
　　会场立刻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新总理陆克文刚刚在几小时前宣誓就职，就立刻颁布了新政府的第一个正式决议。政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科学。
　　其实，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曾率先提出联合国需要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公约，而不是仅仅依靠自觉。但是，一旦有了法律约束，就意味着完不成任务必须受罚。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认真计算减排成本，其结果让他们的政府大吃一惊，于是美国提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把成果记在自己的指标下面。施行CDM之后，发达国家履约所需资金大大降低，这才使得《京都议定书》得以通过。可惜后来美国国会拒绝签字，再加上小布什的上台，美国反而最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小布什上台后，公开质疑IPCC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否认气候变化像气象学家说的那么严重。换句话说，科学这颗子弹反而被小布什利用，成为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事实上，科学在气候谈判大会上就像一个被人随便摆布的玩偶，大会上发生的第一个戏剧性冲突就体现出代表们对科学的不信任。
　　会议第二天，代表发展中国家集团发言的巴基斯坦代表公开质疑主席原定的议题，要求按照规程，把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技术转移”议题从“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转移到“执行附属机构”(SBI)下面去。原来，“技术转让”这个话题已经在SBSTA下谈了很多年，至今没有成果，发展中国家早已对这个机构失去了信心。中国代表在这次冲突中力挺巴基斯坦，甚至不惜转用英语向来自伊朗的会议主席发出强烈质疑，逼得他不得不宣布休会，并在一轮紧急磋商下同意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动议。
　　类似的政治较量几乎天天上演，而在秘密会议中，这样的争斗肯定更激烈。
　　经济谈判
　　今年是《京都议定书》诞生10周年。本次大会专门举行了一次纪念活动。原UNFCCC执行秘书长麦克·扎米特·库塔加(Michael Zammit Cutajar)称《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历史上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份经济协议”。
　　确实，虽然《京都议定书》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指标，但因为CDM的缘故，发展中国家能从碳交易市场中获得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而这次谈判的很多议题在本质上都与经济有关。
　　比如，热点之一“碳捕捉和碳填埋”(CCS)，本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新技术，简单说就是把燃烧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立即收集起来固化，填埋于地下。这次会议商讨了把CCS变为CDM项目的可能性，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为首的石油大国，以及以挪威为代表的CCS技术发明国都一致要求尽快把CCS纳入CDM机制，进入碳市场。而以韩国、牙买加、巴西和印度为首的能源进口国则坚决反对。中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中方谈判代表、来自科技部的吕学都发言认为，必须先对CCS技术进行进一步评估，解决泄漏和效率等技术问题，才可以考虑让它进入碳市场。吕学都私下里对记者说，CCS技术虽然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却需要多消耗40%的能源，这对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很不利。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岛国图鲁瓦代表“小岛国集团”发言，极力反对CCS进入CDM市场。这些小岛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在他们看来， CCS纳入CDM就意味着那些石油大国既可以通过卖石油赚钱，又能通过卖碳指标而再赚一笔。这意味着化石能源工业又找到了一个扩大生产规模的借口，违背了CDM的初衷:提高能源效率，尽快普及可再生能源，从根本上解决气候问题。
　　大会讨论的结果是:UNFCCC将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着手研究CCS进入碳市场的条件。
　　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HFC23。这是生产HCFC22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HCFC22是目前冰箱工业中最常用的制冷剂。以前，HFC23都是随便排放的，因为它本身没有毒性，但它的温室气体当量是二氧化碳的14760倍，因此有必要把它处理掉。焚烧HFC23的设备需要额外投资，从技术角度看非常符合CDM标准。发达国家很喜欢投资HFC23项目，因为他们可以用很少的钱就买到巨额的二氧化碳当量。中国谈判代表、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的段茂盛博士告诉我，在中国投资一个年处理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HFC23的设备需要先期投资500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按照目前每吨8欧元的底价，这500万吨当量能卖到4000万欧元，远高于设备投资。