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系列: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功之“道” ——优秀出版社社长总编系列访谈之一 (转贴)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功之“道” ——优秀出版社社长总编系列访谈之一

2005年06月17日

【编者按】6月17日上午9点40,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应邀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与网友共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展路。以下是根据访谈实录整理的全文,供网友共飨。

  【嘉宾简介】潘凯雄,男,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家。原《文艺报》社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责任 质量 精品 人文社的优良传统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的出版物一直是国内读者获取文学素养的源泉,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出版读物的最高水平。请潘社长先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宗旨以及它的定位?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份成立的,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如果说它的宗旨和定位,那就是以繁荣文化出版事业、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结构,兼容并蓄,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成果。

  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以国家的建设为自己的责任,还有就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另外它是考虑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各层次结构,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所以它所出版的文学图书是囊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现在中国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大概有50多家,还有许多非专业的出版社也在出版文学图书。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兄弟出版社可能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偏重古典的、古籍整理的的,是侧重在一个点上。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今中外,这是和其他出版社在文学出版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特点和定位。

  [主持人]: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被中宣部等部门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潘社长,你对“优秀出版社”这个称号如何看?

  [潘凯雄]:优秀的出版社这个称号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因为名声在外了,所以对国家,对广大读者,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努力,做到对国家和读者都负责。而一个出版社的成功,离不开两头的支持,一头是作者、作家,另外一头是广大的读者,出版社不过是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这两条缺任何一头,我想出版社都是做不好的。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成就卓越,今天仍是我国出版业的排头兵,那请问人文社所赖以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是什么?

  [潘凯雄]: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又说我们成就卓越,又说我们是排头兵,实际上我们自己根本不敢这么说。人文社发展的优良传统简单的概括就是:第一,是责任意识,因为出版业是一种文化事业,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不能不讲责任感,这样一个责任感,既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对读者的责任,绝对不能没着良心办事。

  第二,是质量,对文学作品来说,就是要有一个精品意识,这样一个精品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作品的判断、选择,也有对作品的制作过程,比如说我们出版社到现在为止,选题论证制、三校一读制,有的出版社5—7天就能出一本书。坦率的讲,您要我们赶这个时间,我们也能赶出来,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做,就是我们要保证基本环节,比如说三个校对的环节加上一个通读的环节,一个不省。想一想,20万字的图书要校三遍,而且校都要一个人校,几个人校的话,前后就不统一了,要校三遍,还要有一个人通读一遍,再加上最后的终审,这些基本的流程上去的话,5—7天是不可能做出来的。现在一些作家朋友为什么喜欢在我们出版社出书?其中有一条,认为我们的文字质量非常好,不像有一些读物上错别字、病句特别多,这些我们都认为是质量意识或者是精品意识。

  第三,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我觉得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一个做出版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文学出版,审美的趣味应该说个人是有差异的。从事编写也好,从事管理的人也好,同样有自己的趣味和好恶,做出版的话,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实际工作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学出版事业能够多样化,能够百花齐放,而不是单一的。

  责任意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50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基本立场和文化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再强调两点。一点是竞争的意识,另外一点是市场意识,前面这几点,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仅有这三点,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考虑要学会竞争,当然是公平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同时,要有非常敏感的市场意识,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在今天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出版社是为人类生产精神食粮的工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必须赢利,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问题上,人文社如何权衡,又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的?

  [潘凯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有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社会效益是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各种有害的图书、各种不健康的图书,我们是坚决不予考虑的,这个前提就不谈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不做任何片面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济效益也就很难讲社会效益,对图书来说,经济效益体现在发行量,比如说一本图书,现在经常讲的五千也好,八千也好,是它基本的利润的平衡点,如果低于就可能要亏损,就不能有经济效益,发行量越大,经济效益就会越大。如果把这个基本道理讲清楚,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读者买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当没有人读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社会效益从哪儿谈起?所以,我们讲两个效益的统一,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绝对不做那样的理解,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社会效益好,不考虑它的经济效益,即使赔钱也要干,不做这样简单的理解。要想产品真正产生社会效益的话,必须相应产生经济效益,否则的话,社会效益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做这样空洞的理解。

