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普若经典文章Blog汇集

边走边唱系列：国内出行的不便
国内的中国民航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所以遇到一点点坏天气，就封闭机场，飞机停飞，导致旅客在机场大规模的延误和等待。这样过分的安全考虑，说明中国民航的管理水平不高，所以对自己一点信心没有，所以只能靠过分的安全措施确保不出事故。这种旅行环境造成旅客十分不方便。
北京昨天下了一场1寸的小雪，首都机场上午就封闭了，直到下午雪停。我在广州机场等了6个小时才飞出来。上次12月1日芝加哥大雪，一尺厚，我也赶上了，但是美联航的飞机只晚点了半个小时。
昨天晚上9点才到了北京，发现北京高速公路上竟然没有撒盐。公路上是一层薄冰，很滑，所以封闭公路也是对的。咱不能用美国的标准要求国内的事情，美国下雪，公路上都撒盐。估计国内没有盐，或是盐太贵，不舍得撒。
今天早晨，北京仍然雪花飘，但是电视里和网上的气象预报都在说“有雾”，没雪。也不知道气象局的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竟然睁眼说瞎话，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今天估计途经天津的9条高速公路肯定要封闭了，去哪里也去不了了。去天津的火车今天最后一班只到晚上6点。如果赶不上这班车，就只有住北京了。
网上许多人经常比较中美的生活水平，其实铮多少钱不是比较的最重要指标。在国内你有钱，有人，有车，但是一下雪，飞机停飞，高速封路，只能困在北京。就是近在咫尺的天津也去不了。
以雪天出行为例，大家给我出出主意，怎样才能在中国赶上美国的生活水平？
我一个朋友说：你如果是中央委员，你可以命令京津高速只为你开放，然后前面还可以安排一个开道车扫雪。这比美国生活好吧？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不考虑火车，因为行李太多，而且今天晚上6点以后火车也没有了，春运开始了火车站有成人间地狱了。）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设立 总规模200亿元人民币
2006年12月30日22:29 CCTV《经济信息联播》
　　今天，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天津设立，这是我国第一只经国家批准设立的契约型中资产业投资基金，也是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开创了我国资本市场直接投融资的新模式和新渠道。
　　今天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由全体出资人以契约方式发起设立，总规模200亿元人民币，首期募集60.8亿元，存续期15年。主要围绕相关天津滨海新区功能定位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项目进行投资。产业投资基金，一般是指通过募集资金，以股权或准股权方式投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在所投资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的一种基金形式。

边走边唱系列：留交会
26日就入住留交会了。整体来说，留交会办得还是很专业的。吃、住、行、玩都安排得很好，如果没有来过，还是值得来一次的。
这次好像全世界有1700多人来开会了，人很多。留交会真的是海归网的一个宣传的好机会，但是感觉起来好像做得还是不够。当然了，老狼也是有点力不从心。老狼已经是很辛苦了。
海归网来的人不少，100多人，但是有点“小圈子”的味道，自己人每天晚上都在聚会。但是留交会上其他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天也没有人做留交会的现场报道。可能是因为留交会这里上网还是很不方便。房间里的宽带网很贵，留交会提供的免费上网的地方人满为患。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就离开了。留交会上见到的朋友，大家以后再见。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

因为小说《回国驯火记》已经为我的生意带来很大干扰，而且现在也处于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所以请所有见过我的人，认识我的朋友，以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为了能让我把书顺利写完，也为了我的生意能不受干扰，恳请各位不要在网络上公布任何有我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的信息。
否则的话，我将把所有在海归网上的帖子删除（海归网上以前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并停止《回国驯火记》在海归网上的连载。
为了安全起见，我也会重新考虑是否出席今年的“留交会”。
拜托各位了！

边走边唱系列：青岛星巴克咖啡（再次造访）
我以前写过一篇《青岛星巴克咖啡》的文章。
今天再次造访这个青岛星巴克咖啡，发现他们把以前名字Starbucks中的T，R，B，C，S拿掉——S[T]A[R]S[B]U[C]K[S]，就变成了Sasuk，这个好像是一个土耳其的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具体的请看照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sets/72157594288537085/detail/

　　上个星期日晚上，在北京，有朋友告诉我有一个欧美同学会商会的party，可惜我已早定好了饭局，所以没去。其实去了也没有太大意思，就是收集一堆无用的名片。
　　晚上9点种在普拉那喝啤酒，碰到了作曲家乔羽和他太太以及一大家人也在那里吃饭和啤酒。他们就坐我们前面的桌。
　　星期一上午为从北京飞哈尔滨，然后驱车两个多小时到大庆。开会，谈事情，吃饭，回宾馆。
　　大庆的街道真宽阔，空气也好，就是很冷，零下10度。
　　今天早晨7点从大庆出来，开车两个小时回到哈尔滨。中午到北京。北京真暖和，所以觉得北京还真不错。
　　天津的车直接到北京机场来接我，下午到天津，开会，谈事情，吃饭。天津的空气比北京还差。到了天津就开始咳嗽。
　　明天早晨在天津再去看一个项目，明天下午飞青岛，然后就去深圳了。然后去香港，然后去广州，然后再回北京。
　　我发现我现在特大牌，如果想见我，时间已经派到一月中旬了。而且能排上就不错。我一天就24个小时，每天都有N拨人要见，好象不见谁都不好。最后只能排时间，排不上的就只能不见了。真的不是我刷大牌，我也是没办法，只能爱谁谁吧。
　　现在明白了——原来大牌就是这样产生的！

