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系列：董寿平谈三一八惨案 （转贴）
董寿平谈三一八惨案
记录者按：1926年三一八惨案，是20世纪上半叶惟一一次中国学生在最高当局门口流血的事件。1994年2月至9月，记录者在为书画家董寿平（1904,2,17-1997,6,21)进行录音采访，以备为其写传记过程中，做为亲历这一惨案的当事人、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６次着重谈了惨案前一天下午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翠花胡同8号对学生领袖的动员。为了让后人多侧面地了解这一惨案，将其口述原汁原味地整理如下，并将三一八发生后一些可印证的资料附录于后。
1994年1月21上午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东方大学创办人、校长余天休（任注，天津人民社《胡适选集》第290页谓：“这五大敌人是不用我们详细证明的。余天休先生曾说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贫穷线以下），讲新的社会学，死了七八年了。卡特当总统时的顾问，广东人。国民党时到美国教书，再以后当卡特顾问。我有的同学跟他有来往，说是卡特的顾问。过了一年我问他，说死了。卡特小他几岁。我1922年在北京最初上的世界语学校是1920-21年创办，后来我到南开大学不到一年，1924年春转到北京东方大学，26年3月出事后，暑假我回了洪洞老家。我一直是孤立，对谁也不接近。认识的老乡，也有为共产党干的，认识是认识，谁也不接近。我干我的。24年转过来就是三年级。到南开学经济，基本上是辛亥革命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实业救国，如何振兴中国。1928年看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7年在山西呆了一年，28年到北京，全家搬来了。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不跟上上当。明知道不行的事情。前一段李大钊的女婿（任注，在董寿平病房见过这位姓贾的山西人，戴着眼镜，很文雅，他的继任妻子姓金，满族人）又来找我，他不知道那个。李大钊他本身是书生，利用学生去卖命。所以我对那个认为冒险，危险得很。我戴了十年共产党的帽子，全部是因为这个。山西人认为，好象我是共产党，当共产党抓。我跟各个派别都有来往，跟左派接近一点。
1994年1月23日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那是学生运动。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他这是对学生领袖讲的。现在美术馆前面有个胡同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八号，那是国民党的总部。院里挤得满满的。李大钊在中间，陈毅、于树德在他左右。陈毅当时是中法大学的。我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代表。我和刘和珍等没来往，就是一个学生会代表。他们跟鲁迅是一派。那是对多少学生训话，我怎么能说话？听人家训，站着听。李大钊他也在台阶上站着。我认为这是不能成功的事情，制造混乱。所以我第二天就不再投入了。第二天参加不在前头了，在前半段中间。我不干那事。我认为这是自找逮捕，牺牲得没用。无非挑事，煽动。我这人是给任何人不做工具。北京大学在前头，二三万人。头天院里学生代表几百人。三一八死三十几个，（下令）开枪的是楚溪春（任注，据《民国人物大辞典》，楚溪春，1896-1966，河北蠡县人，1925年任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去职后，入陆军大学，后任山西教导团教育长。1927年秋，任第七军少将参谋长……）。段琪瑞叫执政。没总统了，也没国务院，叫临时执政府。开枪，学生如鸟兽散。普遍抓，学生代表都要抓。我跑到菜市口山西卖纸的店里藏起来，呆了二十多天就回山西。那年没举行毕业典礼，都跑了，毕业证没拿到。毕业证谁管？谁也不要了。后来校长都跑到美国，不是因为此事，余天休当时是新的，后来是反动的。八十年代是卡特的顾问，讲社会学。东方大学校址大概1928年改成辅仁大学。
1994年3月7日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我原来是学经济的，后来学哲学什么乱七八糟的，在东方大学学经济思想史，那以后主要搞学生运动，那几个月没好好读书。接着三一八惨案，我是东方大学的代表。当时，学生为什么能组织起来？是因为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影响北京学生活动起来。那时国民党党部已经成立，主要负责人是李大钊、陈毅、于树德三人（任注，据《民国人物大辞典》，于树德，1894-1982，河北静海人，曾任北大讲师、教授。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1月、1926年1月连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由这三人领导北京的学生。那时无所谓党派，不一定是什么党。其中绝大多数人名义上说是激烈派。国民党公开了，党部就在美术馆前边的翠花胡同八号。游行学生经常在一块开会。从三一七开始游行。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我在前头，闯哩。后来游行几个钟头就散会。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就集中到翠花胡同八号训话。李大钊讲话，明天继续游行，你们回去准备棍子棒子，举行首都革命，（任问董《鲁迅全集》讲的八国联军问题，）与那没关系。当时学生与学生有一个争执的口号，一个“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比较温和的一派，认为纱厂事情是日本的纱厂，英国纱厂记不清。工人顾正红，为顾的事。当时大家心里明白。现在看起来激烈的、说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是共产党，即国民党左派。当时是国共合作，在一块。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是针对具体事情，是没有党派人的想法，就事论事。游行第二天，两个口号，一切帝国主义、英日帝国主义。事前在沙滩北大红楼开过好几个会，一开会就争论起来，争吵不休，甚至板凳、椅子就飞起来了。因为是学生会，不是国民党的会，我也参加。实际上以国民党为主，国民党左右不分，那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外部学生不管那事儿。学生会是学生会，学生会内有国民党，国民党内有左右派。共产党是左派，国民党是右派。左派是激烈的，右派是比较温和的。非党派学生没关系的，更是散的。当时我是出于爱国，东方大学参加游行的一百多人。现在没有了。辅仁大学是接的东方大学的地方。完了后学校也完了，校长也跑了，他并不为此而跑，也可说为此而跑。