  有一些文化积累的工程,我们出版社一直在承担着,比如说古今中外作家的全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东西,确实有它绝对的文化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规模都很大,动辄二三十卷,这样一个规模,销售可能就是500多一套或者更多,这样对普通的读者来说,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文化产品对国家建设来说确实是需要的,但是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有问题了,这样的东西就不可能发行量走得很大,这时候就需要出版社给予一定的扶持、投入。这样的东西,我想即使有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的话,就要靠别的盈利来补贴。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长销畅销一齐抓 人文社的市场运作
 
  [网友]:我是读着人民文学社的书长大的,我们全家人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它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希望人民文学社越办越好。

  [潘凯雄]: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出版社的鼓励,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网友在全国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平常做各种和读者沟通交流的活动中,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就是说我们都是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长大的,我相信40岁或者30岁以上的读者,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对此我们出版社的全体员工非常感谢,但是同时也觉得是一种压力,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实在是对这批读者极大的辜负。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这批读者、网友对我们的厚爱,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通过我们的努力吸纳更多忠实的读者。

  [网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以前一直是独领风骚的,但近年来,南京译林出版社在此领域好像比人文社做的要好,请问潘社长对此问题如何看啊?

  [潘凯雄]: 这位网友朋友看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个副牌,叫外国文学出版社,应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出版社的确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做了很多工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可以不客气、不谦虚的这么说。但是,以前确实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刚改革开放那段,能够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是非常少的,文革之前就是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家,而且当时有个不公开的约定,我们是偏俄苏,他们偏欧美,我们偏古典,他们偏现代一点,而且当时能出的只有我们两家。当时全国的出版社也没有那么多,从出版外国文学的态度来看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那个语种的编辑,这个语种的书我们是不能出的,这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社越来越多,出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而且有些出版社也未必死守这条,整个出版社没有一个人懂英语的,但是能出英语书,这种情况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也得坦率的承认,这些年也有其他一些兄弟出版社在出版外国文学这块做得比较成功,比如说上海译文,比如说南京译林,在做关注国外最新畅销书方面,比如说云南文学出版社曾经在出拉美文学这块,比如说当年的漓江出版社出过诺贝尔获奖作者的作品系列,这些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也在采取措施,到目前为止应该讲,在外国文学的经典出版部分,就是二十世纪以前,包括二十世纪上半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实力或者功绩还是大家公认的,但是我们短就短在国外当代文学这块,就是追踪最新的国外的出版动态这块,我们做得不够。这几年,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在采取措施。

  [网友]:请问《哈里波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吗?这本书是如何策划和炒作的呢?

  [潘凯雄]:《哈利波特》当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仅出了一本,而且出了五本,今年可能要出第六本。我刚刚说,我们在出国外的当代文学的力度不够,实际上我们这块的工作也在做,比如说《哈利波特》就非常成功,令同行非常羡慕。这本书要说策划,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版权引进,因为《哈利波特》进入中国之前,已经是全球畅销书了。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家出版社都盯着这块肥肉。为什么最后选择我们?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由他们来回答。反正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我们算胜出。这个选题反映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敏感和眼光。

  但是,在国外很畅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以后,是不是同样畅销,就不好说了,因为同样有国外非常畅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以后默默无闻。所以,引进以后,如何打开中国的市场,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哈利波特》是在儿童文学写作里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以前基本上是写实的、教化式的东西,这样一种魔幻的东西,如何让我们的读者接受,我们的少儿读者、年轻读者能不能接受,这的确是当时一个问题,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想人类文化总是有共通的一面,尽管种族、语言不同,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人的欣赏是有相通的一面的。所以,在后期的市场推广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确保了《哈利波特》这样一个全球的畅销书进入中文市场以后同样畅销,因为每一册的销量就达到100万以上。对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虽然100万不是很大的数目,但是在中国的市场,100万是非常惊人的数目。而且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一个长销书了,形成的销售节奏是每一册一上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量,以后变成每年要走一个量。所以,《哈利波特》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畅销书,同时也是长销书,我们后期推广的确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网友]:人民文学的书价是很不是有点贵了?