王波明回忆：证券市场如何被引进中国
作者:　|纪实摘要| 2006-11-23
　　王波明，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作为中国第五代出国留学生，王波明于1980年赴美留学，1988年回国后经历了中国股市创办的前前后后。《南方人物周刊》第27期刊登该刊记者彭苏对他的专访，披露其中内情，摘登如下。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的结识，也是缘自CBA。王波明透露，“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激情比较高，也许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号称中国“并购之父”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美林（亚太）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等一干人等。
　　国内来人也是直奔CBA，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王波明说，“1984年，北京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国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的宫著铭，这些青年新锐们，敢想敢干，早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蠢蠢欲动。
　　改革之士与CBA一拍即合，所聊话题无非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王波明说，“国内来人往往大手一挥，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在闲聊中横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正那时，王波明又得闻早前的一条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
　　王波明说，“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1988年7月9日，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和个人，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
　　这次会后，由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白皮书起草小组还有王波明、周小川、高西庆，还有人民银行总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的许小胜。
　　王波明忆述说，白皮书递上去了。当时，一位国家领导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领导批复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疑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这事由谁牵头去做？
　　 人民银行与经济部门之间有争议。人行当即跳出来说他们牵头，项怀诚说人行工作比较忙，还是由体改委牵头吧。人行不依了，说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说，你们比较忙，还是让安志文他们牵头吧，这事才顺到了体改委这边。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透露，“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沈寅标摘）

猛小蛇：《财经时报》黄摊了……
http://vip.bokee.com/54177.html
作者：猛小蛇　2004-11-17 13:16:00
作者简介：猛小蛇。中国籍已婚成年男性。辗转于出版、印刷、软件、网站、咨询等行业，从99年月投身网络业以来，写过大量IT杂文，现为《互联网周刊》编辑，网络空间担任社会职务众多：www.itsway.com的CEO、www.wenrou.com乡长、www.18mo.com的CAO(首席艺术长官)。
　　吴征，大吴胖子，不是小吴胖子。代表某利益集团收购了《财经时报》。据称联办赚了一大笔。
　　2001年底，应当时《财经时报》记者金错刀之约，我为《财经时报》写一个叫“E言堂”的IT专栏，关于IT的随笔。到2002年2月初，负责管理和生活版的副总编吴鹏叫我过去见见面。记得那天我刚去搞完婚检，一张试纸在马眼里捅了好几次，痛！还是拖着伤痕累累的老二就去了泛利10层，见了吴鹏和总编大明。答应春节过后就去《财经时报》上班。
　　那个春节我和太太在泰国过的除夕，在香港过的情人节，是我太太所在公司给的福利，当时她的直接上司就是吴征。阳光当年的福利就是好啊。有一次和阳光一位胖司机聊天，他回忆起2000年底时大吴胖子一高兴，司机们一下拿了四个月工资的红包。。。我在《财经时报》干了两年，第一年赶上停止以前每年一百的例行加薪，第二年还降了八百块。八百呀，我操各位。啥也别说了。
　　世事就是这样无常。我老婆的前东家收购了我的前东家，严格说，我现在在《财经时报》的离职手续还没办完。还有。若干万股。。股票。我操。为了表示老子对非现金一贯的蔑视。老子就不套现了。
　　《财经时报》要从十层搬到八层，有八卦人士前往打听，原来八层是覃辉的地盘。大吴胖子后边还站着覃辉，他为啥子要做报纸呢？报纸哪有天上人间赚钱呢？很是为他想不通。
　　大明早就辞职了。吴鹏回了《财经》杂志。在MSN上遇到吴鹏，他说胡舒立问我想不想去做《财经》的网站，55555555，感谢胡老师还记得我，荣幸啊。不过我还是谢绝了。《财经》太正，不适合我搞，我现在只喜欢做这样的黄色小报，《大中华性福圈》《光棍飞进空洞》。
　　在一份严肃的财经报社我胡搞了两年生活版，至少原创了50万字，更别说我瞎鸡巴编的了，记都记不清。最多的时候我一周编四个版，而且至少两个版是我自己写。我操。像牲口一样写字。我的雷诺就是这样写出来。。。和菜头说我是中文BBS上最勤奋的人，NO！我在中文报界也是最勤奋。。。的人。
　　再见，《财经时报》。