因此有些生产HCFC22的工厂根本无须卖产品，仅仅依靠CDM项目就能获得盈利。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CDM委员会规定只有在2004年底开工3年的HCFC22工厂才能申请CDM，而中国因为发展迅速，迫切需要修改这一条款，让更多工厂满足CDM条件。可是，当吕学都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这一动议时，却没人响应。原来，HFC23有将近80%的市场份额在中国，而目前HFC23已经占了中国CDM总量的1/3以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想让中国获得这笔钱。吕学都不止一次公开表态说，中国政府决心比联合国规定提前10年淘汰HFC23，但这项决议案仍然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此次大会讨论得最激烈的当属“技术转让”议题。发展中国家急需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用于提高能效，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却坚持认为，技术属于专利，不能随便转让。
戏剧性的高潮
　　本次大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减排的目标。按照IPCC的建议，为了把地球平均气温的升幅控制在2℃之内，发达国家就必须在2020年把排放量减少25%-40%(以1990年为基准)。而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10-15年后达到顶峰，并在2050年时减少至2000年排放量的一半以下。
　　欧盟极力争取把以上三条写入“路线图”中，但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把这些数字列入其中，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它们也将很快被强加上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指标。
　　因为三方均不愿让步，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原定12月13日中午前必须起草一份“路线图”送交各国部长讨论，结果直到13日15时还没有任何消息。大会秘书长德波尔一脸无奈地对记者们说:“我对谈判的缓慢进程感到十分焦虑。”
　　转机发生在当天晚上19时30分。刚从瑞典领取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亲临会场，做了一个长达50分钟的演讲。戈尔公开指责了美国，称它是“阻碍谈判的罪魁祸首”，他还请求谈判代表们不要被美国缚住手脚，应该绕开它继续前行。
　　第二天，也就是大会预定结束的12月14日，传来了技术转让协议获得通过的传言。但是在减排的具体数字上，美国仍然不愿让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本应在晚上召开的全会一直拖到午夜都没有结束的迹象。会场内仍然聚集了大量的记者和NGO观察员，大家纷纷买来饼干、香肠，准备和代表们一起熬夜，见证那历史性的一刻。摄影记者们的长枪短炮一直瞄准各国部长们的秘密会议室，却没人出来。大家一直等到凌晨2时，却从组委会传来消息，全会将在周六(15 日)上午8时举行。无奈的记者们纷纷打电话改签机票，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酒店小睡片刻。
　　第二天上午，全会又拖了一小时才开会。谁知就在讨论到第二个议题时，印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把“路线图”中针对发展中国家条款中的三个形容词:可衡量的、可报告的和可印证的，从开头放到结尾。这一看似毫无意义的变动改变了整个段落的含义，原来这三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的，可改动后这三个非常严厉的措辞就将用在发达国家技术转让上面。
　　大会主席试图劝说发展中国家勉强接受，但谁知此时部长们仍然在秘密会议室激烈地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指责大会主席在部长级谈判仍在进行时试图强行通过决议，属违规。大会被迫两次休会，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此时已是15日13时，再拖下去就有流产的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紧急飞抵巴厘岛，和印尼总统苏希洛一起抵达会场，分别发表了措辞诚恳的讲话，请求谈判双方采取灵活的态度，保证“路线图”按时出炉。
　　谈判终于重新开始。虽然美国再次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拒绝通过最后的“路线图”，但在全场观众的嘘声和各国代表措辞严厉的声讨中，美国谈判首席代表葆拉·多布里扬斯基第二次请求发言，宣布美国将同意签署“路线图”，谈判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这才终于被撤掉了。
　　等到大会执行主席终于在18时27分宣布大会胜利结束时，会场上只剩下一半的代表仍然在座。
　　最后的“路线图”是一份妥协的结果。IPCC为减排制定的三项硬性指标均被删掉，只是以一个注脚的形式出现在不起眼的位置。美国要求在发展中国家施行可衡量的、可报告的和可印证的减排的要求也被去掉，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减排。欧盟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它甚至愿意在其他国家不参与的情况下独自承担IPCC给出的硬性指标，并对此显示出强大的意愿。
　　虽然一些欧盟官员，以及许多环境NGO对此结果表示失望，但是大会秘书长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绝不能说这个‘路线图’是失败的。”他说，“这份‘路线图‘为今后两年的谈判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