开枪打死三十多个学生后，就抓学生，哪些是学生会的代表都要抓。象我的名字不一定在被抓的名单。以后我就躲在山西商人，菜市口有个洪兴纸店，人全是洪洞、临汾的，东家是北京的。呆了二十多天，以后他回家。我就把头也剃光了。原来分头，学生都是，到那时推成和尚头。（任：通缉五十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回去以后，有个想法。以前也没有分析自己。经过那个场合，我认为我不是跟人斗的人（任：搞政治不行，军事也不行），全不行。我这么一想，我要存在，也得对国家做一点事情吧。所以我就考虑几个问题，干什么？我认为比较自由的职业只有医生和书画家。干医生，学医没基础；一考虑，学写字画画吧。学写字画画本身有条件，收藏多，从小就受这影响。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从家中收藏的画中拿出研习的第一张画就是恽寿平的牡丹。寿平这两个字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但我还不敢公开把它做为我的别号（任注，董寿平名董揆）。因为我父亲还在。我画画他也不好意思禁止，但他希望我到政界做事，他认为我应该懂得字画，但不主张我以这个为职业。我母亲倒愿意我以此为职业，甚至不主张我进入仕途。我５月回去的，我父亲当年冬天死了，料理完后事，我就把别号定为寿平。第二年，27年国民党公开在各县组织县党部。我无意参加这些党派，洪洞有人想叫我参加。27年下半年北方也搞清党，这些人就给我造谣说我是共产党。我也不跟他们争，从那时起坚持画画。28年就来到北京。
1994年３月19日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任：三一八时你们学校的拿棍棒没有？）没有，其他学校的就不知道了。我们仅仅是学生会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任：人家叫拿棍子，怎么不拿？）当然我不赞成呀！首都革命你就能革了命？不但我，我认识的人都不拿！我一看这，指导的方向不对呀！第二天去的人就少，第一天天安门前结合的人很多，这天比较少。你这棍子棒子能顶住枪子儿吗？不能说呀。我那个反正到那儿算完，凡我认识的都不拿棍子棒子，知道拿棍子棒子要卖命哩。从此以后再也不干学生运动了。李大钊的女婿，问这一段，几个人都是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口径。
1994年4月12日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道不同，不相与谋。（任：搞革命就得偏激，你这搞不成）搞不成。我知道我不行。（任：美国汉学家龙夫威赞赏中国的中庸之道），世界也得中庸，鲁迅恰相反，也是矫枉过正。解放前教师可带五六个学校的课。时间冲突，轮流向各校请假。一回十块钱。梁启超贵，二十块。我听鲁迅讲的就一学期（当天新闻报楚图南讣闻，董说也是世界语学校的）我就是志不同，道不合。他们搞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所以我就走了，到天津了。在世界语学校没找到一个现在有来往的人。
（任：你这个人中庸，为什么到东方大学成学生会负责人了？）那是爱国的。爱国是一回事，你这又是一回事。（任：爱国也得斗），那可不然。你看咱这办实业的怎么干，全不是用武力的。实业救国么，去天津也是为这个。我相信办实业能抵抗外来的，不是拿刀子砍的。（任：你在学校表现比较积极），那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侵犯，打死一个工人么，学生就起来了。这以后我就不做人的工具，我就（任：反正比较活跃）比较活跃，所以回（山西）去，人们说我是共产党么！
1994年9月19早上董寿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谈：
我对学生运动看得多，现在过去将来，乌合之众，绝对不成。李大钊女婿老叫我说三一八那一段，我老不说。李大钊、陈毅、于树德，领导头一天还可以。第二天说的那些话是不近情理的话。明明段祺瑞上上剌刀在那儿挡着哩，在张自忠路上，你叫学生拿棍子棒子首都革命，这行吗？那时叫铁狮子胡同，外交部，后来叫国务院。头一天我也傻着哩，挤到前头，剌刀尖离我也就差这么一截（比划离鼻子一尺多）。学生散了以后，就把我们召集到翠花胡同八号，说今天回去准备棍子棒子，咱们举行首都革命。我一想，他枪我棍棒，能顶得住吗？李大钊是领导，（三一八）参加没参加我可没看见他。他是书生。他们滑得很。（三一七）陈毅不讲话。人生经过许多事情，我叫他们鼓动不起来。
附录：
1，关于1926年3月17日下午的动员
《北京特别执委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称：“十七日上午，职部又派同志四出奔走，召集各团体参加本日下午之联席会，同时京中各报已登出八国通牒全文，人心极为愤慨。职部为浩大声势，也曾派专人与民治主义同志会、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等反动团体接洽，说明此次运动之意义，应各派合作，彼等极为同意，并决定参加此次运动。是日下午一时到会团体，计百五十余，除五十余团体为平常热心民众运动者外，其余皆属不常参加民众运动之团体，如教会学校及各省旅京同乡会之类。当时公推丁维(惟)汾同志主席议决：(一)本会定名为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二)十八日午前十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举行大示威运动。(三)公推徐季龙、李石曾、顾孟余、黄昌谷、丁维(惟)汾、蒋梦麟、陈启修、林森，李大钊、于右任、学总会代表、工总会代表等十三人组织大会主席团。（四)将本日到会代表分两组，赴外交部、国务院包围，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五)两组代表应举出发言代表。当举出赴外交部发言代表三人，安醴(体)诚、王一飞、陈公翊(皆本党同志)；赴国务院发言代表四人，当举出陈毅，陈日新、王布仁(皆本党同志)、辛焕文。两组代表，即于三时半分头出发。（原载北京《党声》杂志第三期，1926年5月1日。转引自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任按，此报告未说明开会地点，与董述翠花胡同八号那次会议的人员构成也不相同，也未说明如何传达贯彻到学生中，可能不是一回事。）