钮文新
1985年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教了两年书；1987年进入中国摄影报社工作；1988年调入《学习》杂志任摄影科科长，从此与新闻工作结缘。
　　1990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做文字记者同时兼职摄影，1992年开始专业从事证券金融报道至1994年，此间获全国、地方性新闻奖各两次。1994年至1996年任《中国市场经济报》编委、副总编辑；1996年至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做编导，并作为总编导制作大型系列片《走进国债》、《金融风暴》和《资本市场》。2001年进《财经》任金融首席编辑；2002年5月进《财经时报》任副总编辑，主持金融报道。目前担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巨著《长征》还原那些波澜壮阔的长征故事
2006年09月11日10:12
　　敏感的美国人，在他们出版的《人类1000年》一书中，将红军长征评选为最近1000年中，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100件事件之一。而王树增历时六年写就的《长征》正印合了这一观点，且被专家断定为一部“前所未见”的全面、真实再现了长征历史全景的巨著。目前该书正在紧锣密鼓的出版印制中，预计9月15日面市。出版社除了加强防盗版工作外，还在想办法阻止书稿内容外漏。
　　《财经时报》对《长征》书稿写作及出版过程进行了全面跟踪，并预约采访到该书作者和责任编缉，试图向读者展示这部著作诞生的全过程(详细报道随后几期刊载)，并为长征70周年纪念提供新的历史发现。该书出版后，本报将继续追踪并辟出专版，披露《长征》写作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和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细节。
　　《财经时报》电话打过去时，《长征》书稿的责任编辑脚印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忙于该书发布会的事，由于这段时间媒体风闻他们拿到一部重要书稿，且是《长征》，所以要求采访和翻阅书稿的声音特别多，出版社最后决定在该书上市前一天，也就是9月15日统一发布消息。不过，《财经时报》却有幸提前看到了书稿的部分电子文本、并见到了相关当事人，因此了解到很多《长征》写作与出版的内幕及部分内容。而据脚印透露，目前看到过全部书稿的不超过五个人。
　　神速的审稿过程
　　其实关于“长征”的出版物并不少，美国人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很多人熟知，近年，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也掀起了不小波澜，有关中国人写长征的书就更多了。尤其是今年作为“长征纪念70周年”，有关长征的图书、影视作品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央视“我的长征”栏目组的摄制人员更带着二十多人重返长征现场，真实体验长征生活。
　　为何王树增的《长征》能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呢？相比现在长征书籍的出版，这是一部历时六年，历经艰难，没有功利考虑的厚重之作。王树增说：“写作之初，根本没想到什么长征纪念多少周年。”
　　脚印表示，由于这部书是首次全面还原长征历史，且有很多首次披露的真实的历史细节，更由于其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观照长征这一历史事件，阅读的整个过程，可用“前所未见”和“震撼”来形容。
　　记者了解到，王树增为写《长征》，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估计就做了二百四十多万字，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了。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们家里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墙上、地上铺满了地图。
　　这样一部书的出版过程、尤其是审稿自然不易。可脚印说作者写作时间用了6年，想不到审稿只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这让很多人惊讶。记者注意到，脚印办公桌上发稿的纸样稿厚达三尺，关于细节，她没有时间说太多。但问到在这么多出版社对该书稿的争夺中，为何她能拿下这部书稿，她却显得很高兴。
　　她说，编了这么多年的书，从她手上出版的好书也不少，像阿来的《尘埃落定》，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些书都获过茅盾文学奖。可《长征》给她带来的惊喜还是前所未有的。
　　一波三折的书稿争夺
　　说到这部《长征》，脚印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树增的夫人王瑛，是她见证和辅助了《长征》的整个写作过程。
　　脚印说，早在2000年，王树增夫妇正广泛收集长征资料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瑛给脚印聊起了他们的写作计划。凭着多年的出版经验，以及此前阅读王树增写的包括《远东朝鲜战争》在内几部著作留下的深刻印象，她当即断定这可能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脚印说她太相信王树增非凡的历史眼光、对一手资料的掌握和饱满的写作激情了。也因此，随后的几年中，她一直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着这部书的创作进程。
　　从图书运作的角度来讲，王瑛最初并不愿意把书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表示谢绝的委婉和诚恳，她还特意在香格里拉酒店请脚印吃了一顿饭，表示歉意。王瑛说：“当时以为脚印已经接受了不给她书稿这件事。没想到过了几天，脚印又来了，来了也不提书稿的事。可我们知道她的意思。最后还是决定把书稿给她。因为我太佩服她了，她的诚意不知不觉就会打动你。”
　　因为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王瑛对出版社及编辑都很慎重。她说：“脚印给了我这个信心，她的方式就如滴水穿石，很有韧劲。”。脚印说：“多年来，我对这本书一直怀有热切的期待。”
　　但这之中还是出了不可预想的变数。当书稿接近完成时，其他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纷纷加入到了争抢书稿的行列中。
　　就在王树增答应把书稿给脚印后不久，激烈的竞争发生了。有出版社率先把这部《长征》列为自己的重点图书项目，并将此消息登载在权威报纸上，似乎要使其成为既定事实。但由于人文社编辑的执著与诚恳，坚定了作者与人文社合作的信心。
　　脚印说：“其实给王树增的版税和首印数都低于其他竞争出版社”，但王树增还是选择了与人文社合作。脚印说，其实不是我，而是人文社的品牌才是做好这本厚重大书的基础。
　　现在，《长征》一书即将出版上市，相关的防盗版措施也正在加紧实施中，据悉，出版社会联合新闻出版署“扫黄打非”办及北京版权局有关部门，做好该书的盗版防范工作。
　一幅立体的长征全景图
　　对于作家王树增，出版界并不陌生，他的《1901年》、《远东朝鲜战争》等广受欢迎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创了当代中国历史纪实文学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的写作范式。也因此他被誉为中国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
　　据看到过这部书初稿的军事专家称，王树增的这部《长征》，是红军完成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最全面纪实长征这一伟大历史壮举的文学作品。王树增认为，由于当时历史认识的局限，以往大多数写长征的书，主要是反映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忽略了其他几支红军的长征历程。王树增说，他本着还原历史真实的原则，完全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同一时间里各路红军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的艰苦的战斗、行军和突围，精心描绘了一幅立体的长征全景图。
　　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之旅。书中记录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深入挖掘了历史中的细节，正是因为大量细节的出现，使本书在众多长征题材的书籍中凸现的独特的意义，而引人期待。
　　“写这样题材的书，对作家最大的考验恐怕就是资料的阅读，阅读量太大了。”王树增说，“《长征》写就八十多万字，后经过删改，成书六十多万字，我的笔记做了几大本，大概有二百四十多万字。我给自己设计的标准是，只要是书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哪怕这个人在书中只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有案可查的，不允许虚构。这是一个很苦的活儿。”
　　他说长征的资料收集更为困难：第一，它牵涉到党史和军史，不允许出半点差错；第二，红军长征留下的大致脉络记录是有的，甚至原始电报都可以查到，但是留下的细节很少。即使采访现在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他们也不能提供当时的很多细节。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当年十几岁就跟随红军的孩子，现在也将近九十岁了。而且，当时的红军战士基本都不识字，他们大多是贫苦农民阶层出生，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描述不出更多的细节。即使这样，能采访到的人也少之又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能够回忆的人不多了。
　　王树增的夫人王瑛说，“为了这本书，他把领导职务都辞了，先写了30万字，但不满意，又重新开始写。”
　　社会对长征的认知远远不够
　　在此书中，王树增写道：“对于1934年7月23日撤出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第六军团来说，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按照命令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王树增说：“我的想法就是，必须告诉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是什么，就精神价值而言，我们对长征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来中国进行过一次重走长征路的跋涉。他来时，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
　　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或许这种精神，正是这么多人不断追寻的原因，它也应继续内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今天生活的一种指引。