　　(感谢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对此次采访的帮助)

港媒破解邵逸夫百岁生日之谜
身份证填农历生日
早前有传媒报道本月4日是六叔100岁大寿正日，其实是摆了大乌龙，犹记得去年12月，六婶方逸华偕六叔到大马云顶欣赏刘家昌演唱会，方逸华在机场航空公司柜位为六叔代办登机手续时，无意中被传媒拍下六叔的身份证，照片中显示六叔的出生日期为1907年10月14日，自此以后六叔于10月4日出生的传闻便于网上流传，相信是有人误把10月14日当作10月4日。
上周四亦即误传是六叔百岁生日当天，六叔偕无线一众高层及小生花旦主持台庆亮灯仪式，无线总经理陈志云被问到六叔百岁大寿时曾说：“具体日子我也不知道，有时10月，有时11月，绝对不是今日。”
有关六叔何时生日众说纷纭，但据接近六叔身边人士透露，六叔一直以来只会庆祝农历生日，去年六叔被传媒拍下身份证上的生日日期10月14日，其实正是六叔的农历生日，许多老人家也跟六叔一样，习惯将农历生日填进身份证内。
记者翻查万年历，竟有重大发现，六叔1907年农历10月14日出生当天，原来正是新历11月19日，亦即无线67年开台及每年举行台庆的大日子！
动员全台艺员贺寿
1965年六叔与利孝和及余经纬等，投得香港的免费电视牌照，创造了无线电视这个电视王国，而无线1967年11月19日播当天，刚好是六叔的60岁大寿。每年11月19日，无线都会动员全台艺员举行大型台庆活动《万千星辉贺台庆》(早年名为《龙凤呈祥贺台庆》)，而过去39年来的无线台庆节目，六叔例必出席欣赏，换言之，六叔每年生日原来都有全台艺员为他庆祝，可谓热闹非常。下月19日是无线40周年，也是六叔的新历100岁生日，对六叔而言绝对是双喜临门。至于今年的六叔农历生日则为下月23日。
化装派对见情趣
下月100岁生日的六叔，原来每年均会举行生日会，00年方逸华为六叔举行生日派对时，为同时庆祝六叔刚由中东旅行返港，便特别定下中东主题以增加气氛及神秘感。方逸华广邀好友出席，但却对宴会内容保密，并要求来宾先到无线化妆间换衣服，当中有剑客、舞娘及酋长等古代服装供挑选。当众宾客步进举办宴会的邵氏舞厅后，看到音乐台上挂“生辰快乐”四个大字，才知原来是六叔的生日派对，而方逸华与邵逸夫也打扮成埃及妖后和中东酋长，及后更在舞池内双双起舞。
有玄机：爱情事业皆强者
邵逸夫生于农历10月14日，对于生于此日的命格，堪舆学家区仲德昨日说：“命格系属水，水系代表智慧，大部份这个日子出世人都会比较活跃，求财及婚姻多数都要去外地寻找，适合从事要用智慧，用脑去做工作。”
至于六叔的阳历生日11月19日，根据占星师Justin表示，出生于此日的人为天蝎人马座，拥双面性格，他说：“他通常是外表爽朗，但内在就收敛，占有欲都很强，可能还有自私。个人会很主动争取想要的东西，特别是爱情方面更加明显。事业方面，可以讲他会为追求目标可以克服好多困难，好有毅力同斗心，看眼光都好远好深，由于是两面人关系，社交不会差。”
养生之道是勤练气功
六叔寿比南山，养生之道原来是勤练气功，他每天早上5时起床后会散步一小时，然后返家练气功健体。而早已退下火线的六叔，每隔两、三个月仍会返将军澳电视广播城开董事局会议，更每天回清水湾邵氏读报看电视，星期日则到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必吃鸡翼及蛋糕。
禁讲长命百岁
[…]

私人助理爆料：龚如心怀疑被人下降头
2007-04-22 10:51:45
刚去世的亚洲女首富、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留下千亿（200亿新元）财产。她生前的私人助理王礼泉最近忽然爆料，指这位亚洲女首富临终前一年，三番四次怀疑自己被人落降头，导致她不时精神恍惚。王礼泉说，龚如心并非一个迷信的人，并曾对他说：‘不要信那些神神怪怪。’　
　　新明日报报道，王礼泉最近与友人闲谈时提起，龚如心近年曾怀疑遭人落降头，据悉，身在海外的王礼泉向港报证实，龚如心确曾亲口跟他谈过此事。王礼泉忆述，龚如心本人并不迷信，05年与家翁王廷歆的世纪争产案第一次上诉落败后，她还当面对王礼泉说：‘Ringo（王礼泉洋名），大家千万不要迷信。’
　　曾叫人不要迷信
　　王礼泉说，龚如心怀疑被下降头的时间是在去年：‘旧年开始，阿太（龚如心）三番四次和我说，她好像被人下降头，动不动就迷迷惘惘，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究竟龚如心其后有否解决，王礼泉表示不予置评。
　　一名华懋职员说，没有听闻过老板娘中降头。他透露，龚如心近两、三年已经过深居简出的生活，有时会独自逗留在华懋总部顶楼的私人房间内，整个月都足不出户，能跟她接触的人少之又少。
　　05年12月，龚如心获撤销伪造遗嘱控罪。同年除夕，她到集团旗下铜锣湾海景酒店出席倒数活动，心情极好，与200名华懋员工看烟花、开大食会，还大跳辣身舞。
　　06年12月传出患卵巢癌
　　06年6月龚如心曾与干儿子张雁坤到中环艺穗会，观赏新加坡女画家吕璧慧的画展，并对记者说认识吕璧慧多时，专程捧她场；06年12月传出她患上卵巢癌，自此没有公开露面。直至今年4月3日，她在养和医院病逝，终年71岁；据说她已患癌多年。
　　香港有律师认为，某人是否被下降头，法律上无从判断，因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接纳任何人为降头专家，但精神科医生可从某人日常生活细节及言行举止，分析某人是否有自由意志，是否缺乏精神能力，但若某人从没这方面的求诊纪录，说某人被下降头，易受质疑。
　　降头是什么？
　　降头据称源自中国云南及四川一带的蛊术，流传到东南亚后，结合当地巫术演变成降头；降头种类逾百种。玄学家司徒法正称，下降头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台湾等地较普遍，主要是取得中降者时辰八字、照片等，透过法师进行法事，控制或伤害中降者意志。基督牧师林以诺则指所谓降头有两种，一种是使用细菌或药物，另一种是与灵界有关；假如中降者出现短期神志不清，可能是药物所致，若长时间迷迷糊糊，则可能涉及灵界。
　　香港最轰动的怀疑落降头事件发生在1976年，前无线电视总经理余经纬因怪病死亡，传闻解剖时有小虫由其体内爬出；有指他受亚米巴变形虫感染，也有指他被落了最毒蛊咒。04年一名香港印佣因被雇主怪责，以煲经血汤方法企图落降头令雇主对她言听计从。女雇主喝汤时发现有异揭发，由于事件不涉刑事，惟有将该印佣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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