  [潘凯雄]:平心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价不能算是很贵的,充其量算是中等的。我们的定价有一定规矩,因为出版社说是事业单位,实际上也是企业经营,就肯定有一个成本的概念,每一种图书根据它不同的成本,会给它一个非常合适的定价,而且也会考虑到它的读者对象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价。说书价贵,我想这是出版业和读者的沟通不够,因为这么多年来,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上涨,图书也一样。可能大家比较习惯了其他产品的涨价,比如说一包烟,三十五十的没有人说贵,但是很奇怪,一本书30块钱的定价,就会有人叫贵。这是两方面的事儿,一方面作为出版者来说,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承受能力和他的消费能力,要把定价定在合理的位置上。作为读者来说,对文化产品的价值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不能简单一味的抱怨书价的高或者低,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主持人]:近年来,人文社在对外引进方面都做过那些有益的尝试?贵社引进的《哈利波特》曾热销一时,不过还在做的年度国外小说系列反响并非很好,这些小说可能很好,但问题是如何保证引进的图书确实为我国读者喜欢?

  [潘凯雄]:这几年我们出版社在组织一个年度国外小说系列评奖,已经做了三年了,我们请来一批外国专家,在评上一个年度国外最新的畅销小说,就是由中国的专家评国外第一时间出版的畅销小说,我们每年评6部,在北京发奖,把一些外国专家请来做一些交流。这个活动做了三年了,刚才有网友问我说这个你们做得并不是很成功,坦率的讲,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我们也承认目前这个活动的反响没有预期那么大,但是我们同时又冷静的在想,打造这样一个活动的品牌是需要时间的,这是我们出版社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在出版外国最新的文学作品上进入,而不是把这个市场拱手让出,我们我们希望是高质量的进入。我相信,如果这个工作我们持之以恒的做下去的话,而且每一年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年度评选”的活动会成为一个品牌性的活动。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不断的改进,而不是萎缩。事实上,这几年我们也在一年一年的想办法,如果各位网友在这方面有什么高招,我也非常诚恳的希望给我们支招。

  [木克金]:我觉得,人文社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要短视,要坚持高定位。

  [潘凯雄]:我非常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不要短视,一定要坚持自己。坚持自己之后,我还想补充一句,既要有所坚持,又要有所发展。事实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出版方针,我们出版社因为有50多年的历史,所以积累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优秀文学资源,但是这个资源你必须要把它用好,用好了才成为资源,用不好就成为库存产品放在哪儿了。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激活我们手头所拥有的出版资源和组织新的原创作品相结合,一直追求的是长销图书和畅销图书的相结合,这两条腿在整个出版结构上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结构,不简单的依靠一条腿走路。所以,有的出版社单一的走畅销书路线,我们当然也会对畅销书投注一定的精力,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畅销书上,我们更希望的是既畅销又长销的产品,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了。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非常注重图书的市场推广,前面有一位网友提出来《哈利波特》的市场推广,这块上出版社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又坚决反对恶炒,所谓恶炒就是指脱离实际、欺骗读者的炒作。我们注重市场推广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出版社至少比较早的单独设立一个策划部,这个机构目前所承担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市场营销和推广,通过各种媒体,把我们出版社的图书介绍给读者,包括今天在人民网上的访谈。据我所知,在我们之后有很多出版社也这样做了。我们确实既要坚持自己,又要有所发展,要坚持文学的高品位,同时也要关注一些流行文化。因为做出版,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时代,不能离开现实,孤芳自赏肯定不是一条发展的道路。

●评论界的恶俗现象并没泛滥
  
  [文学大王]:你如何看待80后写作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没有出版过80后作家的书?以后会不会走这个路线?

  [潘凯雄]:我想80后作为一种写作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对整个80后的写作也需要有一个具体分析,80后的写作并就是一种模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过市场上很火的80后作家的书,但是很年轻的作者的书我们是出过的。以后会不会走这条路线?不好做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回答。我们的出版宗旨里有一条是兼容并蓄,80后是一个丰富的写作现象,坦率的讲,这里边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平平的东西,我们不会专门就80后如何如何,但是如果80后的写作里确实有一些优秀的东西,我想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把它推出来。

  [文学大王]: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你如何看待当前文学评论界存在的弊端,比如捧评、棒杀评以及红包评论等现象?