边走边唱系列：北京，一句话的新闻和感受

从昨天开始，北京的空气开始好转，不过也变得更冷了。今天天气特别好，也特别冷。这是我到北京以来最冷的一天。第一次穿大衣。
北京的生活环境正在恶化，首先是堵车。昨天星期五，已经达到了堵车的最高潮。我从国贸去友谊宾馆，在三环上整整走了100分钟。我们一起饭局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晚了。北京哪里来得那么多的车啊！
北京现在距离最近的沙漠直线距离只有70多公里了。
昨天我问德国《明星》周刊记者：北京，上海，香港，你喜欢哪里？他说北京。他认为香港尽管很国际化，但是香港还是比较排外的，而且中国人的圈子，外国人的圈子，泾渭分明。相对来说，在北京和上海外国人十分容易和本地人交朋友。上海更是一个商人的世界，那里的老外大部分是公司职业经理人或是商人。北京则不同，北京外国人有外交官，留学生，还有商人等等。所以他喜欢北京。
这些天在北京见了不少媒体和文化出版界的朋友。发现在北京聊文化还是很过瘾的事情。
有京城“四大名楼”（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新世纪"碧丽宫"，保利大厦"伊甸园"，中旅大厦"花都"）之称的伊甸园关门了，据说老板被抓了。
这几天《满城尽带黄金甲》开始放映，北京城到处都是他们广告。广告很恶俗！
在国内用flickr很慢，而且上传照片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断。有的时候照片要传好几次才能传上去，不知道中国的互联网到底怎么了？
在国内用google真的很难用，慢，而且经常会被block。Baidu可以用，但是摆渡确实找不到应该找的东西。如果baidu是靠这种方式发展自己，真的容易引起别人的鄙夷。