2，各方对棍棒等的不同说法。
卫队旅长宋玉珍（十八日午后四时）（向钧座）报告：“本日午后一点二十分，突有形似学生之暴徒，约二千余名，均手执木棍，由铁狮子胡同东口进入，包围国务院。……代表……向群众宣讲……第一先驱逐卖国贼之卫兵，第二进入搜查卖国证据，并将卖国贼交民众处决。言毕即高声大呼，敢死队向前，竟向前猛冲，并见持手枪者约二十余人，向该卫兵等狙击，致将随从兵刘万林右臂击伤甚重。该卫兵等为自卫计，不得已稍加抵抗，并当场夺获六零一二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两粒，五零零一来得手枪一支，子弹三粒，该暴徒等旋即逃散。”同日午后六时卫队旅呈：“……国务院门前暴徒失木棍约二百余根……”（同上书第46-47页）3月19日《临时执政令》：“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以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同上书第42页。）
1926年3月《学生总会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1）这次到会群众之数万人，都是自动反帝国主义而参加，并不受任何人的利用和鼓动。……（2）这次事变发生以前，到国务院时都是赤手空拳，绝对没有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同上书第65-66页）
《时报》（十九日京讯）《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 ，狂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群众多执木棍，棍端嵌铁钉以为武器。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惨剧开幕矣。”（同上69-70页）
朱自清屠杀后五日写完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全数约二千人，……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同上书第341页）
陈翰笙同年3月24日写成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接近下午一点钟时候，队（伍）游行到铁狮子胡同，进国务院的东口，过五分钟，照壁以北，卫队以南就充满了群众。四面有四五十工人，所携旗帜都是木杆做的。东面都是中学校学生，手中连木旗杆也没有。……”（同上第351页）
任按，从以上不同方面不同说法中，可以看出有一些学生、工人都拿着木棍，有的“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这不可能是自发完成的。董寿平的口述为解释这一疑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３，梁启超对示威组织者的谴责
惨案发生时，梁启超因尿血在协和医院刚做手术。同月30日徐自摩去探望时，梁让他记述自己的谈话，首先谴责：“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再次，为惨遭毒害的青年们著想，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同上书第221－222页）
４，惨案一年半以前的“首都革命”
早在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二年后，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做通了曹、吴部下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5日，孙中山宣称移师讨伐曹、吴。10日后，张作霖组织六路军入关。直军分三路应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自以为势力大，一心要消灭张作霖，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山海关，没想到部下会对他下手。可是负责西路热河、古北口这一路的冯玉祥早已别有所图。冯的缓兵之计是修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迳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三军军长。续西峰事前密派人赴粤请孙中山，孙岳有意让孙中山任首领，但是冯亲诣天津迎段祺瑞出山，以执政名义主持政府。孙中山闻讯离粤北上，但张、段已联合把持权柄。续西峰叹息“画虎不成反类狗”。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参见赵正楷：《徐永昌传》第八章“首都革命”，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年；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文史精选》第10册。）
任按：孙中山、续西峰等蓄谋已久，冯玉祥等用三个军以上兵力搞的这次“首都革命”，最大受益者是段祺瑞。刚过一年半，有人却鼓动学生工人搞第二次“首都革命”，用几条木棍就想从段祺瑞手中夺取政权，岂非儿戏！经过这许多血的教训后，共产党终于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003年夏整理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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