  [潘凯雄]:这位网友提了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我就以个人的身份回答。看样子,这位网友对评论界的现象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得坦率的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评论界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也没有到泛滥的地步。第一是存在,第二为数也不是太少。所以,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说,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学评论,所谓的捧杀、棒杀,实际上就是当年鲁迅先生的捧与骂,要么就是极端的鼓吹,要么就是一棍子打死,这两种极端的东西,我个人是极为反感的。红包评论的现象,的确有这种现象,作为我个人来说,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反感的。

  这种现象出现有它很复杂的原因,只有从两个方向去着力解决,一个是做文学评论工作的个体,应该有基本的道德自律,就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这当然是一个大话。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也好歹在乎一些自己的名声,不要太不值钱了,太贱就把自己卖掉了,拿二三百块钱的红包就做一个打引号的御用文人,对个体来说,确实有个自重的问题,否则对个人的发展也不好。

  另外一条,从全社会来说,要形成一种对这种东西的谴责,至少是不追捧。但是现在没做到这点,有一些媒体,实际上也助长了它,缺少一种比较求实的态度。有的人说这也是一种学术腐败,能不能用“腐败”这么重的词?现在我也吃不准,但剽窃、抄袭的确是腐败。捧杀、红包做多了会把自己的牌子砸掉,以后谁会相信你的话呢?

  [孤松]:在今天,伪书猖獗,盗版泛滥。潘社长对这种现象如何看?

  [潘凯雄]:目前,伪书的确非常猖獗,特别是我们感觉到盗版更猖獗。我们出版社深受盗版之苦、之害。我们在打击盗版、打击伪书上也尽我们所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坦率的讲,出版社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出版社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它只是一个出版机构,它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舆论的呼吁,向有关部门举报,我们出版的图书被盗的太多了,我们印数过万的图书差不多都被盗过。出版社面对这样的现象,只能通过媒体来接受,另外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出版社本身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指望出版社打假,本是就是没有法律知识的说法,出版社没有资格打假,它不是一个执法单位。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想只有两条,第一,我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第二,广大的消费者不要买盗版。从事盗版的人就是贼,贼大家都很讨厌,被盗版的产品就相当于赃物,如果告诉你是赃物,你会买吗?我现在告诉你们,盗版图书就是赃物,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只有这两条做到了,伪书也罢、盗版图书也罢,才能有所遏制,否则的话,盗版真是一件令出版人非常痛苦的事情。

●人文社的成功之道与未来蓝图
 
  [主持人]:可否为人文社多年来的成功之道做个总结?顺便畅想一下它在未来的构思和战略蓝图。

  [潘凯雄]: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来的,对成功之道做总结的话,还是回到我前面说的几个意识上来。一个是责任意识,一个是质量意识,一个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同时要增加一个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

  至于畅想一下未来的构想和战略蓝图,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工作做得比较成功的话,因为目前出版全行业都在深化改革,如果改革成功的话,我们未来应该是一个沉淀结构更加丰富、出版形态更加多样、市场反应更加灵活的,既是专业又是大众的,既是国家的又是世界的出版机构,如果把这句话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产品结构更丰富。我说的产品结构,是指图书的选题结构,现在我们当然是古今中外都有,但是怎么样进一步细分、定位更准确,希望更丰富一些。我们现在的出版形态现在是单一的图书,还有少量的报刊,但是报刊没有做强做大,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仅是图书贼一条腿,还有期刊这一条腿,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衍生产品,在产业链上做文章,市场反应更灵活。因为我们是50多年的老社,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形态。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我们往专业的方向发展这个我们不会动摇,但是怎么样被读者接受,就是大众的。中国文学怎么和世界接轨,怎么样让世界上更多的读者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当然不是一家出版社所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出版社应该有这么一个目标,有这么一个理想。我想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勾画未来的构思,如果能做的话就是蛮好蛮好的。

  谢谢各位网友,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相信以后还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我也真诚地感谢各位网友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以来的支持,我也希望你们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同时,也要感谢人民网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也祝人民网越办越好。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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