北京的照片，在这里，可以留言的。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sets/72157594416412996/detail/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功之“道” ——优秀出版社社长总编系列访谈之一
2005年06月17日
【编者按】6月17日上午9点40，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应邀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与网友共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展路。以下是根据访谈实录整理的全文，供网友共飨。
　　【嘉宾简介】潘凯雄，男，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家。原《文艺报》社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责任 质量 精品 人文社的优良传统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的出版物一直是国内读者获取文学素养的源泉，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出版读物的最高水平。请潘社长先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宗旨以及它的定位？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份成立的，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如果说它的宗旨和定位，那就是以繁荣文化出版事业、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结构，兼容并蓄，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成果。
　　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以国家的建设为自己的责任，还有就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另外它是考虑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各层次结构，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所以它所出版的文学图书是囊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现在中国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大概有50多家，还有许多非专业的出版社也在出版文学图书。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兄弟出版社可能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偏重古典的、古籍整理的的，是侧重在一个点上。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今中外，这是和其他出版社在文学出版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特点和定位。
　　[主持人]：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被中宣部等部门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潘社长，你对“优秀出版社”这个称号如何看？
　　[潘凯雄]：优秀的出版社这个称号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因为名声在外了，所以对国家，对广大读者，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努力，做到对国家和读者都负责。而一个出版社的成功，离不开两头的支持，一头是作者、作家，另外一头是广大的读者，出版社不过是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这两条缺任何一头，我想出版社都是做不好的。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成就卓越，今天仍是我国出版业的排头兵，那请问人文社所赖以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是什么？
　　[潘凯雄]：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又说我们成就卓越，又说我们是排头兵，实际上我们自己根本不敢这么说。人文社发展的优良传统简单的概括就是：第一，是责任意识，因为出版业是一种文化事业，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不能不讲责任感，这样一个责任感，既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对读者的责任，绝对不能没着良心办事。
　　第二，是质量，对文学作品来说，就是要有一个精品意识，这样一个精品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作品的判断、选择，也有对作品的制作过程，比如说我们出版社到现在为止，选题论证制、三校一读制，有的出版社5—7天就能出一本书。坦率的讲，您要我们赶这个时间，我们也能赶出来，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做，就是我们要保证基本环节，比如说三个校对的环节加上一个通读的环节，一个不省。想一想，20万字的图书要校三遍，而且校都要一个人校，几个人校的话，前后就不统一了，要校三遍，还要有一个人通读一遍，再加上最后的终审，这些基本的流程上去的话，5—7天是不可能做出来的。现在一些作家朋友为什么喜欢在我们出版社出书？其中有一条，认为我们的文字质量非常好，不像有一些读物上错别字、病句特别多，这些我们都认为是质量意识或者是精品意识。
　　第三，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我觉得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一个做出版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文学出版，审美的趣味应该说个人是有差异的。从事编写也好，从事管理的人也好，同样有自己的趣味和好恶，做出版的话，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实际工作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学出版事业能够多样化，能够百花齐放，而不是单一的。
　　责任意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50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基本立场和文化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再强调两点。一点是竞争的意识，另外一点是市场意识，前面这几点，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仅有这三点，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考虑要学会竞争，当然是公平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同时，要有非常敏感的市场意识，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在今天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出版社是为人类生产精神食粮的工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必须赢利，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问题上，人文社如何权衡，又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的？
　　[潘凯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有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社会效益是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各种有害的图书、各种不健康的图书，我们是坚决不予考虑的，这个前提就不谈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不做任何片面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济效益也就很难讲社会效益，对图书来说，经济效益体现在发行量，比如说一本图书，现在经常讲的五千也好，八千也好，是它基本的利润的平衡点，如果低于就可能要亏损，就不能有经济效益，发行量越大，经济效益就会越大。如果把这个基本道理讲清楚，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读者买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当没有人读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社会效益从哪儿谈起？所以，我们讲两个效益的统一，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绝对不做那样的理解，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社会效益好，不考虑它的经济效益，即使赔钱也要干，不做这样简单的理解。要想产品真正产生社会效益的话，必须相应产生经济效益，否则的话，社会效益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做这样空洞的理解。
　　有一些文化积累的工程，我们出版社一直在承担着，比如说古今中外作家的全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东西，确实有它绝对的文化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规模都很大，动辄二三十卷，这样一个规模，销售可能就是500多一套或者更多，这样对普通的读者来说，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文化产品对国家建设来说确实是需要的，但是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有问题了，这样的东西就不可能发行量走得很大，这时候就需要出版社给予一定的扶持、投入。这样的东西，我想即使有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的话，就要靠别的盈利来补贴。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长销畅销一齐抓 人文社的市场运作
　
　　[网友]:我是读着人民文学社的书长大的，我们全家人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它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希望人民文学社越办越好。
　　[潘凯雄]: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出版社的鼓励，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网友在全国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平常做各种和读者沟通交流的活动中，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就是说我们都是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长大的，我相信40岁或者30岁以上的读者，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对此我们出版社的全体员工非常感谢，但是同时也觉得是一种压力，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实在是对这批读者极大的辜负。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这批读者、网友对我们的厚爱，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通过我们的努力吸纳更多忠实的读者。
　　[网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以前一直是独领风骚的，但近年来，南京译林出版社在此领域好像比人文社做的要好，请问潘社长对此问题如何看啊？
　　[潘凯雄]: 这位网友朋友看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个副牌，叫外国文学出版社，应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出版社的确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做了很多工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可以不客气、不谦虚的这么说。但是，以前确实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刚改革开放那段，能够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是非常少的，文革之前就是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家，而且当时有个不公开的约定，我们是偏俄苏，他们偏欧美，我们偏古典，他们偏现代一点，而且当时能出的只有我们两家。当时全国的出版社也没有那么多，从出版外国文学的态度来看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那个语种的编辑，这个语种的书我们是不能出的，这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社越来越多，出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而且有些出版社也未必死守这条，整个出版社没有一个人懂英语的，但是能出英语书，这种情况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也得坦率的承认，这些年也有其他一些兄弟出版社在出版外国文学这块做得比较成功，比如说上海译文，比如说南京译林，在做关注国外最新畅销书方面，比如说云南文学出版社曾经在出拉美文学这块，比如说当年的漓江出版社出过诺贝尔获奖作者的作品系列，这些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也在采取措施，到目前为止应该讲，在外国文学的经典出版部分，就是二十世纪以前，包括二十世纪上半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实力或者功绩还是大家公认的，但是我们短就短在国外当代文学这块，就是追踪最新的国外的出版动态这块，我们做得不够。这几年，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在采取措施。
　　[网友]:请问《哈里波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吗？这本书是如何策划和炒作的呢？
　　[潘凯雄]:《哈利波特》当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仅出了一本，而且出了五本，今年可能要出第六本。我刚刚说，我们在出国外的当代文学的力度不够，实际上我们这块的工作也在做，比如说《哈利波特》就非常成功，令同行非常羡慕。这本书要说策划，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版权引进，因为《哈利波特》进入中国之前，已经是全球畅销书了。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家出版社都盯着这块肥肉。为什么最后选择我们？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由他们来回答。反正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我们算胜出。这个选题反映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敏感和眼光。
　　但是，在国外很畅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以后，是不是同样畅销，就不好说了，因为同样有国外非常畅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以后默默无闻。所以，引进以后，如何打开中国的市场，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哈利波特》是在儿童文学写作里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以前基本上是写实的、教化式的东西，这样一种魔幻的东西，如何让我们的读者接受，我们的少儿读者、年轻读者能不能接受，这的确是当时一个问题，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想人类文化总是有共通的一面，尽管种族、语言不同，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人的欣赏是有相通的一面的。所以，在后期的市场推广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确保了《哈利波特》这样一个全球的畅销书进入中文市场以后同样畅销，因为每一册的销量就达到100万以上。对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虽然100万不是很大的数目，但是在中国的市场，100万是非常惊人的数目。而且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一个长销书了，形成的销售节奏是每一册一上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量，以后变成每年要走一个量。所以，《哈利波特》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畅销书，同时也是长销书，我们后期推广的确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网友]:人民文学的书价是很不是有点贵了？
　　[潘凯雄]:平心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价不能算是很贵的，充其量算是中等的。我们的定价有一定规矩，因为出版社说是事业单位，实际上也是企业经营，就肯定有一个成本的概念，每一种图书根据它不同的成本，会给它一个非常合适的定价，而且也会考虑到它的读者对象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价。说书价贵，我想这是出版业和读者的沟通不够，因为这么多年来，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上涨，图书也一样。可能大家比较习惯了其他产品的涨价，比如说一包烟，三十五十的没有人说贵，但是很奇怪，一本书30块钱的定价，就会有人叫贵。这是两方面的事儿，一方面作为出版者来说，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承受能力和他的消费能力，要把定价定在合理的位置上。作为读者来说，对文化产品的价值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不能简单一味的抱怨书价的高或者低，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主持人]:近年来，人文社在对外引进方面都做过那些有益的尝试？贵社引进的《哈利波特》曾热销一时，不过还在做的年度国外小说系列反响并非很好，这些小说可能很好，但问题是如何保证引进的图书确实为我国读者喜欢？
　　[潘凯雄]:这几年我们出版社在组织一个年度国外小说系列评奖，已经做了三年了，我们请来一批外国专家，在评上一个年度国外最新的畅销小说，就是由中国的专家评国外第一时间出版的畅销小说，我们每年评6部，在北京发奖，把一些外国专家请来做一些交流。这个活动做了三年了，刚才有网友问我说这个你们做得并不是很成功，坦率的讲，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我们也承认目前这个活动的反响没有预期那么大，但是我们同时又冷静的在想，打造这样一个活动的品牌是需要时间的，这是我们出版社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在出版外国最新的文学作品上进入，而不是把这个市场拱手让出，我们我们希望是高质量的进入。我相信，如果这个工作我们持之以恒的做下去的话，而且每一年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年度评选”的活动会成为一个品牌性的活动。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不断的改进，而不是萎缩。事实上，这几年我们也在一年一年的想办法，如果各位网友在这方面有什么高招，我也非常诚恳的希望给我们支招。
　　[木克金]:我觉得，人文社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要短视，要坚持高定位。
　　[潘凯雄]:我非常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不要短视，一定要坚持自己。坚持自己之后，我还想补充一句，既要有所坚持，又要有所发展。事实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出版方针，我们出版社因为有50多年的历史，所以积累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优秀文学资源，但是这个资源你必须要把它用好，用好了才成为资源，用不好就成为库存产品放在哪儿了。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激活我们手头所拥有的出版资源和组织新的原创作品相结合，一直追求的是长销图书和畅销图书的相结合，这两条腿在整个出版结构上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结构，不简单的依靠一条腿走路。所以，有的出版社单一的走畅销书路线，我们当然也会对畅销书投注一定的精力，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畅销书上，我们更希望的是既畅销又长销的产品，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了。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非常注重图书的市场推广，前面有一位网友提出来《哈利波特》的市场推广，这块上出版社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又坚决反对恶炒，所谓恶炒就是指脱离实际、欺骗读者的炒作。我们注重市场推广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出版社至少比较早的单独设立一个策划部，这个机构目前所承担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市场营销和推广，通过各种媒体，把我们出版社的图书介绍给读者，包括今天在人民网上的访谈。据我所知，在我们之后有很多出版社也这样做了。我们确实既要坚持自己，又要有所发展，要坚持文学的高品位，同时也要关注一些流行文化。因为做出版，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时代，不能离开现实，孤芳自赏肯定不是一条发展的道路。
●评论界的恶俗现象并没泛滥
　　
　　[文学大王]:你如何看待80后写作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没有出版过80后作家的书？以后会不会走这个路线？
　　[潘凯雄]:我想80后作为一种写作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对整个80后的写作也需要有一个具体分析，80后的写作并就是一种模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过市场上很火的80后作家的书，但是很年轻的作者的书我们是出过的。以后会不会走这条路线？不好做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回答。我们的出版宗旨里有一条是兼容并蓄，80后是一个丰富的写作现象，坦率的讲，这里边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平平的东西，我们不会专门就80后如何如何，但是如果80后的写作里确实有一些优秀的东西，我想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把它推出来。
　　[文学大王]: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你如何看待当前文学评论界存在的弊端，比如捧评、棒杀评以及红包评论等现象？
　　[潘凯雄]:这位网友提了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我就以个人的身份回答。看样子，这位网友对评论界的现象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得坦率的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评论界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也没有到泛滥的地步。第一是存在，第二为数也不是太少。所以，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说，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学评论，所谓的捧杀、棒杀，实际上就是当年鲁迅先生的捧与骂，要么就是极端的鼓吹，要么就是一棍子打死，这两种极端的东西，我个人是极为反感的。红包评论的现象，的确有这种现象，作为我个人来说，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反感的。
　　这种现象出现有它很复杂的原因，只有从两个方向去着力解决，一个是做文学评论工作的个体，应该有基本的道德自律，就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这当然是一个大话。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也好歹在乎一些自己的名声，不要太不值钱了，太贱就把自己卖掉了，拿二三百块钱的红包就做一个打引号的御用文人，对个体来说，确实有个自重的问题，否则对个人的发展也不好。
　　另外一条，从全社会来说，要形成一种对这种东西的谴责，至少是不追捧。但是现在没做到这点，有一些媒体，实际上也助长了它，缺少一种比较求实的态度。有的人说这也是一种学术腐败，能不能用“腐败”这么重的词？现在我也吃不准，但剽窃、抄袭的确是腐败。捧杀、红包做多了会把自己的牌子砸掉，以后谁会相信你的话呢？
　　[孤松]:在今天，伪书猖獗，盗版泛滥。潘社长对这种现象如何看？
　　[潘凯雄]:目前，伪书的确非常猖獗，特别是我们感觉到盗版更猖獗。我们出版社深受盗版之苦、之害。我们在打击盗版、打击伪书上也尽我们所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坦率的讲，出版社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出版社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它只是一个出版机构，它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舆论的呼吁，向有关部门举报，我们出版的图书被盗的太多了，我们印数过万的图书差不多都被盗过。出版社面对这样的现象，只能通过媒体来接受，另外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出版社本身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指望出版社打假，本是就是没有法律知识的说法，出版社没有资格打假，它不是一个执法单位。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想只有两条，第一，我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第二，广大的消费者不要买盗版。从事盗版的人就是贼，贼大家都很讨厌，被盗版的产品就相当于赃物，如果告诉你是赃物，你会买吗？我现在告诉你们，盗版图书就是赃物，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只有这两条做到了，伪书也罢、盗版图书也罢，才能有所遏制，否则的话，盗版真是一件令出版人非常痛苦的事情。
●人文社的成功之道与未来蓝图
　
　　[主持人]:可否为人文社多年来的成功之道做个总结？顺便畅想一下它在未来的构思和战略蓝图。
　　[潘凯雄]: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来的，对成功之道做总结的话，还是回到我前面说的几个意识上来。一个是责任意识，一个是质量意识，一个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同时要增加一个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
　　至于畅想一下未来的构想和战略蓝图，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工作做得比较成功的话，因为目前出版全行业都在深化改革，如果改革成功的话，我们未来应该是一个沉淀结构更加丰富、出版形态更加多样、市场反应更加灵活的，既是专业又是大众的，既是国家的又是世界的出版机构，如果把这句话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产品结构更丰富。我说的产品结构，是指图书的选题结构，现在我们当然是古今中外都有，但是怎么样进一步细分、定位更准确，希望更丰富一些。我们现在的出版形态现在是单一的图书，还有少量的报刊，但是报刊没有做强做大，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仅是图书贼一条腿，还有期刊这一条腿，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衍生产品，在产业链上做文章，市场反应更灵活。因为我们是50多年的老社，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形态。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我们往专业的方向发展这个我们不会动摇，但是怎么样被读者接受，就是大众的。中国文学怎么和世界接轨，怎么样让世界上更多的读者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当然不是一家出版社所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出版社应该有这么一个目标，有这么一个理想。我想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勾画未来的构思，如果能做的话就是蛮好蛮好的。
　　谢谢各位网友，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相信以后还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我也真诚地感谢各位网友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以来的支持，我也希望你们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同时，也要感谢人民网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也祝人民网越办越好。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
来源：人民网

边走边唱系列：【精彩照片】我脆弱的呼吸道终于没有承受住北京浓厚的空气

星期日到了北京，北京就开始大雾，空气变得“厚重而丰富”，里面含有各种工业颗粒，汽车尾气，和取暖煤炭的气息。这次是我这么多年来见过的最“丰富”的空气，而且持续很多日子。2001年的时候我在北京遇到过一次，那次病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就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在冬天来北京。这次因为安排别人的行程，所以没办法，12月份来了北京。当然也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脆弱的呼吸道在到达北京的三天就开始发出像火车一样的呼吸的声音，每次吸入空气好像都能听到空气中的颗粒的“哗啦，哗啦”的经过我鼻子嗓子的声音。今天终于开始发烧了。
美国真的可恨，他们把空气弄得那么纯净，以至在那里住久了人们丧失了对不洁空气的抵御能力。所以一回到地球上空气“丰富多彩”的地方，人的肺和呼吸道马上就承受不住了。所以应该把北京的空气装瓶卖到美国用来治疗花粉过敏等空气不洁导致的疾病，提高在美国居住的人们的免疫力。
其他北京的照片，看这里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sets/72157594416412996/detail/

边走边唱系列：【精彩照片】上海徐家汇
　　今天去徐家汇见朋友，路过徐家汇天主教堂，看到对面的“上海老站”餐厅，好像以前停放火车头的地方已经被“铁建工集团”的工棚占了。估计这个很有特色的餐厅也就从此消亡了。十分怀念三年前在这里吃饭的情景。
　　徐家汇到处人山人海，门口Gore-Tex在做市场推广。里面DKNY在摆摊，反正到处都是人。

其他照片，见这里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sets/72157594402597383/detail/

边走边唱系列：【精彩照片】芝加哥大雪，上海暖冬

　　昨天晚上就被通知芝加哥将会有12到16英寸的大雪。果然夜里12点开始下雪，越下越大。到早晨6点的时候已经有近一英尺厚了。我去铲雪，否则的话一会儿去机场车都从车库出不去。雪很湿，很重，也很大，铲过了一会儿，我的parkway就又被雪覆盖了。
　　上午8点临出发前最后一次查航班的情况，美联航800电话里说“on time”。但是和我一起去上海的律师说，她的司机从网上看，已经“cancel”了。于是又上网，果然cancle了，不过cancel的是从纽约到芝加哥这段，芝加哥到上海还是“on time”的。
　　开车去机场，一路上看见许多两轮驱动的车子都陷在雪里出不来了。多亏我的车是一辆四轮驱动的SUV，而且在雪地里性能极佳。所以一路上比别人开得快很多。在芝加哥就要开这种车，到了雪天就看出优势来了。所以，小草说：你开那么大一个车干什么？上下多不方便啊。现在知道干什么了吧！
　　到机场了发现美国国内航班基本都取消了（小草，完了，走不了了）。AA的飞上海的航班也取消了，只有美国联航的还在飞。
　　飞机其实还是晚点了，因为要按规定要除冰，所以还是晚起飞了一个小时。在飞机上看他们除冰。

　　由于纽约到芝加哥这段航班被取消了，所以飞上海的航班上人极少。一个人一排椅子，本来律师建议说升级去商务舱，但是决定还是在经济舱更舒服。我一路基本都是躺着睡到上海的。
　　我基本不买商务舱的机票，都是到机场临时升级。比如一张商务舱的往返机票，如果提前买是5500美元，经济舱往返机票是1000多美元。但是在机场临时升级，单程只需要550美元就够了，这样往返机票可以节省大概3000多美元。但是缺点是有的时候如果飞机满员就买不到升级。这些小trick，都是我们这些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人在乎的，如果是花公司的钱，who cares? 早早就把商务舱定好，省得费事儿！
　　到了上海，司机告诉我：安总，上海前些日子下雨下了20多天，昨天刚刚出太阳，您就来了。
　　真会说话。
　　晚上去吃湘菜，辣得我嘴唇都肿了。
（国内用flickr这么这么慢啊，难怪用的人少！）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sets/7215759440259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